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12月0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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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首发于最新一期《人民文学》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是“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九旬作家徐怀中:尽最大力量完成精彩一击


作家徐怀中在书房近影。 程小玲摄
◆徐怀中为文汇报题字。
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首发徐怀中长篇新作《牵风记》。
徐怀中非虚构力作《底色》。
徐怀中小说《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代表作《西线轶事》。
(均资料照片)

    嘉宾 徐怀中(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首任文学系主任)采访 许旸(文汇报记者)

    戎马半生,笔耕不辍,九旬军旅作家徐怀中,捧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首发于新鲜出炉的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这期杂志卷首语这样评说:“作为以里程碑般的《西线轶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以及作为曾经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教育家,徐怀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而《牵风记》,将是这些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的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小说正是以此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19岁就命陨的壮烈故事。但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的高华,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交织。清新如朝露的文化教员汪可逾,她的空灵清逸,她对美与自由的向往,在《牵风记》芳华绽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牵风记》“牵”什么风?它在徐怀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脉络中有何新意味?昨天,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徐怀中,不服老的他话语中透着铿锵:我期待《牵风记》不是“收官之作”。

    三个人一匹马,给文本做减法

    文汇报:徐老好!请问何时萌生要写《牵风记》?写了多久?

    徐怀中:我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亲身参与者,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以此为题材完成过一稿,20万字左右,应该说是《牵风记》最早的雏形,后因种种原因烧掉了,那是一部废稿。此后一再搁浅但不足惜,我索性推倒重来。

    小说《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过一遍,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很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文汇报:《牵风记》开头从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的一张集体照写起,少女汪可逾因双眸有光、笑容动人,总被人一眼看到,难以忘怀。看得出,为了塑造这个角色,您倾注了最多的笔墨和感情?

    徐怀中:她是美的化身。这么说吧,这部小说因为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我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他们生出战友情和两性爱恨。以前我在部队里,见到了不少有文化的女同志参加革命、投奔光明,她们爱笑,懂艺术,一身热忱坦荡,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汇聚成汪可逾。我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因为我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凸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文汇报:除了军与民、敌与我、男与女的互动,小说还写了屡立战功的军马“滩枣”——颈项高扬,四肢修长,面孔正中留下一“笔”白色条纹,像京剧脸谱似的;从两耳正中直至嘴唇处,将狭长的脸部辟作左右两半,给人以一种天然的奇幻感,顿觉它是那样高大伟岸而又文明优雅。为什么《牵风记》费笔墨勾勒马与人的情投意合?

    徐怀中:小说中有个情节,能歌善舞的汪可逾,弹奏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关山月》时,“滩枣”居然循声而动,挣扎着从马厩奔来。它能听懂刚健琴曲里的报国思乡情怀,明白音符对军马战车威武气势的赞美?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希望小说能表现出战火中连一匹马也有自己的性情,野性中透着灵性。

    小说结尾,奄奄一息的老军马驮着汪可逾遗体行走在茫茫大山之中,在极端环境下,汪可逾与军马之间迸发出的默契和灵犀,也是小说比较写意抒情的一面。

    文汇报:《牵风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徐怀中:最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敌强我弱时如何“牵引战争反攻之风”;写完了回头看,算是“牵个人写作转变之风”;再延伸至小说中英姿飒爽的战马,更有“牵马驰骋之风”的意象联想了。等读者看了之后,或许不同的人会解读出各种况味,我乐见其成。

    战火无情,但美是“对战争的超越”

    文汇报:“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念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岁月之上泛出明丽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牵风记》中的年轻人是有信仰、有英雄气、有战斗力的战士,同时还是行进于伟大征程的有文化、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军人。请问这些角色有原型吗?

    徐怀中:谈不上对号入座,如果说真的有原型,那也是从几百张几千张鲜活的面孔中,捕捉融合了他们的声音、表情、神态。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文工团成员全分下去搞地方工作,我由文工团团员转为一个乡的武工队队长,手下有近20条枪。招来的小战士,有些掉队了,有的是为糊口。我就带着这些兵和敌方缠斗,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为宝贵的素材。小说中写到工作队进驻村里第一晚被地方团练武装围攻,七名女同志被俘、其余全部牺牲的那场战斗,其中就有我的一位亲密战友,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听闻噩耗我们都很悲愤,许多场面印在了脑海里。

    文汇报:说到亲身经历,汪可逾的“洁癖”和“强迫症”是否也是您观念的一种投射?

    徐怀中:入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乡村里写标语,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倒流进袖筒,又从裤子直流到鞋袜里。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复制到小说里汪可逾的遭遇——“她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

    还有我给百姓贴对联一定要整齐规整、写黑板报勾边也尽量弄得悦目。汪可逾就有这种怪毛病——上床休息了,发现地上两只鞋摆得不整齐,右脚鞋子在左、左脚鞋子在右,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非要爬起来,把两只鞋子摆得端端正正,才安心入睡;房东大门上对联高矮不一,位置贴颠倒了,简直要了她的命!我借小说里旅政治部宣传科姜科长之口,道出汪可逾的美学观——汪参谋的这种“怪毛病”,俗称“平衡觉”,也不妨称之为“美感直觉”,这是先天设定的一种强烈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通病”。

    文汇报:为什么如此在意“美感直觉”?

    徐怀中:以前打仗那么苦,但日子还要照过。人性本能的欲望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发自内心对美的追求,超越了战争本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乐趣。新长篇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常年亲历战火后对战争的反思。

    文汇报:评论家朱向前认为《牵风记》仿佛有个强烈意图,就是把美灌溉到残酷、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且不失张扬地晕染着一道道美丽景色,带着一丝温暖和沉情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并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您怎么看?

    徐怀中:的确,文学艺术的固有规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美的感觉和呵护是先天的。一个人也许并不想当作家,也不想搞艺术,但内心的美感是存在的。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碍,不管不顾了。

    文汇报:从1958年第4期的《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被视为标志新时期军事文学审美新突破的《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2017年第8期《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新的《牵风记》,您与《人民文学》60年情缘不断。一路写来,新长篇更多是您创作风格的延续还是颠覆?

    徐怀中: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以前小说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现在我尽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返回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因此,我愿意将新作视为“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样本。

    文汇报:文末齐竞对汪可逾的怀念,是不是也吐露了您对人生的想法?

    徐怀中:“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这段话可以说是小说的“文眼”,或许其中有哲思,不容易一眼就理解,其实我想表达“以自己已知的来倾诉未知”,有点虚玄之意。

    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对军旅文学提出新考验

    文汇报:小说开头印上了“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徐怀中:本来我是搞画画的,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战争期间,每到一个地方,不休息不吃饭,先把连环画木刻作品挂到村子里;然后忙着写标语。我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就劝我,还是写小说吧。1965年我随中国作家记者组赴越南战地采访,于增湘去农村,大病一场,后又辗转云南,她的后半生带着伤病,经常为我身心交瘁。

    可以说,我每写出一篇文章,她都是第一读者和批评家,见证了我的创作甘苦。包括这部《牵风记》,也是她建议我写的,本来我没有这个信心,一直以来我们彼此启发,新作也包含了她的想法和心血。

    文汇报:去年您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荣誉教室,在“新春第一课”上谈到,军事题材从来都是主旋律作品的富矿,但一些小说在主题构思、素材组织、思想提炼上,囿于命题式书写,未必能提升艺术高度,能解释下这个观点吗?

    徐怀中: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不光是反映炮火连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常工作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弱,都可以写。

    文汇报: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您是首任主任,学员中第一期就有莫言、李存葆、沈石溪、朱向前等作家评论家,此后不到十年,军艺文学系又陆续走出柳建伟、麦家、江奇涛、王海鸰、陈怀国等一支精锐“文学部队”。您怎么看当下军旅文学?

    徐怀中:目前军队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强军进程如火如荼,原有的军旅文学不足以描述现在的变革。比如,辽宁舰扬帆起航,是中国几代军人的梦想,新进展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面对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和时代飞速的变化,能否持续加以追踪记录思考,对中国军旅作家提出了极大考验。新生代作家以及所有作家都面临紧迫的学习任务。在我那个年代,写的人多,评的人少;现在创作和评论两个车轮一起行进,推动军事文学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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