■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王嘉旖

    2018年，在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支持下，金山区博物馆举办了“门泊东吴万里船——金山船舫遗址水下考古特展”。之所以举办这场国内首个船舫考古成果展，是因为在前两年的河道整治过程中，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意外发现了一处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清代中晚期船舫遗址。两年来，这个古代“私人停船库”经过“修旧如故”点滴修复，正慢慢恢复往日神采。

    这个小小的乡村船舫，也给了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博物馆副馆长余思彦众多灵感：“这为我们解读江南文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余思彦在提交的建议中呼吁，加强对上海郊区古镇的保护利用，将江南文化研究成果运用到江南水乡的古镇更新中，同时将江南古镇更新放到全市甚至长三角范围内谋划，加强对江南文化的溯源性、综合性研究及应用，重现立体多维的江南图景，为丰富上海江南文化内涵提供坚实基础。

    他说：“让我们以‘大江南’视角来审视江南文化。”

    舟楫往还，孕育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

    说起上海历史起源，很多人都会首先联想到小渔村。余思彦却认为，上海应当有更丰富、更悠久的历史叙述。海派文化是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具体体现，但海派文化又离不开江南文化的孕育滋养。

    大大小小的河流是江南地区最显著的地理特征之一。独特的地貌之下，生发于此的江南文化也有了碰撞、交融的特性。江南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正体现在上海的城市精神中。在多年探究江南文化的过程中，余思彦找到了客观存在、一以贯之的江南文化基因与特质，“要传扬江南文化，就要点滴复原江南文化的特质与基因，由此寻找出更多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历史源头。”在他眼中，江南文化应有更宏观、久远的叙述视角，从江南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更直观、清晰地触摸到上海城市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

    “比如，船舫的留存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余思彦认为，正是通过一个个乡村码头的舟楫往还，上海才一步步成长为海纳百川的大城市，有了今天的模样。

    “大江南”的“大”有两重含义

    在数据库中检索江南文化相关学术研究会发现，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余思彦想要还原的，是一个更立体、多维度的江南影像。

    他说，“大江南”的“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跨学科研究的“大”，要进行跨越历史、考古、文学、建筑等领域的江南文化多学科研究，从不同视角审视江南文化。其二是时空含义的“大”，即从更长时间阶段（上溯考古时期，下接近代开埠）、更大空间范围（苏浙沪、长三角、华东六省一市）去思考上海的地位、上海江南文化的地位。

    余思彦以该船舫遗址考古案例进行注解。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南船北马”的说法，所讲的就是南北地区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在水路发达的江南地区，船是人们经贸往来的重要工具。既然有船，就应该有停放船只的码头。

    金山区这个半淹没船舫遗址的发掘考古填补了同类遗址考古的空白，在考古学上也增添了一类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存。事实上，与金山船舫同类型的建筑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两处，分别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的俞家湾船坊和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的钱氏船坞。三者都分布在江南地区，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正是从细节上反映江南独特的水乡生活。据悉，三处遗存在形制、功能上皆相同，但也各有特色，这充分揭示了江南文化既相互融合又各有姿彩的一面。

    文化研究在文本之外，还应有“入世”一面

    人们常说“经世致用”，余思彦认为江南文化研究也应当如此，在强调研究本身之外，还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

    余思彦向记者谈起船舫遗址挖掘过程中的一个小片段：一开始，在河道整治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七根竖起的柱子。周边农民对这几根柱子的功能完全摸不着头脑。经相关研究团队考证才发现，原来这几根柱子正是古代船舫的遗迹。

    这让余思彦感触颇深。他说，上海郊区目前还有不少历史古镇，它们是上海的文化宝藏、珍贵的“家当”，值得我们不断挖掘、研究。但是现在这些古镇在保护开发上还存在资金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一旦这些历史遗迹被破坏，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

    余思彦呼吁，加强对上海郊区古镇的保护利用。一方面，将江南文化研究成果充分接驳、运用于有关江南水乡的古镇更新中。另一方面，将江南古镇更新放到更广角度进行谋划，统筹推进风貌保护、城市更新、旧区改造等，重现立体多维的江南图景，为丰富上海江南文化内涵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