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第三讲
1月6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做客文汇讲堂“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三讲，主讲《中俄关系：中美胶着下的新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担任对话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昕点评。
本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App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2018）收听。
本版摄影 袁婧
嘉宾主讲
“中美俄关系”这个提法，学界有争议。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不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边对抗？我认为大不相同。中美俄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联接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中美俄三方确实非常微妙、甚至引人关注地在相互作用，对当下和今后国际格局都产生着深刻影响。由此，谈三个问题。
冷战的教训
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立、两极化集团结盟的画地为牢、全球战略对抗的军事冒险，是冷战的三个特点。美苏争霸是否还会重演？
从托克维尔预言看美苏争霸的特殊历史条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时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
从这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观察到美苏在二十世纪称霸的若干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还要有扩张的主客观可能空间与条件；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为“第三罗马”的俄国，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这大大促使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形成；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前者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的空间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争霸的自然动因；第四，二十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这一因素又极大地推动了美苏称霸的全球对抗。
总之，并不是单一因素，而是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美苏争霸格局，前无古人，后也难有相似的来者。
“合作”与“制衡”：大国关系中的常态
特朗普执政后，舆论关注中美俄关系的新走向。作为其中关键人物的基辛格，他曾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策划过美苏缓和，乃 “均衡外交大师”。近年来，基辛格主张中美俄之间的合作与制衡。近期，他断然否认了所谓向特朗普谏言“联俄制华”的传说。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泰勒的著作《六位总统与中国》中提到，1968、1969年局势大变之际，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和中国、苏联都调整关系，两人当时的谋划是“从两边同时下注”。苏方反应迟迟未到，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释放了愿意调整关系的信号，从 “乒乓外交”开始，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可见，国际变局之下，各方寻求大国间力量均衡会是常态。我们既不为高速发展带来的荣耀所动，也不为纵横捭阖中的关系转换而感到意外；应从容应对，理性务实地经受国际变局的考验。
黑格尔曾说，人类应该记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所以，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要学会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冲突。
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与中美俄关系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几年，中俄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于西方。但是，亲身经历了1990年代末俄罗斯的艰难转型，于2000年执政后，普京逐渐转向保守主义政治路线。
普京的“保守主义转向”：基于本国立场、尊重本国传统
2003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的最大私营企业家赫特尔考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是从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2007年，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公开宣布：“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我曾当面请教过他关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含义。在他看来，第一，基于本国立场，第二，尊重本国传统，第三，也恪守人类文明的固有遗产，如尊重宗教、热爱国家、保护家庭、关怀妇女和儿童等等。他说，现代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以传统来维系过去与未来间的稳固连接。他特别强调：“保守主义不是开倒车、不是搞封闭。”然而，事实表明，这还是难以见容于欧美精英。
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更甚于意识形态的一致
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莫斯科演讲，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是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峰会普京尖锐批评西方的讲话十周年之际，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普京的警告富于远见。关键在于，即使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也并没有能避免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 “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比起意识形态，来得更为深刻”——我曾几次听到普京这样总结他的心得。
同期发生的外交压力拉近了中俄距离
中俄关系的向好有其内生逻辑，并非偶然。而中俄两大国的举手投足，不可能不受内外环境的深刻影响。世纪之交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中国，则有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轰炸的切肤之痛。相似的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2008年8月8日晚上，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而恰恰同晚，发生了格鲁吉亚战争。虽然，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但西方媒体立场大有偏颇，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刚当即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
此后若干年，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竞争，逐步转入地区冲突。作为非西方文明大国的中俄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上合组织深化、金砖机制建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治理平台由G7向G20转换。随后，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克里米亚危机，表明大国间博弈进入一个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文明较量的新阶段。中国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危机源自于复杂的“历史经纬”。在处理大国间错综关系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趋于成熟与稳健。
中美俄关系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
2018年，是美国官方文件把中俄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后的第一年，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更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这三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标志着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开始——中美俄之间在推进合作、寻求深化互信的同时，摩擦程度与频率会不可避免地有所提升。这是一个自19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中美关系大体上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我们在延续战略机遇期的背景下，第一次触碰的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变化。
世界近代历史的多样化轨迹，显示中俄和平共处的深厚渊源
今年，中俄建交70周年，在三边关系里的中俄合作，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深远的历史背景。回顾有关地区近代史发展，学界至少认为有三种模式。主流的观点以欧洲为中心，欧洲的发展带动了全世界。第二种看法，存在着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制”。而若干年来专攻欧亚地区历史的学者们，则强调第三个轴心：蒙元帝国在欧亚大陆扩张所造成大陆枢纽部位的政治格局，及在大陆东西两侧激发起的后续政治变迁。1689年，作为蒙元帝国的两个主要后继者，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签定《尼布楚条约》，这份中俄双边关系史上第一个条约，至少确保了在19世纪后期沙俄大规模向中国扩张之前，近两百年左右这一广大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俄互动四大特征：长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中美俄之间互动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能级非对称、冲突易发生、力量宜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结构性特征，将会长时期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经济上能级不对称，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总体上超过中俄。而中俄、中美之间总体上较为互补，但美俄之间经济关系过于薄弱，贸易额仅为1%左右。中俄2018年双边贸易刚能突破1000亿，中俄经贸关系也尚未摆脱较多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政治上呈不均等状态，中俄主张的是意识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中，从格鲁吉亚战争到乌克兰危机，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周边地缘政治复杂性远超过美国所居住的世界“安全岛”的环境。很多东西被美国“人为敌对化”。这是否暗示着半内陆半海洋的中国不仅可走特殊道路，还可在海陆地缘政治冲突中起调节作用呢？
“能级不对称”之下，中方在中美俄三边合作中的角色
在“能级不对称”前提下，关键取决于中方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务实地调处中美俄三边关系，谋得合作发展空间。
战略安全领域中，美国正在加速推进退出中导协议，旨在恐吓欧洲、打压俄罗斯、一定程度瞄准中国，并想分化中俄。但从长计议，可否以更为建设性的态度且符合和均衡各方利益的安全主张，把无端压力尽可能转化成为构建未来新国际秩序的动力？
次区域安全合作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展，表明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原六方会谈框架内，中美俄三大国身份乃是未来地区构建的重要保障。在阿富汗，美国急于脱身，俄罗斯既想介入又有历史顾忌，中国可否依据自身优势尝试发展三边对话机制？
中俄合作具有深刻的内生性动力与潜能，中俄关系面向各自现代化发展的长期目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俄经济发展持续面临艰难挑战，但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金融评估机构近两年对俄宏观经济的评价接连提升，几年前处于124位后的俄营商环境已跃进到30－40位区间之内。普京的有关城市化规划、高科技和新兴产业国家项目，加速推进农业与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这些构想是否有助于在今年的“地区合作年”中将已有承诺转化成切实的合作成果？
嘉宾对话
中俄“四不”原则是双边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上限和底线
邢广程：中俄关系的发展不针对美国，而是有自身的内生性，即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个观点我非常欣赏。在苏联解体之后，中俄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现在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我看来，就是国际关系当中一对最成熟的大国关系，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那为何中美就不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呢？因为在若干的战略共识上达不成一致。而中俄之间，找到了战略共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即与其说“我们能做什么”？不如先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四不”的前两条决定了中俄关系发展的上限和底线，“不针对第三方”是让美国等不要多心,“不意识形态化”指走各自的发展道路。这“四不”确保了中俄关系的发展。这个内在逻辑也是现在理解中俄关系应采用的大视角。
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也难以联俄遏华
美国在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时，如有些力不从心，会联俄遏华吗？中美俄三国之间还有怎样的互动方式？
冯绍雷：去年夏天我去美国，美国的俄罗斯学界“恐俄症”很明显，不光是批评，有的甚至就是抨击。美国的出路何在？在他们看来，第一，强化意识形态立场；第二，强调西方国家的战略结盟应对。冷战中美国曾有的立场都被重新拿了出来。俄罗斯也有些人，对于美国把中俄视作战略对手，尤其把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感到侥幸。他们认为，中美适度吵架，俄罗斯可以来居中调解。但是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俄罗斯在美国压力之下会改弦更张，放弃与中国友好。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得俄罗斯失去国际信誉。总之，我不认为，美国可以那么轻易地改变俄罗斯的对华立场。
中美俄之间如何建立良好的互动模式？各安其所、互通有无、互相尊重、共享其利，这种状态是最好的。这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规范，恐怕也是大部分理性的美国人、俄罗斯人都持有的期待。鉴于美俄之间的僵持一时还难以解开死结。长于化解差异和矛盾的中国的态度可能更为关键。
中美俄对待冷战教训的态度决定了当今世界博弈格局
邢广程：冷战过去这么多年，哪个国家吸取教训了？俄罗斯吸取了很多，美国吸取了吗？没有。克林顿总统在上世纪90年代曾表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今后的任务是遏制、消除潜在的对美国产生战略威胁的国家。美国加强北约东扩欧盟东扩，竭力把俄罗斯往北冰洋赶：华约都解散了，北约不仅不解散还要重构。这不就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吗？
虽然中国尊重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迅速崛起已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最大的变量。而俄罗斯公开否认美国主导的现有的单极秩序，由此，普京奉行保守主义，用各种手段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俄罗斯有中国威胁论，也有中国机遇论。2012年普京在新一轮总统竞选时非常明确地说 “抓住来自中国的风，吹起俄罗斯的帆”，就是搭上中国的快车。普京还表示： “中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都解决了，包括边界问题。”但他也说了中俄之间有三个 “小”问题，其中提到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各方都要做推动中俄关系的正面工作，这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冷战中，俄罗斯和美国是共赢吗？普京的回答耐人寻味
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美共同赢得了冷战。难道冷战就没有输家？
冯绍雷：奥巴马也曾说过冷战无输者，是共赢结局。俄学者认为谁都心知肚明：俄罗斯就是输家，只是美国人不太想担上把苏联整垮了的罪名。
曾写过 《苏联解体亲历记》的美国驻苏联的最后一任大使、现已80多岁的马特洛夫，在2013年的瓦尔代会议上，讲了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美国不希望解体的苏联混乱。普京当场礼貌地回应：首先，苏联解体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怎么会落到这个结果？我也要提个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战略大国，在苏联解体过程当中，如果什么都不干，好像也有点令人感到奇怪吧？那天在场的政治家、战略家们都感受到普京这一表述的份量。
中俄中亚建立上合组织，摆脱冷战思维，获地区共赢
邢广程：普京曾说，苏联解体是俄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有两层“外衣”，第一层是东欧，经过东欧剧变尤其是南斯拉夫战争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给“脱掉”了。第二层是已独立的独联体国家。普京提出欧亚经济联盟，就是要用软性的方式建立统一经济空间。但是，从乌克兰危机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构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反过来，如果上合组织没有俄罗斯参加会怎样？事实是，中俄抛弃了冷战思维，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建了上合组织，作为地区性合作机制安排，这不就是共赢吗？
在大三角中看中俄互动，取决于彼此信任关系的不断积累。苏联解体20多年，俄在大国复兴进程中不断遭遇危机，虽然在历史上曾遭遇沙俄边境扩张，但中国在最危急时不断伸出援手。所以，良好的大国伙伴关系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利益的契合，必须超越冷战思维。因此，中美俄大国互动不仅是个冷战话题，也是当下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