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旗帜鲜明的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往往与文言文相去甚远。很多人认为，鲁迅对于文言文的态度是不重视的，甚至是反对的。他早年曾经写下过《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数篇文言论文，但他在公开的文章中并不十分肯定这些少时作品，用的评价也是“生凑”“生涩”。
但或许，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他本人并不这样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最近对一本剪报中的校改笔迹做了开创性研究分析，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编者
嘉宾：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采访：钱好 本报记者
39例校改与之后出版时完全一致，鲁迅对自己的文言文“少作”并不只是“敝帚自珍”
记者：通常以为，鲁迅作为“白话文运动”旗手，对文言文一直不太重视，甚至很排斥。听说你最近有一些新发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郜元宝：这次主要研究鲁迅博物馆收藏的“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期所制中文剪报的旁改文字，我发现鲁迅在“文学革命”之后，对自己的文言文“少作”念念不忘，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阅读、精校，并一直打算正式出版。鲁迅说他只是“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才决定将这些文章编入《坟》。从这次的研究看，他绝非“偶尔看见”，而是念兹在兹，经常摩挲披览。我们不能被鲁迅的自谦之辞迷惑了。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非常看重他早年的文言论文，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我们予以充分的重视。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研究？
郜元宝：鲁迅将早期论文的主要部分陆续编入《坟》和《集外集》，论到这些“少作”，他的文字却过于幽婉，不易忖度其真实意图，对早期论文的具体内容更是三缄其口，令人感到 《坟》 《集外集》的编集不过是敝帚自珍，别无深意。
从1950年代开始，鲁迅早期思想研究在中外学术界一直不曾中断，近年来更是如火如荼，但反映鲁迅早期思想的那几篇文言论文在鲁迅自我意识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一直缺乏来自他本人更明晰的表述。对中文剪报旁改文字的研究，可望消除这种焦虑。
记者：关于这份剪报，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郜元宝：1960年代中期，北京鲁迅博物馆从钱玄同家人处获赠一批书物，其中有装订成册的中、日文剪报各一份，当时即被认定为鲁迅所制，一直收藏于鲁迅博物馆，1994年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日文剪报，为日译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短篇小说十篇，有关内容陈漱渝先生已有专文论述。
中文剪报，有毛笔手书的“目次一”“目次二”，鲁迅《人间之历史》（鲁迅后来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译作《裴彖飞诗论》赫然列于“目次一”。另有章太炎、周作人、汤增璧、许寿裳、陶成章、刘师培、黄侃等诗文若干。全本剪报共60篇诗文，分别载于1903-1908年《民报》《天义报》《浙江潮》《河南》诸杂志，作者基本为光复会成员。对中文剪报，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不多，只有北京鲁博文物专家杨燕丽等撰写的简要介绍。
中、日文剪报属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庋藏严谨，借阅不便，大规模学术研究一直难以展开，就连命名方式也五花八门，或称“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编排的“文辑”，或称“周氏兄弟”早年论文集，或称“周氏兄弟”所编资料集。在今年九月北大中文系举办的“周氏兄弟与文学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建议不妨定名为“鲁博所藏周氏兄弟留日时期所制中日文剪报”，或分别简称“日文剪报”“中文剪报”，因为内容都是当时发表于东京中日文报刊上的诗文作品，“周氏兄弟”将它们从原载报刊“拆出”，再装订成册。
这次感谢鲁博特藏部文物保管专家们的大力协助，使我得以从容拜观中文剪报，发现其上竟有大量校改，随即拍下近两百幅照片。我这次的研究绕开中文剪报内容以及“目次”的笔迹问题，主要从以往几乎无人注意的旁改文字入手，进一步探讨剪报的制作者、制作时间、制作目的和旁改文字的完成时间，希望在此基础上对鲁迅思想与创作历程的一些关键问题作出新的推测与判断。
记者：认定中文剪报为鲁迅所制，旁改文字也出于鲁迅之手，根据是什么？
郜元宝：我发现针对中文剪报中《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的校改，有39例与这几篇文章在鲁迅手订的《坟》（初版本）以及后人编辑的《集外集拾遗补编》所收《破恶声论》完全一致，其中九例涉及外国人名书名校改，难度更高。如此“精校”应出于鲁迅本人之手。
鲁研界此前判断中、日文剪报为“周氏兄弟”所制，最有力的旁证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听课笔记，因为有藤野先生的“改正”，当时就“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1950年代初找到了这些医学笔记，1990年代初，经中日两国专家调查鉴定，确认这些医学笔记出自鲁迅之手。医学笔记的装帧格式跟中、日文剪报一模一样，这就有力地佐证了中、日文剪报均出于“周氏兄弟”（主要是鲁迅）之手。
其次，《知堂回想录》提到“周氏兄弟”在日本大力收集日文报刊上俄国小说的情景，当时他们遇见喜欢的就“拆出保存”。周作人没说后来又装订成册，但他至少提供了一条与日文剪报有关的宝贵线索。
但关于中文剪报，遍查“周氏兄弟”著作、书信与日记，均无直接记录。研究者们总希望这方面的证据越多越好。在“医学笔记”鉴定完成之前，一些文物专家推定中文剪报为鲁迅所制，主要证据是剪报内容和“目次”笔迹。剪报内容囊括鲁迅留日后期几乎全部重要论文，当时即据此判断剪报为鲁迅所制，其实周作人或其他人（比如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钱玄同等）也有可能制作这份剪报。至于 “目次”笔迹，有专家认为“一望可知”为鲁迅手书，但鲁迅同一时期手稿存世极少（仅两页《〈劲草〉译本序（残稿）》以及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周作人译《神盖记》上鲁迅校改文字），缺乏进行比对的足够材料，而此前的医学笔记全部以硬笔书写，也不宜与毛笔手书的中文剪报 “目次”直接比对。总之仅从剪报内容和“目次”笔迹来判断中文剪报制作者为鲁迅，把握不大。
经过这次对校改文字的初步研究，可进一步认定这是由鲁迅主导、周作人参与、兄弟二人在留日后期所制剪报。中、日文剪报的编排与装订款式高度一致，判定中文剪报出于“周氏兄弟”之手，等于同时判定日文剪报的制作者也是“周氏兄弟”。
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阅读、精校，并一直打算正式出版
记者：你刚才说中文剪报制作于“周氏兄弟”留日后期，是否还可以进一步限定这个时间范围？
郜元宝：关于这个问题，鲁研界并无定论，我认为可以缩小到一个更具体的时间范围。剪报中周作人《哀弦篇》发表于1908年12月20日，系刊出最晚的一篇，据此可知剪报制作不会早于这个时间。剪报所收周作人翻译的两篇小说也被编入《域外小说集》，《域外》1909年2月5日编讫（鲁迅序言作于该日），剪报制作应在此之前，《域外》编讫之后再将这两篇翻译小说收入剪报，就多此一举。因此，中文剪报制成时间很可能就在1908年12月20日到1909年2月5日之间。
记者：所有校改是否完成于同一个时间？校改时间是否可以大致推定？
郜元宝：校改工作并非完成于同一个时间。有些校改非常精细、从容，对不易把握的文字做出了精心而正确的校改，有些则显得仓促，甚至无需犹豫的内容都漏校、错校了，可见校改并非一次性完成。校改采用朱、墨两种笔色，一篇之内，或朱或墨，绝不混用，据此可判断校改完成于不同时期。换言之，鲁迅对这些“少作”在不同时间进行了多次校改。
至于具体的校改时间，只能根据一些细节大致作出几点推测。比如《破恶声论》原文有“古然之神龙”，旁改作 “古代之神龙”。 “古代”一词“五四”以后才广泛使用，据此或可推测校改乃发生于1919年以后。
另外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值得重视。首先是1920年，“周氏兄弟”着手重印《域外小说集》，为此他们“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指1909年第一版《域外》上下两册）”。《域外》所收翻译小说，和中文剪报所收“周氏兄弟”文言论文，本来都准备发表于鲁迅主持创办的文学杂志《新生》，因为《新生》流产，翻译小说不得不另行出版，文言论文则投稿于《河南》杂志，刊出之后再制成剪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称《域外》为“《新生》乙编”，文言论文为“《新生》甲编”，当时是统一规划、同步进行的。1920年既着手重印“《新生》乙编”，“甲编”即中文剪报所收“周氏兄弟”文言论文也有可能再谋出版，为此对这些当年的文章做出校改，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次是1922年鲁迅作《呐喊自序》，反复提及早年如何“提倡文艺运动”，包括拟办《新生》杂志，他这时候很可能再次摩挲披览兄弟二人携至八道湾寓所的中文剪报，并随手作出一些校改。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中、日文两份剪报可能因此留在八道湾旧寓（钱玄同很可能从周作人处获赠这两份剪报）。鲁迅1926年编《坟》，不得不到处借阅他自己收藏不全的《河南》杂志，令许广平抄写，鲁迅再于誊抄稿上校改。鲁迅最终并未利用到辛苦制作、保存和反复校阅的中文剪报，也未能将中文剪报中的《破恶声论》一并收入《坟》。
记者：根据你的研究，鲁迅制作和校改中文剪报，目的是什么？
郜元宝：前面已谈到中文剪报制作和校改的理由，这里再补充几点。中文剪报保存“周氏兄弟”原本为《新生》所作长篇文言论文，和这些论文同步进行的翻译小说，1909年以《域外小说集》的形式出版，这些文言论文起初很可能也是准备公开出版的，但因为鲁迅提前回国，或者考虑到论文不像翻译小说那样有销路，所以未能进一步编排整理。
这次发现的旁改文字，可视为鲁迅回国之后对中文剪报的后续整理，大量属于“精校”，尤其多种外文人名书名一字不差地校出，难度不小。如果仅仅是当初拿到杂志后，一边重读，一边顺手校改，不太可能做到如此系统而精确。
剪报中许多原刊散页，夹带了与剪报内容无关、跨行的其他作者文章的开头或结尾，鲁迅用直尺之类工具在左右两行认真划下一根直线，以示删除。这应该也是出于出版的考虑。《摩罗诗力说》有一处，上行最后一字正好是一句话的结尾，下行首字也顶格排印，不留空间。鲁迅将这两句话以正反两个“L”形记号隔开，这种提醒分行或另起一行的标记，应该是为了正式出版而插入的，而这种新的排版格式只有“文学革命”之后才流行开来。
中文剪报全部60篇文章的“精校”，集中于鲁迅的五篇论文（译作《裴彖飞诗论》并无校改），以及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等文，其他作者的诗文作品很少校改，可见在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鲁迅周作人可能打算将这些“少作”以合集的方式出版。尤其在1920年，兄弟二人着手重印《域外小说集》，该书增订本1921年由群益书店出版，按照这种出版节奏来看，早期文言文合集的出版也势在必行。只是“兄弟失和”中断了这一计划，鲁迅因此只得独立编辑自己的文言论文，这主要就是1926年编定、1927年出版的《坟》。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生前并未编辑出版留日时间数量上超过鲁迅的文言论文，这些作品后来才收入陈子善、张铁荣先生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上下册）（1995年由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因此，如果说“周氏兄弟”在1920年前后准备出版早年文言论文的合集，动议与实施者恐怕主要也是鲁迅。
鲁迅其实一直努力在新旧语言之间保持一种历史的延续性
记者：除了发现鲁迅对自己早年文言文的看重之外，你这次的研究还涉及哪些相关问题？
郜元宝：这个一言难尽，我将专门撰文详细报告。这里简单谈几点。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端问题，试图为中国新文学确立一个更早的起点。有些学者（如王德威、范伯群、严家炎等）主张这个起点应该在“晚清”，因此陈季同1890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本《黄衫客》和韩邦庆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大受推崇。这无疑拓宽了以往的文学史视野，但这些学者们所推崇的作品或文学现象都不是重要的新文学家们所创作、所参与的，和真正的新文学还是隔膜甚深。
这次研究使我再次想到，完全可以从“五四”核心作家鲁迅这里为中国新文学确立一个更早的开端，那就是1907-1909年“周氏兄弟”在日本提倡文艺运动时，对“域外小说”的收集和翻译，以及对当时中国文艺、文化、时代思想进行深入思考而完成的那些文言论文。强调这些翻译和论文的重要，理由不仅在于这些译品和文章本身的质量，更包括“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成为新文学主将之后仍然在私下与公开场合充分肯定他们早年这一 “译”一“作”。最近鲁研界不少学者努力重建《域外小说集》增订本出版过程，这是“周氏兄弟”公开场合对早年译作的追认。我这次研究鲁迅不同时期对中文剪报所收他个人论文的旁改，可算是他私下场合对“少作”的持续追认。这种追认和《坟》《集外集》的编辑高度一致，但时间上比《坟》《集外集》更早。
另外，在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形式方面，一直有论者认为，“文学革命”导致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不可逆转的历史性断裂，其实至少鲁迅本人的创作并非如此。在鲁迅这里，表面的断裂也包含内在的延续。现在我们看到鲁迅对他本人早期文言论文进行的多次校改又说明，他在语言上的立场不是简单的革命，亦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努力在新旧语言之间保持一种历史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