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

    1945年2月10日的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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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到1945年间，胡适在纽约、康桥生活时，他和诸多中国学友、师生来往。从今天来看，当时在美东的中国学者、学生圈子论人数虽然不大，但可谓群英荟萃。胡适和杨联陞日记提及的学者，此后在各个领域都成为领衔人物。1944年秋，在纽约送别胡适前往哈佛任教的友人中就有周鲠生。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和教务长。从1939年起，他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和胡适一起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后，1945年7月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邀请了许多年轻的学者来到武大任教。胡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去武大讲学，看到武大集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老相识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还有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也在纽约车站为胡适去波士顿任教送行。刘修业是福州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2年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工作，编制国学、文学等索引。1936年，她赴法与王重民一起抄录敦煌资料，著录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书。1937年4月，在巴黎与王重民结婚后不久去伦敦大学进修。1939年与王重民同赴美国，夫妇俩先后在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编辑目录。胡适提到的一同来送行的“于领事”是当时担任驻纽约总领事的于竣吉（字谦六）。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秘书和哈瓦那总领事等职。另一位“锴兄”指的是刘锴（别号亦锴），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驻英大使馆和驻美大使馆工作过。另一位梁鋆立也曾担任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和胡适一起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可见送行的友人中，好几位是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跟随他工作过的。

    另外当时在康桥餐会、茶聚里频频出现的两位是张晓峰和张福运。他们并不是汉学家，但其实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留学哈佛的中国学者。张晓峰（其昀）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当时他和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一同力聘杨联陞完成博士学位后就到浙大任教。而张福运也在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班后，于1911年来到哈佛大学学习，成为第一位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张福运任教于北京大学，传授国际法。1922至1925年间，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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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当时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攻读经济史博士学位的杨联陞。胡适认识了杨联陞，那肯定也会认识杨的导师和恩人贾德纳。当时学社资助不少有志于汉学的美国学生和老师到北京进修，学中文，修史料。贾德纳就是其中一位。我曾在另一篇写杨联陞和柯立夫的文章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贾德纳和杨联陞的师生之交。贾德纳1939年底从北京回到康桥后，并没有得到哈佛的终身教职而四处求职，但是他依然安家在康桥校园附近。1940年代初期，杨联陞一直住在他家，离胡适任教时住的加登街只有一街之隔，步行只需三五分钟。

    就胡适1945年前后在康桥熟识的这批中国学生和学者同中外汉学家的交往的细节，参照杨联陞的日记，我们可以重构和回述其中两桩轶事，既风趣，又含学术史意味。

    1945年2月10日晚，贾德纳邀请了一批学者来寓所共进晚餐。那天晚间，大雪纷飞，波士顿2月的一个大冷天。杨联陞在日记里写到：“晚贾德纳请客，有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Robert Pierpont）Blake、Stinge、（Serge）Elisséeff、（James）Ware、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及余。”“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全开也里可温之说。伯（希和）以为蒙语是the powerful之意……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伯不同意）。”他们又“谈及中国工业化问题。大家意见不一。”于是，杨联陞感叹道：“汉学家不必懂经济也！”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师生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导师特别提议这位门生应计划做英法之游。

    对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书评经验谈》中谈到伯希和，不禁想起了贾德纳邀请的这次晚宴。“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课），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不过，作为当时中外汉学界举足轻重的两位领衔学者，胡适与伯希和这次在康桥贾府见面并非第一次。早在1926年9月，胡适在大英博物馆藏查阅敦煌文书后，就曾经去巴黎同伯希和见面，探讨敦煌文书卷子，伯希和以旧作《有关六朝和唐朝几位艺术家的笔记》相赠。而1945年2月这次再聚康桥，实缘于他们和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大学间长期的学术交往。

    早在1924年1月，伯希和受邀前往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作了 题为  《中国考古的新近发现》（“Recent Discover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的演讲。1926年3月，伯希和又来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讲《中国北方的新石器艺术》（“Neolithic Art in Northern China”）。1928年12月，他再次受邀来哈佛讲《新疆寺庙的发掘》（“Unearth Buddhist Temple in Chinese Turkestan”）。可见在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之前，伯希和已经多次就他在中亚的新发现来作演讲，对当时刚刚起步的哈佛汉学有了最初的影响。

    1930年代初，胡适婉言谢绝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一职后，学社转而邀请伯希和出任，可是伯希和也回绝了。根据洪业回忆，学社又邀请了另一位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同样被拒。学界曾玩笑说，伯希和与戴密微身居1930年代风起云涌的巴黎，怎么愿意来到北美乡间小镇康桥去受罪？还是在伯希和的推荐下，哈佛燕京学社请到了俄裔法籍专攻日本学的学者叶理绥出任，他当时是伯希和在巴黎的一位年轻但颇具前途的同事。

    1936年，胡适与伯希和同时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档案馆馆藏校史资料记载，伯希和是“一位坚韧的探险家，对中亚文书和艺

    术的探究增进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和珍藏（An intrepid explorer,whose examination of themanuscriptsand artofCentral Asiaenhancesourappreciation of agroup of ancient cultures）”。而前后相继列着的胡适为“一名中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既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明赋予现代人的睿智，又以其勇气和对新时代精神的领悟来引领学界（A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an inheritor of the mature wisdom of an old civilization who guides with coura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ofanew age）”。

    此后，伯希和在1944年10月和1945年2月再次来哈佛讲学。根据杨联陞的日记，1945年2月7日四时，他听伯希和讲“祭司王约翰与中国的第一个基督教 传 说”（Prester John and the First Christian Legend in China），过后还参加了哈佛燕京学社为讲座所设的茶会。紧接着第二天四时，伯希和以“蒙古史之新研究”为题作了演讲，提到成吉思汗卒时只有六十岁，又讨论到在蒙古帝国治下基督教在乃蛮等三族中最有势力。两天后，他们一帮学者受贾德纳邀请一起上他家参加晚宴，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贾德纳做东的晚宴，从而胡适与伯希和得以再次在康桥见面。遗憾的是胡适有否参加伯希和的系列讲座，杨联陞在日记中并没提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杨联陞写日记的习惯来看，如果胡适一同前往伯希和的演讲，他准定会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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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另一则轶事也值得一记。1944年12月9日，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杨联陞和裘开明（即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陪胡适来到麻州西边的格雷夫顿镇（Grafton）南街16号约翰·罗兹（John L.Rhodes）家，他们阅览罗兹的伯父、老传教士罗伯特·利莱（Robert Lilley）遗留下来的一批藏书。这位利莱先生从1869年至1876年间一直在中国北方传教，1876年被派往日本横滨。19世纪末，他带回多年来在中日收集的藏书。他死后，所有的书均归侄子约翰·罗兹所有。罗兹很想把这些书卖出去，但一直没人要。有意思的是利莱身为一名新教传教士，据胡适和杨联陞的日记记录，他的藏书中除了圣经《新约》《旧约》中日旧版译本之外，还有“明治十三年（1880）弘教书院的缩印大藏经”一部四十帙和日本“旧刻各种佛经”零种，此外还有中国旧书的“甚多佳版”。虽然胡适很为转运这一大堆书而犯愁，但是他爱书心切，还是当即出了500美元把所有的藏书都买下了，罗兹甚满意，大家也皆大欢喜。

    12月21日，胡适再次和杨联陞一起来到罗兹家中，两位大学者花了六个多小时，亲手把旧书整理好，装成五大箱，并托付罗兹把这五箱书交转运公司，送往胡适在纽约曼哈顿东81街的寓所。而剩下的一些小部头的书，他俩自己装入手提箱随身带上，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到波士顿。途中杨联陞即兴作小诗：

    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

    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胡适在午夜直接上车去纽约过圣诞节。圣诞刚过，12月26日，胡适寄给杨联陞他的和诗：

    雪霁风尖寒彻骨，大头板屋似蜗庐。

    笑君也有闲情思，助我终朝捆破书。

    祖国打劫千载无，暴敌杀掠烧屋庐。

    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

    然后杨联陞又和胡适的诗，写了两首：

    卅年尘锁无人问，一旦提携出草庐。只说新书读了旧，旧书也会变新书。

    又：

    弘教何嫌文字障，译经忍弃塞翁庵。先生莫说无出息，宰相犹须半部书。

    这两位先生情投意合，即便在短短的圣诞和元旦节，也是和诗、书信频频往来，其中尤其是胡适的那两句白话诗句，“可怜你我忒煞不长进，雪地冰天还要下乡收破书”，充满学者乐于自嘲的十足的书生气，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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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30日，胡适完成哈佛大学远东系的客座教学任务。同在康桥，这一学年他和杨联陞间的学友之谊更为深厚了。学年一结束，胡适即回纽约寓所，但是他们一直书信频频。第二年夏天，杨联陞在耶鲁任教，去纽约就更方便了，他时时去看胡适。6月28日，他写到：“作书寄适之先生。”7月6日，亲自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见胡先生。还诗稿，戒油滑，劝练句。”他们又谈起了《水经注》。虽然哈佛燕京学社有邀在先，但胡适告诉他说半年后有不回哈佛任教之可能，可能胡适当时就已有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的交谈是一如既往地庞杂而丰富。胡适“谈乾隆时讳禁初不甚严”，然后杨联陞接收了胡适转赠的敦煌六百年一册，又借汉简考释。到了8月25日，杨联陞又去纽约看胡适。此次胡适较为明确地谈到“明春或将回国”，同时出示《水经注》提要一文，并且特意说明，他就此文“曾改写过两、三次，以弥缝乾隆题诗误解水经散见大典之缺陷。”

    说到再回哈佛客座任教一事，还是出自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1944—1945学年客座任教《中国思想史》一课结束后，学社讨论再次聘胡适下一年度来上课，因为远东系日本学的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要休学术假，历史系费正清教授也不开课。刚提起这一打算时，胡适表明1945年11月他事先已另有安排，不过他可以在春季开课。于是学社把胡适这一学年的春季再来任课都已预算在案，计划1946年春季学期第二次开“中国思想史”一课。但是正如胡适和杨联陞提起的，到1945年夏天，胡适对自己下一年何去何从的计划已作重大的改动。9月初，胡适去向已明。9月10日，杨联陞写信贺任北大校长。9月26日，他乘车再次来到纽约，饭后访问胡适。胡适自然而然就谈起北大事务，意在询求康桥人才，希望杨联陞能来访任教。此后他们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康桥，通信不断。比如，1946年3月1日晚，贾德纳从纽约回康桥，见杨联陞说，他见了胡适，并转告即将有胡适给他的长篇来信。

    1946年6月5日，胡适从复发的心脏病中恢复过来没几天，就动身回国。那天他坐乘塔夫脱总统号远洋轮离开纽约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别了，美国！别了，纽约！”胡适一生远渡重洋多次，这当然并非最后一次。漂洋近一月后，7月4日抵沪，他日记的笔调一下子滋生了文采：“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多年留洋和久居海外的学人，流露了回归故国之际的真情，读来令人动心。

    接着胡适北上，开始担任北大校长。不到三年，国内形势骤变，他的生活不得不再次急转。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上海公祥和码头，又一次远渡重洋来美（胡适在日记里注明，这是“第六次出国”）。而这一次他来，一呆就是10年。胡适一生在美国长期生活有三段时间，加起来足有25年之久。而作为学者，这25年里唯有1944—1945学年在哈佛客座授课是他在美国正式教书授课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一学年可以说是继胡适在1936年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校庆、接受哈佛的荣誉博士学位后和哈佛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年。

    再度来美寄居期间，胡适心情黯淡，国事、家事纷扰，颠沛奔波，杨联陞依然一直和他通信，以诗文表达彼此的友情和关切，而通信中引起彼此共鸣的“待等秋风落叶，那时许你荒寒？”的诗句正寄托了这两位远离故国的学友、师生那时的心境。胡适在纽约一直住到1958年4月，之后他前往台北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一举一反初衷，似乎出于无奈。虽然这十年里，胡适再也没机会回哈佛任教，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一有机会，就来波士顿享受他最为怡然自得的时光，来康桥和哈佛看书会友。因此，他第三次长期寓居美国时，依然笃于和哈佛燕京学社的缘分、和哈佛的中国学友之故旧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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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国校友在哈佛建校300周年校庆时捐赠的赑屃座大理石石碑，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园内矗立。我刚来求学，穿过校园时就注意到这块石碑，立览碑文，肃然起敬：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系于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哈佛约翰先生于三百年前，由英之美讲学于波士顿市，嗣在剑桥建设大学，即以哈佛名之；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为世界有名之学府，与美国之国运争荣。哈佛先生之深识远见，其有造于国家之文化也，大矣。

    令人惊喜的是20世纪初的30多年里，哈佛培养的中国学生竟多达千人。可那时我并不知晓，碑文实出胡适之笔。时至今日，胡适来哈佛任教已有70多年之久，石碑也历经新英格兰多年风霜雨雪的洗刷和侵蚀，但是碑文依然清晰可认。现今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研究、中国校友的数量和中国学生的规模与那个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请中国学者来讲中国思想史似乎默然而成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1944年秋，胡适在哈佛第一次开《中国思想史》一课，而不久前，汪晖受邀来东亚系客座讲同样一课。这正如碑文的结语所言，“自兹以往，当见两国文化愈益沟通，必更广大扩充之，使国家之兴盛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可以说是践行了胡适当年期许的愿景，令今天的学子扪心有慰，深感激励。

    （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