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蛰

    在我中学六年的语文老师里，赵新仁老师是别样的一个。

    他说话n、l不分，sh与f也不分。比如他会把“南瓜”说成“兰瓜”，把“喝水”说成“喝非”。更要命的是他说话口齿不清，一句话的结尾处总让人听起来含含糊糊底气不足。

    高一结束分文理班，我选了文科。选文科不是因为我理科不行，实在是我不喜欢物理老师的嗓子，尖得能让人精神分裂。于是我就遇到了教语文的赵老师。赵老师第一节课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上来就说：“遇到我算你们幸运，我带你们两年，你们的语文成绩保证能平均提高五六分。”口齿不清和说话的习惯，让赵老师“保证”后的“能平均提高五六分”显得根本就是对“遇到我算你们幸运”的否定。不过那时远不及现在对考分的关注，大家对分数提高不提高没放在心上，只对赵老师的说话习惯感兴趣，背地里喊了他很长时间的“五分老师”。

    那时住在学校里的老师都是见缝插针地安排住房，赵老师一间五个平米不到的宿舍在学校广播室旁边，远离学生和其他教工宿舍，离教工食堂也最远。可能习惯了一个人吃饭的氛围，赵老师从不与其他教工一起用餐，他打好饭菜就从食堂出来，边走边吃，一般刚好到宿舍门前吃完，当然也有吃不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从裤兜里晃晃啷啷掏出一大串钥匙，熟练地用嘴挑出一把，插进锁孔，拧转，推门，进门，哐当又关上门。春夏秋冬四季如此，刮风下雨飘雪皆如此。赵老师吃饭在我们眼里是一道风景，他吃饭很甜很香，早晚咸糊糊他边走边喝，午饭炒菜他边走边吃，无论早晚，总是右手拿筷子，左手既端碗又攥两个大馒头，走两步停一下，或喝汤或咬馒头或夹菜。有时遇到汤水过热，他会边走边吹边吸吸溜溜地转着碗沿喝。他穿的鞋永远大两码，踢踢踏踏地走路。遇下雨，他就在伞下吃，走两步停下，吃一口再走，不管地面有无积水，也不管自己裤管湿了半截。

    我的另一个赵老师，教地理，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有一次在课堂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扯起语文赵老师，说：“你们赵老师，他入戏。”

    赵新仁老师入戏，我们知道。

    他上《孔雀东南飞》，讲到焦仲卿刘兰芝二人分手时，读“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竟哽咽不能语，半天，眼含泪花，望着空荡荡的屋梁长叹一声，摆摆手让我们自己读书，一个人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去了。课文总是要讲下去的，下一节课，说到刘兰芝“脱裙揽丝履，举身赴清池”时尚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到焦仲卿“自挂东南枝”后就再也无法抑制，一屁股坐到讲台的水泥地上大放悲声，双手握住自己的双脚，哭得涕泪涟涟，无法自已，活脱脱一绝望女人。太震撼了，我们目瞪口呆。但很快，我们以极高的朗读音量盖住了赵老师的哭腔。赵老师入戏后心里就没有了我们，但我们很感动，我们用声音掩饰他事实上的尴尬。

    但后来还是发生了不愉快，仍是《孔雀东南飞》，那是入戏的赵老师和我们在两年的相处里仅有的一次不和谐。这篇文章，赵老师走进走出地教了我们一个礼拜，六节课的最后一节课是赵老师的总结和控诉，他歌颂刘兰芝的善良、勤劳、美丽和反抗，批评焦仲卿的软弱与愚孝，控诉封建家长制，怒斥刘兰芝婆婆的蛮横、专断、霸道无礼，鞭挞刘兰芝兄长的自私、冷漠、无情，总之那节课赵老师口齿不清、喋喋不休、唾沫挤满了嘴角。他时而怒目圆睁，时而眼含泪水又布满柔情，就像一个咬词不准又停不住的爱唠叨的老妇人。恼人的是，他重复，歌颂、批判、控诉之后再重新来一遍。还要再来一次刘兰芝如何如何美好的时候，我们班最能捣蛋的赵保龄没举手就站了起来，将了赵老师一军：“刘兰芝勤劳吗？指如削葱根的女人不可能三日断五匹，夜夜不得息是她自己说的，我怀疑刘兰芝说了谎。”我们都兴奋地看着赵老师。赵保龄说完后，赵老师愣在那儿，双眼大睁，瞪着赵保龄。他的脸越来越红，鬓角青筋暴起，眼含怒火，嘴角哆嗦，足足分把钟。教室里鸦雀无声。恢复常态后，赵老师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用有些无奈有些恨铁不成钢又有些理解的语气对我们解释道：“这是文学手法，文学，明白吗？”这时下课铃声刚好响起，入戏的赵老师获得了解放。

    1985年我们读高三，也就是赵老师教我们第二年的时候，一次无意间看到赵老师在读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很好奇，我们不知道王力是谁，更不懂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教书之外为何还要读这种看起来枯燥无聊的书。赵新仁老师一脸的自豪与得意，乐呵呵地露着一嘴的大黄牙说在自考，自学考试。“老师也要进修学习，”他拍拍保龄的肩膀，嘴角有唾沫飞出。其后我们慢慢知道，他已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专文凭，正在自学攻读中文本科。于是就有些理解他为何每顿饭都要端回宿舍吃，为何总是把自己关在一间不足五平方的狭小房间里。枯灯独坐，清苦捧读，寂寞里有寄托，这对容易入戏的赵老师倒不失一种安慰。

    那时候，乡村中学男教师的家庭生活多半是“一头沉”，自己吃计划公家粮，妻子在田里种地干活忙，吃计划的城镇姑娘没人愿嫁乡村教师。赵老师自然不例外，每个周末，我们就会看到他鼓鼓囊囊弄了一包该洗的衣服回家。地理赵老师有次语带双关地对着他说：“装这么满，够小孩他娘喝一壶的。”赵老师嘿嘿直笑，不回嘴，穿着大两码的脏兮兮的破黑皮鞋，笨拙地跨上吱吱嘎嘎的自行车出了校门。

    后来我去南京读书，赵老师曾先后两次写信让我帮忙买自考资料，每一次都在信纸上重要的地方划上红色的波浪线，像当初批改我们的作文。划了波浪线还不放心，再在下面划上三角符号，信的末尾还反复说着感谢的话，啰嗦得就像他上课。每次，赵老师都会在信封里附上回寄的邮资和买资料的费用，非常认真地迂腐。

    在信里，赵老师向我坦承过参加自学考试的现实考虑，寄希望有一天政策松动，自己的本科文凭能让全家人的身份改变，妻子孩子可以吃上计划口粮。“农村太苦了。”赵老师在信里说。

    赵老师没有等来政策上的松动，但自学考试取得的本科文凭倒确实改变了妻子儿女的身份。大约是1988年，西部有一个吸纳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教师人才的计划，像赵老师这种“一头沉”的家庭，可保证家人有城镇户口，可以吃上计划口粮。于是赵老师举家西迁了。我极力想象他西迁前后的场景，想他一脸憨厚又呆气的表情，他走路低头吃饭的样子，他高兴起来的一嘴黄牙，可是一片模糊，脑子里最最清晰的场景只剩下他教学《孔雀东南飞》的一些琐碎片段。

    赵老师去的是新疆博湖县，我曾在1989年春天大学毕业前夕给他一封信，并在信里像他一样附了邮资，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万里迢迢，或许他根本就没收到我的信，也可能他的回信在归途中遗失，自此，再无赵老师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