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
冲天的火光，破碎的橱窗……法国巴黎这个享誉世界的浪漫文化之都，在2018年年底不是被即将到来的圣诞气氛所装饰，而是以街头对垒和暴力宣泄所替代，这究竟是1968年“法国革命”的精神延续，还是今天法国后现代社会的撕裂与冲突张力显现？另一个吊诡的问题是，社交网络媒体何以能够将燃油税上调的问题持续放大，并在法国经济复苏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掀动了一场反马克龙执政的社会运动？并且这场运动既不是传统的法国政党策划显示政治诉求的结果，也不是工会组织罢工清晰利益的表述。为了反对而反对，“黄马甲”聚集在反对的主题下，是一种怎样的社会诉求与底层抱怨？
“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失去基本盘支撑
首先，改革，加速改革，导致利益受损群体短期内快速扩大。
改革既是马克龙的竞选主张，也是其赢得希望摆脱沉疴积重的选民们投票的基础因素。萨科齐的夸夸其谈，奥朗德的不作为，不仅使得法国相较于德国“施罗德改革”晚了15年，错失了结构性力度改革的良机，同时法国也因经济竞争力下降，一步步失去欧洲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权力。
平心而论，执政后的马克龙推出的改革，针对的是政府公共成本不断上升，切入点是福利社会固化的顽疾，以此来解决法国政府开支占GDP近50%的问题。单从经济角度看，在2016年底突破2%的GDP增长瓶颈后，法国2018年经济增长为2%，财政赤字回落至2.6%，低于欧盟财政赤字标准3%，而就业数据也呈现乐观趋势，2018年三季度最新数据显示失业率为9.1%，创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这些靓丽的数据并不能掩盖各种利益群体对于马克龙政府改革的不满。原因在于：马克龙的综合经济改革的操盘方式是“齐头并进”式改革，其将多个领域改革如铁路改革、公务员改革、教育改革和税法改革同时推出，这样就使得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规模短期内突然扩大。福利的刚性与依赖，使得利益受损群体容易找到共同发泄不满的议题，暴露了马克龙政府典型的“技术官僚”治理弊端。缺乏社会改革承受力的评估与单纯经济指标导向的改革，不仅使得马克龙政府“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失去了基本盘的支撑，同时也凸显了法国后现代社会的多元与福利固化的坚韧性。
“法国再兴”不能解决普通民众的现实困难
其次，民生与政治理想的矛盾。
马克龙的改革旨在降低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开支，以满足欧盟的财政标准，并使法国重新成为欧洲领导国家。他在竞选时候提出的“法国再兴”的口号，吸引了法国选民的眼球，并使选民投出自己的选票。但是当选民们在大选完毕回到灰暗的现实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法国的荣光和再兴”并不能帮助普通民众解决现实困难。
虽然法国目前9.1%的综合失业率告别长期两位数的失业环境，并可以作为对外炫耀的政治资本，但是法国25岁以下劳动力20.4%的失业率，既隐含着动荡，同时也是暴力的基础。从工资收入角度看，扣除通货膨胀后，法国平均收入从2010年至今几乎没有增长。以家庭食品支出角度看，法国的平均水平（13.6%）高于欧盟平均水平（12.2%），而巴黎这个世界之都的高昂开支更是拉低了普通民众的获得感。目前低技能工作者的总比例在法国近24%，明显高于OECD许多国家。这些低技能工作者所能够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法国最低工资水平（1498欧元）左右，扣除日常食品与租房支出后几乎无所剩余。因此，政府的改革与民生究竟是什么关系？忘记改革初衷、立志于伟大的政治实践，对于多元化的法国社会不仅危险，同时也更显得曲高和寡。
偏偏选择与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国际难题入手
其三，国际能力实现与现实能力不匹配。
客观地说，马克龙当选后，如其竞选承诺，法国加强了在国际舞台的活动频繁度，希望在欧盟与国际上重新获得更多更大话语权，并解决国际影响力的衰退问题。马克龙组建独立“欧洲军”梦想既有戴高乐主义的传统，又是现实中不想寄北约篱下的表现。而当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重大契机出现时，马克龙自认的战略机遇窗口出现了。
马克龙希望法国自身扛起“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领袖大旗。“全球减排先锋”的落实，既需要以碳税为代表的新税种比例提高，同时还不能消耗政府原本已经庞大的公共开支，因此，民众的全球责任感就被寄托了情怀，法国人民必须为“全球减排”而牺牲自我利益，这不仅构成了本次“黄马甲”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同时也透射了法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无奈。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是一个资金投入巨大的复杂、长期系统工程，需要全球主要国家的协调与协同，仅靠法国的财力与全球影响力很难有巨大作为。但马克龙偏偏选择了与自身能力不能够匹配的国际治理难题入手，以国内民众福祉损伤为代价参与国际公共事务，提供普惠性国际公共产品，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奢侈品，酿成了国内的普遍反对并引发了社会群体运动。
已过时的政治理念如何进行政治实践
最后，理论的灰色与现实的无力。
马克龙竞选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非左非右”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既是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诠释，也是英国布莱尔政府时代的政策实践，曾经被看成是欧洲的政治指路明灯和应对后现代社会的理论法宝。但事实上，选民们从来不热衷于理论家们的灰色演绎。出于对欧洲范围内已经开始凝聚力量的“极端政治”的担心，法国选民既不愿意选择极左的梅朗雄，也不愿意选择极右的勒庞。而马克龙高票当选后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在“非左非右”的政治主张和理念下，马克龙的改革政策既不能过于得罪富人，也不能得罪穷人，而传统的中产阶级又在哪个位置？这是政治从理论到实践转化的难题。由于马克龙不希望法国原本比较清晰的政治势力介入政治治理，所以他在政府官员选择上雇佣了大量的“技术专家”组建“专家内阁”，使得其执政缺乏了政治层面“基本盘”的支持，一旦碰到改革的难题就难以获得民众的底层支持。因此，在当今法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利益分层多元化和细化的环境下，马克龙的政治理念继续搬用过时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指导，如何进行政治实践是其目前碰到的最大执政难题，也是造成法国后现代社会断层撕裂加剧的根源。
综上所述，法国出现的“黄马甲”运动，本身就是是法国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各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也反映了后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一旦固化和僵化，改革就会异常艰难，稍有不慎会引发深层社会问题。因此，在任何政治实践中，美好的政治理想必须与民生发展结合，改革的初衷与福利顽疾的对抗，必须有高度的技巧和对大环境的总体判断，否则，动荡、冲突与不稳定可能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常态。 （作者系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