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徐怀中（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首任文学系主任）采访 许旸（文汇报记者）

    戎马半生，笔耕不辍，九旬军旅作家徐怀中，捧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首发于新鲜出炉的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这期杂志卷首语这样评说：“作为以里程碑般的《西线轶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以及作为曾经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教育家，徐怀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而《牵风记》，将是这些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的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小说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19岁就命陨的壮烈故事。但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的高华，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交织。清新如朝露的文化教员汪可逾，她的空灵清逸，她对美与自由的向往，在《牵风记》芳华绽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牵风记》“牵”什么风？它在徐怀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脉络中有何新意味？昨天，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徐怀中，不服老的他话语中透着铿锵：我期待《牵风记》不是“收官之作”。

    三个人一匹马，给文本做减法

    文汇报：徐老好！请问何时萌生要写《牵风记》？写了多久？

    徐怀中：我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亲身参与者，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以此为题材完成过一稿，20万字左右，应该说是《牵风记》最早的雏形，后因种种原因烧掉了，那是一部废稿。此后一再搁浅但不足惜，我索性推倒重来。

    小说《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过一遍，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很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文汇报：《牵风记》开头从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的一张集体照写起，少女汪可逾因双眸有光、笑容动人，总被人一眼看到，难以忘怀。看得出，为了塑造这个角色，您倾注了最多的笔墨和感情？

    徐怀中：她是美的化身。这么说吧，这部小说因为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我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他们生出战友情和两性爱恨。以前我在部队里，见到了不少有文化的女同志参加革命、投奔光明，她们爱笑，懂艺术，一身热忱坦荡，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汇聚成汪可逾。我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因为我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凸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文汇报：除了军与民、敌与我、男与女的互动，小说还写了屡立战功的军马“滩枣”——颈项高扬，四肢修长，面孔正中留下一“笔”白色条纹，像京剧脸谱似的；从两耳正中直至嘴唇处，将狭长的脸部辟作左右两半，给人以一种天然的奇幻感，顿觉它是那样高大伟岸而又文明优雅。为什么《牵风记》费笔墨勾勒马与人的情投意合？

    徐怀中：小说中有个情节，能歌善舞的汪可逾，弹奏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关山月》时，“滩枣”居然循声而动，挣扎着从马厩奔来。它能听懂刚健琴曲里的报国思乡情怀，明白音符对军马战车威武气势的赞美？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希望小说能表现出战火中连一匹马也有自己的性情，野性中透着灵性。

    小说结尾，奄奄一息的老军马驮着汪可逾遗体行走在茫茫大山之中，在极端环境下，汪可逾与军马之间迸发出的默契和灵犀，也是小说比较写意抒情的一面。

    文汇报：《牵风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徐怀中：最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敌强我弱时如何“牵引战争反攻之风”；写完了回头看，算是“牵个人写作转变之风”；再延伸至小说中英姿飒爽的战马，更有“牵马驰骋之风”的意象联想了。等读者看了之后，或许不同的人会解读出各种况味，我乐见其成。

    战火无情，但美是“对战争的超越”

    文汇报：“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岁月之上泛出明丽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牵风记》中的年轻人是有信仰、有英雄气、有战斗力的战士，同时还是行进于伟大征程的有文化、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军人。请问这些角色有原型吗？

    徐怀中：谈不上对号入座，如果说真的有原型，那也是从几百张几千张鲜活的面孔中，捕捉融合了他们的声音、表情、神态。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文工团成员全分下去搞地方工作,我由文工团团员转为一个乡的武工队队长，手下有近20条枪。招来的小战士，有些掉队了，有的是为糊口。我就带着这些兵和敌方缠斗，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为宝贵的素材。小说中写到工作队进驻村里第一晚被地方团练武装围攻，七名女同志被俘、其余全部牺牲的那场战斗，其中就有我的一位亲密战友，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听闻噩耗我们都很悲愤，许多场面印在了脑海里。

    文汇报：说到亲身经历，汪可逾的“洁癖”和“强迫症”是否也是您观念的一种投射？

    徐怀中：入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乡村里写标语，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倒流进袖筒，又从裤子直流到鞋袜里。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复制到小说里汪可逾的遭遇——“她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

    还有我给百姓贴对联一定要整齐规整、写黑板报勾边也尽量弄得悦目。汪可逾就有这种怪毛病——上床休息了，发现地上两只鞋摆得不整齐，右脚鞋子在左、左脚鞋子在右，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非要爬起来，把两只鞋子摆得端端正正，才安心入睡；房东大门上对联高矮不一，位置贴颠倒了，简直要了她的命！我借小说里旅政治部宣传科姜科长之口，道出汪可逾的美学观——汪参谋的这种“怪毛病”，俗称“平衡觉”，也不妨称之为“美感直觉”，这是先天设定的一种强烈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通病”。

    文汇报：为什么如此在意“美感直觉”？

    徐怀中：以前打仗那么苦，但日子还要照过。人性本能的欲望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发自内心对美的追求，超越了战争本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乐趣。新长篇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常年亲历战火后对战争的反思。

    文汇报：评论家朱向前认为《牵风记》仿佛有个强烈意图，就是把美灌溉到残酷、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且不失张扬地晕染着一道道美丽景色，带着一丝温暖和沉情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并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您怎么看？

    徐怀中：的确，文学艺术的固有规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美的感觉和呵护是先天的。一个人也许并不想当作家，也不想搞艺术，但内心的美感是存在的。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碍，不管不顾了。

    文汇报：从1958年第4期的《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被视为标志新时期军事文学审美新突破的《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2017年第8期《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新的《牵风记》，您与《人民文学》60年情缘不断。一路写来，新长篇更多是您创作风格的延续还是颠覆？

    徐怀中：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以前小说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现在我尽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返回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因此，我愿意将新作视为“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样本。

    文汇报：文末齐竞对汪可逾的怀念，是不是也吐露了您对人生的想法？

    徐怀中：“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这段话可以说是小说的“文眼”，或许其中有哲思，不容易一眼就理解，其实我想表达“以自己已知的来倾诉未知”，有点虚玄之意。

    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对军旅文学提出新考验

    文汇报：小说开头印上了“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徐怀中：本来我是搞画画的，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战争期间，每到一个地方，不休息不吃饭，先把连环画木刻作品挂到村子里；然后忙着写标语。我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就劝我，还是写小说吧。1965年我随中国作家记者组赴越南战地采访，于增湘去农村，大病一场，后又辗转云南，她的后半生带着伤病，经常为我身心交瘁。

    可以说，我每写出一篇文章，她都是第一读者和批评家，见证了我的创作甘苦。包括这部《牵风记》，也是她建议我写的，本来我没有这个信心，一直以来我们彼此启发，新作也包含了她的想法和心血。

    文汇报：去年您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荣誉教室，在“新春第一课”上谈到，军事题材从来都是主旋律作品的富矿，但一些小说在主题构思、素材组织、思想提炼上，囿于命题式书写，未必能提升艺术高度，能解释下这个观点吗？

    徐怀中：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不光是反映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弱，都可以写。

    文汇报：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您是首任主任，学员中第一期就有莫言、李存葆、沈石溪、朱向前等作家评论家，此后不到十年，军艺文学系又陆续走出柳建伟、麦家、江奇涛、王海鸰、陈怀国等一支精锐“文学部队”。您怎么看当下军旅文学？

    徐怀中：目前军队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强军进程如火如荼，原有的军旅文学不足以描述现在的变革。比如，辽宁舰扬帆起航，是中国几代军人的梦想，新进展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面对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和时代飞速的变化，能否持续加以追踪记录思考，对中国军旅作家提出了极大考验。新生代作家以及所有作家都面临紧迫的学习任务。在我那个年代，写的人多，评的人少；现在创作和评论两个车轮一起行进，推动军事文学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