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淇
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文化知多少。
日前，筹建三年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在上海松江醉白池开馆，为上海立体纵深挖掘江南文化底蕴，提供了一个研究交流平台。松江还与市文联、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分别签订“江南文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成立“江南文化”研究基地、创作基地和展示基地，共同构筑G60“江南文化”走廊。
新闻背后是江南文化研究的勃兴。
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源头，是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的文化标识、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上海召开江南文化研究工作推进会，到江苏举办首届江南文脉论坛；从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的“江南文化与新时代发展”主题论坛，到长三角江南文化研究圆桌会议；从建设江南文化研究机构，到江南文化研究课题招标；从一系列江南文化专题讲座风行，到诸多江南文化典籍整理出版……江南文化研究“热”起来了。
教化有根，斯文有脉。
任何人的成长，任何一个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地域文化。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就有“文教”或“风俗”之意。《易传》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经·国风》即展现了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不同文化特征。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展现，也是不断升华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根基和力量源泉。
江南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域文化。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使水土丰饶的江南不仅屡屡成为中原政权的偏安之所，更成为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庇佑之地。对于江南文化，梁启超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一说影响深远。很多人据此认为，江南文化精美绮丽而阴柔，缺乏雄健阳刚之气。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江南，既有杏花春雨之诗性，也不乏铁马秋风之血性。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指出，明清江南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始终是与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希望何在这样一个“大关怀”联系着的。斯言诚哉！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诵至今，《日知录》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超迈千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清康乾年间，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席卷欧洲，作为东方美学代表的江南园林、绘画、手工艺等，成为欧洲人争相追捧的时尚……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总有江南文化的身影。
今日之江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版图中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江南文化研究也出现了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 ence Grossber g）所谓的“关键时刻”，江南文化研究有责任和能力带着自觉意识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有效的智力支撑，让“江南”意识从历史意识走向现代意识，江南文化研究从文化传承走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时代，长三角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也为江南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更大的空间。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久久为功，江南文化研究一定能不负“富饶江南”的历史名声，不负“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上海的开放，给江南文化提供走向世界的通道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江南文脉的传承，离不开特定时间空间内自然和人文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也离不开江南先民艰苦卓绝的努力。具体而言，有四大要素。
首先，江南文化产生和发展得益于自然条件所发生的有利变化。四千多年前，中国东部的气温比现在还高，但是随着宏观气候的变化，江南地区降水逐渐减少到一种适宜的程度，气温也变得温和而湿润，从而进入了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阶段。
其次，江南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有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泰伯奔吴的记载已得到考古证明，来自中原的先民和江南本地人一起辛勤劳动，使自然环境向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转化。他们疏浚了河道，开掘了运河，筑起了海塘，建成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北宋时候就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江南已经提供了全国主要的粮食。明朝中期，精明的江南人通过商业、服务业，使江南经济始终保持在全国先进地位。苏州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商业服务业，成为全国时尚的样板。松江则成了“衣被天下”的纺织品生产基地。江南市镇的富庶往往超过北方一个府城，甚至抵得上北方一个省，江南输送的财富，占了天下之半。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指标来衡量江南的人均生产水平，可以稳居全国第一，江南的生活水准，也居全国前列。
第三，历代人口迁移，特别是由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不断给江南注入中华文明的最优秀成分。不断增加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促使江南本土的人口不断进步，文化水准不断提高，全国一流的杰出人物不断涌现。
第四，上海的崛起，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舞台，也使江南文化提高到空前的水平。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对比中国其他移民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最丰富的资源。上海的移民和后代，大概占总人口的近80%，主要来源是江浙。近代上海的开放，给江南地区提供了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通道。可以说，没有江南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上海；没有上海，江南文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就不会那么深远。很多江南人都是从家门口或者门后河道的船上，直接通过太湖、吴淞江、黄浦江到了上海，又从上海跨过东海、太平洋走向世界。清朝废科举以后，大批江南士人就是通过上海到了日本。在早期日本的留学生中间，大多数都是从江南出发的。他们返回以后，又以上海为起点，把他们的所学传播到江南、传播到全国。其中也包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
江南文脉的延续，必须从历史地理的环境，以及今后将要面临的人文自然环境加以思考。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当下，在人类认识到不同文化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借鉴的理念面前，我们完全有信心迎接江南文脉灿烂的未来。
富有灵性的江南文化将在数字时代大露头角
■成中英（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中国哲学联合会名誉会长）
自南宋以来，中华文明的精华大都集中在中华大地太平洋西岸与东南广大平原与丘陵之间，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为甚。此一地区可以看成中华民族的粮食仓库（“苏湖/常熟，天下足”），也可以看成中华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家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华夏民族原初蓬勃的生命力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已逐渐提炼为江南地区的慧心与灵气，有助于中华文化高瞻远瞩的愿景建构与系统设计。
此一地区面对太平洋，为通向世界文明，为人类在地球宜居地带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以及学习与创新的培育场所。我用《周易·文言传》说的“嘉惠义和”来形容。
江南文化具有极强的创造力。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荟萃的重要地区之一。没有江南，很难想象有《红楼梦》这样复杂细致的文学作品产生。十二金钗来自金陵，大观园也有类似江南的设置与风景。至于魏晋以来道学、玄学、与佛学在这里则逐步转化成一种生活上的优雅风格和潇洒情致。
江南文化有“精研细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这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中就有体现。近代钱穆在中国历史学上的细致考证，赵元任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音训与文法分析也都是这种精神的不断体现，甚至达到了一种理性灵明的超凡脱俗之境。刘禹锡的禅学、道学，泰州学派的王艮也都是如此。推而至于宜兴湖州的紫砂壶，苏州的园林与织锦，“扬州八怪”也都具有江南细腻精致的精神。
江南是中国佛学的早期根据地，梁武帝提倡佛教并面诘菩提达摩，引发了江南佛学的兴盛。王艮主张阳明心学的“四无论”以及把“致良知”转化为“现成良知”，显示了虚灵顿悟的禅学智慧，但也有蹈空遁虚之嫌。但到清末，顾亭林直面时代，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主张。显然，江南文化有极为深刻的对时代变迁的高度敏感力和关注力，所以再往后出现了以“实业救国”的张謇。
江南文化多采多姿、美丽温婉，成为中国精致文化生活的美好典型。它需要深刻的分析，持续的解读。以前的江南文化多关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可以预言，用之于现代，富有灵性的江南文化将在当代数字化与数据化的信息科学与生物技术设计上大露头角。
“礼德义美”是江南最值得挖掘的四条文脉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南最值得发掘、研究、继承和发扬的有四条文脉。第一是“历史文脉”，指的是江南地区崇“德”尚“礼”的历史资源；第二是“商贾文脉”，指的是江南地区经世致用、义利兼顾的经商文化资源；第三是“红色文脉”，指的是江南地区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体现出的砥砺前行、自强不息精神的文化资源；第四是“艺术文脉”，指的是江南地区品类丰富、风格多样的文艺资源。
江南历史文脉，可以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泰伯奔吴。泰伯、仲雍等品德高贵的贤者的到来，给原本落后的江南地区带来中原文明的火种，也让江南融入了中华的主流文脉。孔子在《论语》中高度赞美这位江南文化的开创者：“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从此，江南的历史文脉以“德”“礼”筑基，并形成强调和谐、坚守道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礼”之转化运用的某种肯定。“礼”，成为这片土地的基肥，滋养着商贾、文艺，化育着社会，更使这里群贤云集，菁英荟萃。“礼”是江南历史文脉的精神之源。
江南商贾文脉，主要是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商贾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即：既有精明商业头脑，又有兼济天下之胸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意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苏南模式”则是江南商贾文脉在当代依然具有卓越创新力的鲜活证明。江南地区的商贾文脉，是中国儒家文化对商贾逐利观的道德期盼和约束，体现了商贾阶层对“德”的主动性选择。其“儒商互补，理欲并重”的理念，不仅培养了江南人敢于争先、善于创新的品格，对我们建立新时代的商业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镜鉴。“德”是江南商贾文脉的操守之本。
江南红色文脉，说的是，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太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发生、诞生在江南地区。如中共一大、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诞生于常州，周恩来曾工作于南京梅园新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等，江南的红色文脉集中体现了坚守信仰、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优良品质，体现了中华儿女的民族大义。在新时代，这一红色文脉又被赋予新内涵和新价值。“义”是江南红色文脉之魂。
江南艺术文脉，书法绘画方面，东晋有王羲之、顾恺之、张僧繇；唐五代有张旭、董源、巨然；宋元之后更是大师群起：米芾、徐渭、董其昌、石涛以及元四家、吴门四家、清代“四王”、浙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现代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音乐戏曲方面，从魏晋嵇康的《广陵散》、戴颙的《三调游弦》到现代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光明行》，英才辈出，各领风骚。江南，还诞生了唱腔曼妙、水袖柔婉的昆曲；吴语软侬、丝竹悠扬的评弹；莺音灵秀、啼笑隽永的越剧；崭绝清巧、时尚包容的沪剧……江南的艺术文脉，是江南人充满文化自信，实现艺术创新的重要基础。以“美”的创造呼唤心灵是江南艺术文脉的形象表征。
经过数千年的淬砺致臻，江南人民以多样而圆融，守成且变革的智慧，建设出庙堂与市井互补，农耕与商业并存，雅俗共举，文质交融的锦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