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飞

    近几年，传统文化在华夏大地渐成复苏趋向，日见盛象。“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无不折射出这样渴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全民心境。

    读诗，让浮躁的现代人与失去的原乡和远方离得更近些，但在李劼看来，上千年来的诗论词话过分偏向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导引，不仅直接导致众位诗人、词人被标签化、脸谱化甚至污名化，而且间接将国人的诗性修养、美学趣味等一一带偏——后人在阅读唐诗宋词时，多停留在考较词句间的政治意义（即社会性），反而忽略了梳析其人性（即诗词作者通过嬉笑怒骂所透散出来的或顽劣、或沉郁、或浮薄、或刚毅等种种性情），甚至严重误读了诗词的言外之意。《唐诗宋词解》中的李劼，笔锋犀利，激昂难止，想常人所不能想，言常人所不敢言，其撰著此书的目的，可以说是给唐宋两朝那些名声赫赫的诗家、词家们勾描了一幅玲珑有致的“众生画像”。

    如副书名所言，李劼主张“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在他看来，立足史家以治唐诗的陈寅恪先生多考据历史细节，常以家国情怀、功名利禄等来衡量列位诗人，如此单向度的点评方法少了些可亲可爱的人情味。因此，从写作方式来说，李劼把大家名句杂糅在琐碎且复杂的人性中，带我们通过只诗片词，钻探诗人、词人们那无比广袤、深邃的内心世界。“唐诗的初唐气象，与其说是气象在诗歌上，不如说是气象在诗人上”，此言应证李劼绝不就“诗”论“诗”，而是由“诗”观“人”，打心眼里，他是瞧不起那些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的，只有那些拥有七情六欲、无比真实的诗家、词家才值得他点赞。

    “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敞亮”，所谓我手写我心，诗如其人，人有人品，诗亦如此，读诗是为了咀嚼“诗品”，通过李劼的导引，我们可以得窥骆宾王的骨鲠高傲、贺知章的放浪形骸……李劼的眼光不可谓不毒辣，其对人的分析也颇为有趣：唐太宗有头脑，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唐玄宗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恰是他的诗意性情，才是解开盛唐诗歌奥义的历史密码。王维与孟浩然两两相较，人生观、价值观植入各自的诗词中也颇为有味——孟浩然的寂寥，是牵挂着庙堂的寂寥；而王维的“孤烟直”，才是沧桑之后的孤寂和落寞。所以，王维能够看无见空，孟浩然只能无以见空入空。

    在李劼看来，千年来的史家和普通民众，读词和论词时，皆不以情为意，蔑视人之常情。所以，李劼要撕破唐宋名家们的另一副嘴脸：与官家的意识形态系统离得越近的诗词家，越发追求“诗言志”，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是反人性、钳制情感、压抑自由之美的，所以，唐宋八大家被儒家道德伦理绑缚得太紧，后代将韩愈捧得越高，反而证明士风一代比一代更为堕落。李劼精准地点出：权力是“文学的毒药”，这可以拿杜牧为证，樊川居士喜欢在谈论政治生活时掺入女人元素，动辄把江山与女人捆绑起来，而他对于女性，只有欲念而无柔肠，貌似多情却无情，所以写恋情写不过内心纯净的温庭筠。

    如白居易在  《与元九书》中所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词都有其生就的语境，皆以“情”为中心，在情与诗词的转换过程中，李劼构筑出眼观之境、身临之境、身心俱境三层境界，一个“情”字，彰显出诗词众家不同的层次、心胸和况味。由此观之，大晏小晏的情是傲娇的情，他们总保持旁观姿态，虚构情愫，更凌驾于“情”之上，所以词作只能浮于表面，未能让人感觉荡气回肠。而只有达到第三个境界，才能形成天人合一，进而写出令人震撼的慈悲、悲悯的气度、高贵的心胸。简言之，有人情味的词人才能写出好词，人情味是灵性，也是教养。中国传统诗学是肯定和张扬人情的人文诗学，也是强调诗人主体作用的主体诗学，所以，从以上路数来看，李劼应当被划入中国诗歌理论的“诗缘情”派，他的观点与陆机在《文赋》里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两相对应，无论是“触景生情”“因情造景”，还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不过是技术手法的不同，追求的都是“物象关情”，不过，在笔者看来，从理路上说，李劼发展性地将“诗缘情”升级到了另一个层次：“诗人缘性情”。

    在书中，李劼将王之涣、李白、王昌龄分别唤作“黄河少年”“陇西少年”“边塞少年”，其实，他的笔墨间就弥散着一种少年意气，富有意趣和才情，他痛恨浮夸造作，崇尚真情实感，尽管不少观点有待商榷，但《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写出了李劼的一家之言，这种不落窠臼、敢于挑战权威的独立精神，实在是做学问必须的品质。因而，对打小就被各种语文教材里的官方释解所包裹的国人来说，本书或可引发读趣和文思，并在另辟学术路径方面辅以有益借鉴。李劼无意改写诗词史，但他的眼光，锐利且清晰，带我们看清文采熠熠、群星闪耀的诗词史的夜空，令我们明白：读诗词，始于读人，也止于读人，读诗词是文学，读人是经世，乐趣横生，竟有别样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