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9年01月0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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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学人;专题

历史的转调与滑音

——赵元任在1919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赵元任《早年自传》和杨步伟《杂记赵家》
赵元任在《早年自传》中写道:“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1939年第四版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胡适1958年签赠东方图书馆的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扉页及便条
现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1922年的赵元任与杨步伟
杨步伟《中国食谱》(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5)
1922年初版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内页
现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均资料图片

    袁一丹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

    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翻篇儿”的时刻。

    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新青年》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赵元任1919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

    直到1920年,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1920至1921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互动频密的两年。因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随行翻译,同时加入国语运动。但对他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与杨步伟结婚。

    1919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他在《早年自传》中写道:

    The Academic year 1918-1919 was one of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where to go,geographically,nationally,intellectually,oremotionally.[1918-1919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去哪儿,无论在地域上、国族上,思想上或情感上,都有无所适从之感。]

    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unsettled and unsettling)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

    1918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1919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gap year(空档年)。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流浪汉”。在拿到雪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后,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早年自传》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肩上扛一手杖,杖上挂一行囊,走到一处人家,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说“让一个流浪汉也‘胡佛一把(Hooverize,厉行节约之意)’”。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表示不是对流浪汉(tramp)的施舍。这种漫游、求乞,对赵元任而言,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已养成“冥游”的习惯。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absent-minded professor),因而获得“教授”的外号。赵元任这种“心不在焉”的书生气质,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Woman)开头坦言:

    我喜欢动作。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他一见了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你哪来工夫那么闲坐着煞?[赵元任译:I like to move;I like to act.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  -educated husband,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he said that Iwas a typical American.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

    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在1916年11月3日日记中写道:“I am 24 years old today,still a hesitator.”“hesitator(彷徨者)”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1918年5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William E.Hocking)追问写这篇论文(《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赵元任老实回答说,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

    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对一个自信心、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认同危机,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就是要做国人导师,他常引纽曼(Newman)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now thatwere are back.[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赵元任与胡适是一辈子的好友,但两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态度完全不同。胡适是情愿活在金鱼缸中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赵元任则有时刻意避开历史的聚光灯,宁愿享受私人生活(private individual)。

    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出国后四处游历、战乱期间流离失所,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赵元任早年自传》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静静地看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都沉默不语。赵元任感叹: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

    1927年两人共同的好友韦

    莲司(E.C.Williams)写信给胡适说:

    我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

    (参见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Edith Clifford Williams,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9)

    不得不说韦莲司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二人心性上的差异,赵元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保持“嬉戏”的心态,而这恰是作为公众人物,难以摆脱盛名之累的胡适所缺乏的。这种嬉戏的精神渗透到赵元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最钟情的语言学和音乐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嬉戏精神的引领下,语言学不再是枯燥的专业,音乐也不仅是业余的消遣,二者都成为赵元任生命中的光与热。

    赵元任这种“嬉戏”的精神状态,也是近代中国过分紧张的学术社会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元任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异端”,我感兴趣的是这种“嬉戏”的心态(play with something)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张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下转6版)

    (上接5版)Bancroft图书馆保存的赵元任档案中,据目录显示,其在讲演题目中多次用“嬉戏”的态度来谈语言问题,譬如Language at Play(语言游戏)、Playing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mbolic System(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嬉戏)等。他最得意的语言游戏,是利用汉字的视觉性,选取准同音异形(quasihomophonous)字编成“无意义”的小故事,如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的《石室诗士食狮史》(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在日常生活中,赵元任也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玩文字游戏的机会,善于用双关语(make puns)展示他特有的冷幽默。比如他和杨步伟合写的系列传记,总名为“Life with Chaos”,既是指“赵家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一团混乱的生活”。

    韦莲司所看重的“嬉戏”,借用赵元任在《阿丽思漫游奇境 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译者序中的说法,其实是用一种“不通”的态度,笑对人生的难,追求一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nonsense)。这篇译者序也是自我解构的游戏笔墨,赵元任在序后加了两条附记:

    排版注意因以上所说种种的理由,这篇序文应该从头到尾删掉,请排版的,校对的就照办为要。

    又,这几句话是专门给排版的,校对的看的,并不是书稿的一部分,千万不可以也把他排入,弄成一个大“不通”的笑话。

    写序在他看来纯属多余,做序的最高境界是逼迫读者跳过序言直奔主题。《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给小孩子看的书,又是一本哲学和论理学的参考书,里面有许多说不通的笑话。这些“不通”的笑话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它不提倡某种主义。周作人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特色,即这种有意味的“没有意思”。放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的脉络中,周作人援引麦格那思的评价,指出阿丽思的冒险“非常分明的表示超越主义观点的滑稽”,引诱读者走进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在这里“物 质是一个消融的梦,现实是在幕后”。

    戏剧家丁西林也认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humor。这种humor特别对译者的口味,却是国粹里整理不出来的东西,是中国人一向没有或欠发达的口味。从中国旧有的滑稽、诙谐、聪明、俏皮、讽刺、戏谑里,提炼不出humor这种元素。《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赵元任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他花大力气翻译此书,是因为从作者Lewis Carroll身上发现两人许多惊人的共通之处:mathematics,love,logic,paradox,shyness(见1915年9月7日赵元任日记),更重要的一点共鸣是以“不通”的态度随顺人生,从无目的的精神漫游中领会到生活里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赵元任一生视科学为天职,但他决不是苦行僧式的学者,而是一个嗜好极多、富于冒险精神的,学术上的享乐主义者。赵元任在独幕剧《最后五分钟》的前言中承认,他对学术的兴趣仿佛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极浓烈且忠心不变,即便一时移情别恋,最终还是会重回他的怀抱;而他对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一时间炙热如火,待热度消退后,好像就是离开她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恋恋不忘,觉得没了她,自己的生活便全无光彩。赵元任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19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以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胡适在“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一文开篇称:“In the whol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year 1919 certainly deserves the name annus mirabilis[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1919年可谓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借用赵元任作曲时惯用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被大写的“一九一九”这首多声部乐曲中,赵元任1919年的心路历程构成了主旋律的“转 调”(modulation)和“滑 音”(portamento)。

    赵元任对音乐创作的兴趣,在他女儿赵如兰看来,有时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的兴趣。西方古典乐的和声系统有它的一套规律,赵元任喜欢用“转调”和“滑音”给歌曲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比如在为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How Can IHelp But Think of You)谱曲时,据《新诗歌集》中的作曲者注,“教我如何不想他”这句的唱法,每次都有转调。第一遍是本调(E调),第二遍收在上五度的调上(B调),过门把B调引伸了两句又回到家,第三遍从同名小调(homonymic minor,e小调)假道,到了“它”的相关大调(relative,G大调),第四遍暂回到e小调,两句后又变回同名大调到家,在E调上收尾。唱这个歌的时候,首先要唱得婉转,有许多地方就是没有↘号的,也不妨用一点滑音。这些自由的转调和滑音,赵元任以为并不是西方人专有的技法,可以给“中国派”的乐曲增添一点世界风味。

    1919年胡适托任鸿隽在留美学界帮北大物色人才,任回信说赵元任一两年内未必肯回国。面对国内伸来的各种橄榄枝,赵元任此时仍徘徊在“世界公民”的理想与归国任教的现实之间。他很早就对“世界国家”的观念格外感兴趣,曾在日记中表示“立刻决定要加入这个国家,做一个世界公民”。“五四”一代知识人多受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受制于语言能力与知识视野,真正有资格成为“世界公民”的并不多。赵元任是留美学界中极少数能融入欧美学术社会,得到学院体制认可的。

    “世界公民”的理想与民族国家意识在赵元任这里并不完全冲突,从他对音乐的理解中,可以见出他理想中的“中国音乐”是超越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祓除东方主义的幻觉,自由运用西方技法的世界音乐,或名之普遍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中指出西方人对所谓“中国音乐”的刻板印象,源于一种“博物馆的中国”观念,但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囚禁在人种学的博物馆中:

    可是你要是真心的爱一种东西,得要看你能不能跟它一辈子伴着过,能不能live with it(共同生活)?光说quaint(稀奇古怪)不行,你是不真觉得它lovely(可爱)?是不是觉得它cozy(温 暖)?是不是觉得它moving(生动)?……我们中国的人得要在中国过人生常态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来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这是赵元任文章中少见的有火气的段落,从中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如鱼得水的中国学者,面对西方人猎奇的眼光时隐忍的愤怒。

    赵元任决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愿被裹挟入狭义的政治纷争当中,但在某些时刻,语言文字所携带的文化记忆仍是这位“世界公民”行囊里不忍抛却的故物。1956年赵元任录制唐诗,几次试诵《长恨歌》《琵琶行》,总是泣不成声,只好改录几首短诗。据赵如兰回忆,赵元任去世前一晚,还在用常州音吟诵“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赵元任从小爱放风筝,照规矩放到清明时节,就要割断丝线放走风筝。赵元任漂泊的一生,仿佛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他虽然亲手割断了那根看得见的丝线,看不见的丝线仍系于方音、汉字及唐诗所凝缩的文化记忆中。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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