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DS3
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

尊师、爱师、谢师的典范

——重读倪海曙先生《春风夏雨四十年》


倪海曙先生与女儿在书房合影。
《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
倪海曙著知识出版社出版

    宗廷虎

    2018年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著名语文改革活动家、语言学家倪海曙先生诞生100周年、逝世30周年。一提起倪先生,40年前的一个镜头立即浮现眼前。那是1977年陈望道先生逝世后数月,我们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全体成员编定了《陈望道语文论集》,请倪先生从北京来沪审稿,并帮助我们筹划、编辑《陈望道文集》三卷本,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师兄,1938年即听望道先生的课,与望道先生交往密切,又是语言研究室早期成员。记得那天他一进门即快步赶到望道先生灵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就久久、久久地站立着。我当时正好站在他高大身躯的后侧,偷眼望去,只见他背部不断抽搐,虽然强制着长时间未曾出声,但悲痛之情已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个画面已印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挥之不去。数年后我又收到他写的《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以下简称《春风》),

    这虽是一本四万多字的小书,却满载着他40年对陈望道先生(以下遵照书中习惯,简称“先生”)深厚的尊师、爱师、谢师之情。我一直将其放置案头,时常翻阅。最近又反复读了几遍,感动之余写出以下文字。

    对“先生”德行的彰显力透纸背

    唐代韩愈《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春风》是通过对“先生”教学、科研的深入叙述,来充分彰显“先生”的道德文章的。“先生教课非常认真。”“晚上有课,白天就不再做别的事情。”“先生讲课,不但概括性强,而且条理清楚……简练朴实的语言中,含蓄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发人深省。听他一次课,总可以思索几天,很有味道。先生是方法论专家,精通因明学、逻辑学和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运用得熟练极了。先生讲《中国语文概论》,开头也先讲方法。”“他总是用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

    《春风》还专节描绘“请先生看稿、改文章和听他讲文章。”他改毕文章,“一般都要讲一讲原稿的优缺点和修改的理由……听先生‘讲文章’,也等于上活的文法修辞课,而且所得不限于写作。”“先生讲给我修改的文章,也讲给别人修改的文章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他讲自己的文章,目的在说明他的观点;讲别人的文章,目的在帮助我领会别人的观点。有时也讲文字的用法、技巧。”“对于他的修改,我的印象深极了,得益也大极了。先生给我改了文章,有一次还亲自送还给我,那天我不在家,里弄里有个地方在修阴沟,他一不小心,踩进沟里,摔了一跤。事后家里告诉我,我非常不安,也极为感动。”“他极能发现别人的长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的各家文章,先生几乎每一篇都给我讲解过,包括他自己的。”

    通过倪先生的生动描述,一位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德艺双馨的良师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先生”与众不同之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讲课时已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讲课自然而然地传授给学生。例如强调所有语文问题的探讨都要结合语文改革的实践,同时主张要有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等等。“先生”早在“五四”前便心系祖国命运而东渡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又翻译出版了全国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后坚持终身学习,所以在教学时能自然而然地熟练运用。这不但在建国前少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放在现在,也完全符合党中央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先生”在几十年前已自觉地以此为己任了,这是多么可贵!

    《春风》还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先生”一生对文法研究的痴迷。多年以来,“先生”一有机会就对倪先生谈他的文法研究。例如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沦陷,“先生”不得不撤退到后方,“他从后方来的几封信,没有一封不谈文法革新。”信中分别讲述了他遇到王力、吕叔湘、李方桂、叶圣陶先生时,他们“对文法革新讨论的意见。”抗战胜利后,“先生”返回上海,见面时“谈的也依旧是中国文法革新。”

    最风趣的是倪先生对他婚宴时的记载:“我结婚吃饭,也吃得十分特别,从头到底先生都谈文法,大家也跟着谈,不像吃什么喜酒,倒像开座谈会。我正襟危坐,默默听着,与其说在做新郎,不如说在上课。这顿饭可以称作‘文法午餐会’,很别致。我的小姨也在座,她是个纱厂职工,后来常常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这说明最讲究修辞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先生”,因为与倪先生特殊的、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竟然忘情地打破常规。这反倒成为“先生”与倪先生有着与一般学生“不一样”关系最好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对学术研究是何等的入迷和执着!

    参观过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人都知道,“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学的是法律,拿的是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为什么转而搞语文?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爆发,文言文已远远跟不上时代要求,白话文刚刚起步,学生一般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种句式,迫切需要有人对白话文运动作有力的推动。《春风》引用“先生”的话深刻地指出:“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先生”还特别揭示了语文运动与文化史的关系,指出:“语文运动是我们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潮流,谁也阻挡不了。”有鉴于此,他刚回国,就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参加提倡白话文、改革语文教育等活动。后来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从事了一辈子语文学术研究,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改革运动。”他研究语文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

    以上只是列举了《春风》突显“先生”德行的一部分。未能列出的还有很多,再举一例:“1939年下半年,敌伪势力开始渗入租界”,“在魔影笼罩下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用‘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负责举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展出时间十天。”对此事例,陈光磊、陈振新的《陈望道画传》恰巧也有记载:“十天时间的展期中,社会关注,观众踊跃……充分显示了上海各界人士团结、爱国的精神和力量。在这样的时候举行这样的展览,就是对大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大家即使沦陷于日寇,也绝不能忘记祖国的语言文字!”这都是对“先生”卓越胆识和良苦用心的恰当评论。

    多年来,我看过许多纪念“先生”的论著,但鲜见如《春风》这样能对“先生”的德行作如此全面、系统的彰显的。尽管作者与“先生”交往的时间长,如果没有过人的识见,也不可能做到。作者挑选成语“春风夏雨”作为书名,已经透露了其中信息。这一成语说的是:春风和煦,夏雨滋润,足以养育万物,常用以比喻给人教益和帮助。它典出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春风》突显“先生”高尚道德的目的,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其实了解倪先生为人者均知,倪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语文改革事业。他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文改万岁!”吕叔湘先生在《倪海曙语文论集》“序”里就深情地评价说:“他,倪海曙,是以殉道者的精神做他的工作的。”由此可见,《春风》对“先生”德行的彰显能力透纸背,乃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991年“先生”100周年诞辰时,文化界多位权威人士题辞给予高度评价。如胡乔木同志称他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夏征农同志称他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叶籁士先生称赞他是“我国各项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吕叔湘先生赞扬他“德高学富,功业长存”。早在1982年,倪先生在《春风》中已称“先生”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可见倪先生的观点与上述权威人士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三新”、“三勤”的启示

    《春风》深刻概括了“先生”“做研究工作时的特点”,这就是“三新”和“三勤”。“三新”指的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新’;“三勤”指的是“收集材料、做笔记、思考的‘勤’”。

    先看“三新”:这里的“立场”,更多指的是学术上的“立场”,如学术流派的立场。例如《春风》举到“先生”抗战中流亡到后方时的一封来信说到:语言学家“李方桂……的立场几与我完全一致,也是属于功能派”。我们知道,“先生”一辈子都是文法学中的“功能派”。至于“观点”,书中经常说:“先生总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事物”。例如对于拉丁化新文字,他总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汉字的一种发展形态”。用他的话来说,“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是中国语文进步的结果”,“是汉文汉字生来的一个小孩子”。又如“先生”主张用认识论的观点来做研究,指出:“认识的发展,常常是‘驼子下棺材’(这是他常用的一句歇后语),一头着实了,一头翘起来了。”指的是认识要循序渐进,反复斟酌。至于“方法”,如前所说,“先生”一辈子善于应用辩证法。

    再看“三勤”。“收集材料勤”:《春风》列举“先生”常到回收废纸的废品店里去翻阅旧资料。为了研究拉丁化新文字,有一次从废品店的烂纸堆里找到光绪年间湖北官书店原版蔡锡勇的《传音快字》,非常高兴。这仅为一例。“做笔记勤”,如“先生的书有的比原书厚一倍多,多出的部分就是他的笔记。他把原书拆开了,把笔记插入各章、各节、各页,再装订切齐。”“思考勤”指的是“先生”善于多思考,思考后再干,“常有新的资料,新的观点发现。”

    “三新”、“三勤”是倪先生经过多年观察,对“先生”治学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如能认真学习,终生受用无穷。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已成为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准绳。后来我对博士生讲课时,把“三新”发展为“四新”,即观点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新。至于“三勤”,我体会是“三新”的保证,它与“三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勤搜语料的基础上,我也养成了天亮时思考学术问题的习惯。有时新观点、新思路也会瞬间到来,这显然是多思的结果。我对倪先生的高度概括一直心存感激,铭记心间。

    刻骨铭心谢师恩

    《春风》记载了倪先生为谢师恩所做的三件事。一是建国初他即组织力量为“先生”编了一部30多万字的《陈望道语文论集》,事先未与先生商量。交出后,“看他那么忙,不好多催”,想不到“一直压到他去世”,“语言研究室的同志才从遗物中找了出来”。二是“先生”逝世后他专程赶到上海,审读语言研究室人员(均为“先生”的学生)编的《陈望道语文论集》。住在招待所两个多月,足不出户,“不时还做些笔记,等于重新听先生讲课,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中,真有‘不知肉味’之感”。他“边审读,边回忆,边思索。有时仰天大笑,有时热泪盈眶,有时掷笔沉思”。字里行间,充满着尊师、爱师、谢师的深厚感情。三是“先生”逝世五周年时,他赶写了这本由32小节组成的回忆录,集中彰显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生高尚的人品、光辉的业绩。这是倪先生用心血含泪写成的一部生动的尊师、爱师、谢师的教科书!几十年来,我常常被“竭力忍住眼泪”、“热泪盈眶”、“抹干纵横的泪痕”等所深深感动!男儿有泪不轻弹!书中为感师恩而流了热泪的不同句式竟高达六次!漫漫40年,说不尽刻骨铭心的师恩尽收笔底!每有懈怠,翻阅此书,就能从中汲取到强大的力量,督促我思考:我也是“先生”的学生,听过“先生”讲文法、修辞多年,应该怎样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陈望道学术思想,为“先生”多做一些实事!

上海报业集团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