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指的是波兰摄影师威廉·布拉塞，他于1940年8月31日遭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布拉塞并不是犹太人，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本来也有机会加入德国籍，但他却拒绝了。凭借着摄影师的手艺，布拉塞被安置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份识别部门充当摄影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拍摄囚犯的档案照片和自杀囚犯的记录照，拍摄记录以囚犯做试验的臭名昭著的“医学研究工作”，同时还要为纳粹军官拍摄各种人像照片。1945年，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布拉塞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留下数千张底片，成为控诉纳粹残暴罪行的最直接的见证。整整70年之后，德国教育学专家莱纳·恩格尔曼写下了布拉塞的生活纪实，目的是“通过布拉塞的个人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及所有无辜受害者在纳粹时代遭受的不幸和祸害”。

    当布拉塞第一天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成为囚犯3444号时，他首先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犯人被允许活三个月。唯一离开集中营的可能就只有烟囱！”尽管布拉塞不敢相信，这种完全灭绝人性的邪恶行为乃是人类所为；尽管有无数的诘问拥塞在他的心头，让他恐惧迷茫，不知所措，但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能不首先考虑如何活着。应该说布拉塞还算幸运的，因为有一技之长，他成为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没有被任意射杀，没有被送进毒气室，没有在强制劳动时被党卫队用铁锹柄打死……在集中营期间，布拉塞拍下了大量囚犯的照片，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他们最终或者饿死，或者冻死，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毒死，大多数都没能活着走出集中营。他们只是在布拉塞的镜头里留下了一张张无名的面孔，这些无名的面孔将冰冷的数据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却在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失去尊严，失去生命。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有的囚犯都要到布拉塞这里来拍照，每天超过百人，一周七天从不间断。取景器缩短了布拉塞和这些囚犯的距离，身为囚犯中的一员，他既能够真切地看到他们惊慌的眼神和恐惧的面孔，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绝望与无奈的心情。在布拉塞的镜头里，有几乎瘦成骨架的自杀者，有被注射死亡的人，还有一名即将踏入毒气室的妇女，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其中有一组照片曾经被广泛关注，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她只有14岁，被狱警打伤了脸颊。前两张照片中的她显得惊惧而憔悴，在第三张照片中，布拉塞准确捕捉到她的青春和美丽，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拍下这组照片后不久，这个女孩即惨死在集中营里。布拉塞还拍下许多党卫队军官的人像照，从照片上看，这些杀人狂魔和常人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都是一些普通人，却集中体现出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特征，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平庸的恶”。

    布拉塞的职业保障了他能够在集中营生存下来，并成为一个“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但正像徐贲教授所说的那样，布拉塞不是英雄，他的故事只是一个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的故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偶然，他同样会成为一个无名的受害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数据而已。即便是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布拉塞也时常萌发出常人所有的情感，他带着深厚的感情拍摄那些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囚犯，为他们留下最后的尊严。他甚至爱上了一位女护士，见面时聊上几句，也算是他们集中营生活中极其宝贵的调剂。事实上，正是常人的情感激发出布拉塞人性中的善，让他有勇气面对纳粹的暴行，并在关键时刻将纳粹暴行的证据保留下来。

    战争结束后，28岁的布拉塞开始新的生活。他希望重操旧业，却总是在照相机的取景器中看到那些集中营的囚犯，“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一个个面临死亡的人”。开始是眼睛让他无法工作，后来手也不听使唤，无法按下快门。1946年，布拉塞终于停止了摄影师的工作，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