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祾
1960年代初，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提及当年“思想革命”时自己写的第一篇白话文，是翻译古希腊诗人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的一首牧歌，并全文抄录为翻译加添的题记。周作人文抄公，抄自己的文章不稀奇，稀奇的是，隔了六七章再提《人的文学》，却一笔带过，只抄陈独秀回信里一句赞誉而后更多约稿，便算了事。五四时代，知堂以《人的文学》获盛名、成为一时标杆，时隔近半个世纪，却厚此薄彼如是！
谛阿克列多思来自西西里，是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城内的著名诗人，以荷马的韵律记录南方岛屿上农人牧民的爱恨悲欢。周作人提到的《新青年》上这首《古时今译》（谛阿克列多思牧歌第十首）叙述的就是两个割稻人关于爱情和劳作的对话：害了相思病的一个唱起给心爱姑娘的恋曲，而他的同伴则报以一首劳作之歌，向地母祈愿 “多果子多五谷；愿田稻成熟，百果长得多呵”，并指出“太阳底下作工的人，应该唱这样的歌才是”。周氏那时的翻译，基于英国古典学家Andrew Lang的英译本。Lang在给这首诗的简介中喟叹这样的旋律“当是谛阿克列多思会在田野上听人唱诵的”。Lang把这位诗人称为“自然的学生”，西西里阳光灿烂的山坡、海洋、牧人/歌人给了他诗的训练，让他的诗歌阳光肆溢，充满熠熠生辉的喜悦。
在周作人的创作年谱上，希腊文学的译介并不始于谛阿克列多思的这首牧歌。1914年他就撰文介绍希腊女诗人萨福。在《古诗今译》之前，也曾用文言文译过谛阿克列多思的作品。周氏改用现代汉语，始自这首牧歌，也许多少带有偶然。不过，写回忆录的时候，他着眼当年的翻译，也并不以语言为重。前文已经提到，这是为了“思想革命”：“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可是，这首古代希腊的牧歌如何致力于现代中国“思想革命”，目的又是什么？
回到1917-1918年《古诗今译》写作和发表的现场，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中国文学或文化尚在萌芽之中。当《新青年》群体的知识分子展开新文化运动，就必得仰仗各自过去的教养和经验。个人的意趣与对现实的考量铸成对新文学的憧憬，而彼此诉求的碰撞、融合，最初助力于这一传统的成形。谛阿克列多思作为周作人进入这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切点，知堂即在现代中国传统的根基处，手植——用他自己的说法——一棵希腊的“根芽”。这根芽当时种下，于己于彼或者并不见端倪；然而知堂回顾人生之时，已成其一生事业追求，意义成失都了然于心。
1918年之后，1932年周作人出版《希腊拟曲》，这是他在民国时代最主要的希腊文学翻译作品，从希腊原文翻出海罗达思（Herodas）拟曲七篇和谛阿克列多思牧歌五篇。周自称这小册子是为了不使学习希腊文的功课白费，却又畏于雅典时代的大师。这般遁词之下，谛阿克列多思的语言其实是出了名的艰深，而海罗达思成为最早可在汉语中阅读的希腊作者之一，殊为瞩目——其人其作，事实上直到不久前1890年才在埃及的一次考古发现之后为现代读者知晓。但周作人自有不可不翻译的理由。海罗达思同样是亚历山大时代的作家，拟曲为其招牌文体，原是专门模拟下层人物对白的单口表演，当然我们今天能读到的不过是已经失去了生色的文字稿。在知堂看来，生当颓废时代，来自另一个颓废时代的作品，实在更适合。在《拟曲》的序言里，他还提名了同是希腊兴盛时代之后的路吉亚诺思（Lucian，周氏后来用译名路吉阿诺斯）和朗戈斯（Longus）为心仪之作。朗戈斯有《达夫尼斯与赫洛蔼》(Daphnis and Chloe)传世，讲述Lesbos岛上天地四时的变化和少男少女的纯真爱情,译文集《陀螺》收有他翻译的片段。路吉阿诺斯以人性写神，嬉笑怒骂间描摹人间百态与俗世魅力，周氏与他的缘分贯穿五十余年，后在1960年代初年完成主要作品17篇的翻译，并在遗嘱中慎重表示这个翻译是其一生文字唯一应被重视的。此一偏重，与回想录对《古诗今译》同出一辙。而一路的偏重背后，是周作人为现代中国移植希腊根芽的真正用心。
以这四位颓废时代的作家为代表的希腊文学，在周作人的讨论里，惠及今世希腊人。我们还记得，不到二十年前，梁启超借希腊悲中国，萨福故土成为土耳其一省，中国则败于日本，叹息古典文明的堕落可如此，一时拜伦“哀希腊”之曲余音不绝。但是，周提醒我们，20世纪的希腊毕竟从其殖民的历史中走了出来，那么希腊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希腊人有一种特性，也是从先代遗留下来的，是热烈的求生的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新希腊与中国》），这样的现世主义定义了周作人心目中“希腊民族的真精神”。就如 其 解 释horān hēlion，这 短 语 可 追 源到荷马，直译作“看见眼光”，“意思即是生存在世上。这里很可以看出希腊古代的现世主义来。他们尊重这现实的生活，只在有这肉眼看见着阳光的时候，才算真是生存着” （《〈希波吕托斯〉注解》）。阳光穿越千年，在现代希腊作家如霭夫达利阿谛思（Argyris Ephtalictis）的作品中依然透出温暖和生机。而这样的现世主义，恐怕也没有比——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所唱——阳光下的爱情，尤其阳光下的劳作，更为有力的表达。
周作人一生的很多追求，大概都可以从这种现世主义出发得到解释。比如，他在五四之前就开始收集儿歌、民间故事，1920年代发起歌谣研究会，身体力行提倡民俗研究，要“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注意一下如“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水里的东西》）。周氏自陈这是对“野蛮”的兴趣，无论这野蛮属于人类的幼年，民间的生活，抑或文明的初始。五四将领提倡新文化，发愿于对已经毁坏的古典文学的不满。周氏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之时谈野蛮，则真应了所谓“礼失求诸野”，意想从文明的边缘重新寻找一个古旧的传统在“颓废时代”——我们也可说“后古典时代”——的生机。事实上，在民歌童谣与古典文明，希腊影响与中国现实之间，有着传统与当下、民间与精英、民族与普世的复杂纠缠，难以在此展开。但可以说明的是，这一希腊的根芽切切实实在知堂的思想中盘根错节，反过来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理想。希腊的阳光随着路吉阿诺斯，也将照亮他日后黯淡的人生。
火烧赵家楼那天，周作人并不在北京，他正携家带口往日本探亲访问。国内的形势使他迅速回国两月，也使他必须对发生的事情表态。他谈日本见闻、中日关系，在文章最后谈到日本国民性，提及日本农夫劳作的美，突然话锋一转，也谈起中国的农民。说起国民性，那时候鲁迅正在写鲁镇的故事，痛心重重桎梏下愚昧麻木的中国人，吶喊启蒙；周作人却写道：
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慨，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游日本杂感》）
适时1919年，五四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