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所承受了。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小人物对“善”有着天然的热爱和渴求，他们的情感世界因而异彩纷呈、真挚动人
1998年早春的一个日子，我背对窗户，在旧居漆黑的写字台上，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写作。我明白，我写作历史中的长跑开始了。长跑是需要蓄积足够的能量和激情的，在那一年，这两点都悄然来临了。我已经为这部长篇做了多年的资料准备，做了大量笔记，并且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而且那一年我做了新娘，喜气洋洋，精力充沛，以往我担心的《伪满洲国》的写作会损害我健康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就像一匹找到了一个好主人的、吃足了草、喝够了水、歇息得只想扬蹄奔腾的马一样，一头闯入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沧桑岁月，开始了我漫长的文字旅行。
写作之前，我已经确立了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和以人性之光驱散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民心灵阴霾的基本思路，而且形式上采用编年体，删繁就简，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在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所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畅。在那两年，我提着手写稿奔波在哈尔滨和故乡之间，为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建构着房屋，开辟着道路，填充着人物，涂抹着色彩。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砸窑”土匪胡二出来了，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细菌部队的北野南次郎出来了，站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中叼着长烟袋的杂货张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大人物，比如溥仪，但我写他也是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的“细枝末节”，折射他心灵深处的压抑和孤独感。
其实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所承受了。平顶山大屠杀中不会有大人物，被抓到虎头要塞当劳工的不会有大人物，因吃白米而被定罪的人中也不会有大人物。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小人物对“善”有着天然的热爱和渴求，他们的情感世界因而异彩纷呈、真挚动人。为这样一群小人物塑像，我用的是东北肥沃的泥土，而调和着这泥土的，是这里的河流和清风。
2000年，《伪满洲国》出版了。那上下两卷接近70万字的书，真的像两块厚厚的砖头，在呈现它重量的同时，也无形中为读者的阅读制造了障碍。因为我深知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两卷书的批评家都很少了，更何况是为生计所累的普通读者呢。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终于平静下来了，因为我完成了四十岁前最想完成的一部书。我感激我的爱人，因为他的爱给予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勇气、信心和激情。所以一拿到样书，我首先送给他一套，我在扉页写的是：“把我目前最为满意的一部书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2002年春，爱人因车祸而离开了我，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时光，这其中我有两年沉浸在这部长篇中，可以说它是我们婚姻的见证和纪念。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我现在翻阅它的时候，内心会有疼痛的感觉。
以上文字，节选自我2005年为《长篇小说选刊》写的《伪满洲国》的创作谈。关于这部长篇，我写过两篇跋了，想表达的也基本都表达了。人各有命，作品也是一样。我目前出版了七部长篇，比起《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伪满洲国》的发行量和评论度都不及它们，虽说日本河出书房新社翻译出版了此作，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也出版了繁体字版。对于我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除了因为它是我婚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青春时代最畅快的一次文学旅行。重读这部作品，也发现了遗憾之处，但我依然爱它从容的气质，也就是说它是结实的，有韵致的。我相信即便今天重写这个题材，我也不会比当年做得更好。因为这部长篇是我中短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次恰当而自然的“起飞”。虽然在飞的过程中，也有小小的颠簸，但它的翅膀是硬的，没有中途折戟沉沙。所以这部作品的文学天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褪色。
从我写作《伪满洲国》至今，快20年了，爱人离开我也15年了。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一，他忌日的那天，如果是在故乡，我会从卧室的书架上，取下我送他的这部长篇，轻轻翻动书页，希冀与他留下的指纹重逢。
《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的《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我将这部我个人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让它回到南京，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因此，我对它未做情节修订，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南宋的白石道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词《踏莎行》，其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成为千古名句，王国维对此也大为赞赏。词的主要部分，抒发的是梦里梦外的离愁别绪，而结尾这两句一出，意境立高，自然和人的命运感，宛若清寂深邃的古刹钟声，撞人心扉。
一部难以忘怀旧作，一个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或许都是白石道人那两句词的心灵写照，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不管它命运如何，毕竟在这一刻，它被我捧在掌心，重新掂量和打量。不同于青春时代，我手上的持重能力强了些，所以感觉它“轻”了些；又因为我已花了眼，打量它时就有隔世的恍惚感——仿佛它弥漫着此岸的泪水，又仿佛它在彼岸的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