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钢
日前，我有幸观览了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承蒙讲解专家博征广引、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对董其昌这位中国文人画史上的巨匠、海派画坛的开山大家有了全面与直接的了解，受益匪浅。
本次画展除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内藏品之外，又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海外收藏机构商借到重要作品。可以说，大展不仅彰显了董其昌艺术成就的国际影响力，也凸显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魅力与影响力。
我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对文学艺术只是门外汉，业余喜爱而已。听完讲解专家生动讲述董其昌在各个时期的一系列代表作所展现的绘画变革与理论思考，特别是对其“笔墨论”“南北宗论”的阐释，使我进入了边观看边思考的状态。画无笔墨不成画，然而，笔墨不仅仅是表现形象的手段，更是呈现画家心象的载体。笔墨之中有美趣、有精神，这就是文人画。董其昌借禅学的南北二宗，提出了在中国画史上极具影响的南北宗论，抛开有关争论不说，其“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独树一帜”的创新勇气也值得今人学习。
漫步上博，我由海外参展的董其昌精品感觉到其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又由此联想到董氏所处的晚明时代的国际画坛，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三杰”。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便迫不及待地点开手机，查询了有关信息。非常巧的是，董其昌（1555-1636）确实与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中最后过世的米开朗基罗（1475-1564）有时间上的交集，米氏过世时董其昌九岁。
我去过意大利多次，也到过佛罗伦萨，不仅在第一次见到文艺复兴巨匠名作时感到震撼，而且每次有机会一定会再看，每次的观感都不尽相同。我不知道董其昌或者他的同代人是否了解西洋画及文艺复兴，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是否知道东方的山水画。但是时间上的偶合也许包含许多不知的内在联系？借此机会抛砖引玉，略表几点想法：
首先，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商业发达，财富积聚，资本化生产蓬勃兴起，中世纪的宗教禁锢已经开始松动。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奏，文艺复兴中的 “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已经为艺术复兴开辟了道路。董其昌所处的晚明虽然外患将至，但是江南的暂时的安定富庶，为江南画派（松江派）的兴起提供了充裕的条件与土壤。
其次，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对后来的“艺术三杰”的影响不可小觑，而“艺术三杰”及同代一大批杰出艺术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激励更为重要。艺术与科学一样，需要创新环境与创造群体（critical mass），他们不需要一样，他们需要不一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承上启下地开启了文艺复兴中最伟大最辉煌的篇章。晚明艺术巨擘董其昌的出现也非偶然，他上承赵孟頫、元四家等，同时期交游的同道则有陈继儒等一大批书画家、诗人、收藏家。
达·芬奇不仅仅是艺术大家，还是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的科学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他的艺术成就。《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抓住了面目的细微表情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触动了观众的心灵。米开朗基罗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名师，站在《大卫》面前或者在西斯廷教堂里仰望 《最后的审判》，会感悟到为什么艺术对人类文明是不可或缺的。拉斐尔也是画家和建筑师。董其昌以古人为师，他的书法融合了历代名家风格而自成一体，始为大家。他以书入画，以笔墨写意，敢于并善于探索，重在气与神，终成巨匠。书画同为大家，史上不多，同时又兼具理论创新，更是罕有。
可以说，文艺复兴前“文学三杰”与后“艺术三杰”，前闯后继，冲破了封建中世纪的禁锢，不仅解放了文学艺术，也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董其昌同年代的米开朗基罗为例，虽然其父亲是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但是他没有子承父业，一生专注艺术创作，终成大业。在他那个时代，董其昌不能不受儒家读书做官的影响，科举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他的生命寄托更多的是在书画艺术上。不过，董其昌虽为文人画的代表，但对时代风雨、社会变革却少有作为。文人画也许不过是有官、有钱或有闲的文人墨客消遣之雅事，难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更不用说宫廷画派了）。而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中也凸显同样现象，以史为鉴，更令人深思。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丹青宝筏”展中的作品展出时间不同，敬请留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2018年12月7日-2019年1月20日，宋（传）惠崇《江南春图》：12月7日-1月20日，元倪瓒《六君子图》：12月7日-1月22日，北宋苏轼《楷书祭黄几道文》：12月17日-3月10日，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12月24日-3月10日，北宋赵佶《雪江归棹图》：2019年1月23日-3月10日，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2月5日-3月10日。下二图为吉林省博物院藏《昼锦堂图并书记卷》局部，左为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青卞图轴》，董其昌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十三岁时作，追董源笔意。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