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主讲

    日本首相时隔七年的首次访华已降下帷幕。这是中日两国十年来第一次实现领导人的年内互访。首脑互动一向是引领两国关系的风向标。安倍短短3天、合计43个小时的访华期内会晤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栗战书委员长，出席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与中方达成12项政府间协议和52项有关第三方合作的合作备忘录。这是两国广大民众期待已久的。

    转圜驱动因素：美国、地区、中国和安倍本人

    这些年里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经历了以斗促和、深度博弈和逐步回暖三个阶段。中方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毫不妥协，张弛有度，拿捏分寸，引导中日关系爬坡过坎，重返正常轨道。不过，包括安倍访华在内，2018年内中日关系回暖是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安倍从对华强硬的立场转而寻求转圜呢？这是4大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特朗普冲击”。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言行唤醒了日本对“尼克松冲击”“克林顿越顶”的历史记忆。原来日美约定在非核化前不与朝鲜接触，但特朗普突然宣布与金正恩会谈，让日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此外，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方针，动辄“退群”“废约”，强征关税，践踏诺言，也让日方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因此下决心与中国走近，为自己加一道“保险”。

    “奥运会链接”。从2018年起，韩、日、中将相继举行平昌冬季奥运会、东京夏季奥运会和北京冬季奥运会。东北亚三国隔两年就分别主办一次体育盛会，堪称史无前例。日本在时隔56年后再次主办夏季奥运会，自然希望亚洲最大邻国、也是世界体育大国的中国能积极参与、共襄盛举。这一期盼促使安倍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热”兴起。中国市场对日本财界的吸引力不可小觑。过去5年里，中国的GDP由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几乎等于增长了一个日本。其结果，一方面是日本盛行已久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另一方面，日本财界也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为3029.8亿美元，在日本外贸总额中占比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海外日企的48%在中国，共33800家。据中国日本商会调查，在华日企盈利的占60.4%，持平的15.9%，打算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接近50%。中国赴日游客这两年呈现井喷式增长，去年达735万人。每四个访日外国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且中国人的消费额遥遥领先，日本把吸引中国游客作为地方经济支柱。

    进口博览会参展境外厂商共3600家，其中日企近600家，占到近2成，日本展馆面积达18888平方米。反映了日本国内新一轮的“中国热”正在悄悄兴起。安倍如能在改善中日关系上走出一大步，无疑可以得到日本财界最大限度的支持。

    安倍的外交抱负。安倍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后，理论上可以执政到2021年。明年11月15日就能超过桂太郎成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在历任首相中，安倍是最重视外交的。复出第一年就访问了29个国家，超过他外叔祖父佐藤荣7年8个月首相任期内走过的11个国家。但安倍复出的这几年里日本外交却乏善可陈：

    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特朗普上任不到2年，安倍就同他见了8次，电话会谈26次，但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照样敲打日本。为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甚至威胁说“美国没有忘记珍珠港事件”；日俄关系也让安倍颇为失望，6年里他同普京会谈22次，但北方四岛问题毫无进展；日韩关系在文在寅总统上任后，围绕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陷入僵局；至于日朝关系，更是连边都摸不到。坦率地说，安倍如果想青史留名的话，惟有改善中日关系是能够拿得出来的最靓丽的成绩单。

    爬坡过坎，中日相互定位还在进行时

    我个人认为，中日关系虽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企稳向好势头，但总体上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导致两国间对立的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尚未恢复，回暖基础还比较脆弱。中日关系相互定位和调整还处在进行时。

    近一时期，牵制中日关系趋稳向好的因素主要是：

    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在低位徘徊。

    由于日本媒体持续对华负面报道发酵的结果，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在跌至谷底后回升乏力。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民调表明，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在一年内由31.4%上升到42.2%，增加约10.8个百分点。但日本受访者对华亲近感仅有13.1%，微升1.6个百分点。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威胁的比例却比上年增加12.3个百分点，达57.5%。

    日本内阁府每年搞《外交舆论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在1980年代高达78%，最新的调查却显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例却上升到了83.7%，是197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最高纪录，日本的舆情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安倍改善中日关系的步伐。

    安倍周围“鹰”派政治家的掣肘。

    安倍为推进修宪进程，在10月2日对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进行改组，安排了不少心腹。19名阁僚中有右翼团体“日本会议”背景的就有15人。慑于“安倍一强”的威望，他们目前尚不至于公开反对缓和中日关系。但这些具有强烈“鹰”派色彩的政治家也有可能择机为中日关系改善设置障碍。譬如，今年年底，日本将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为引进陆基“宙斯盾”导弹系统等先进武器寻找依据，安倍内阁的一些政要很可能重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给转圜中的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日台提升实质关系的动向也值得警惕。日本亲台势力很可能运用“政府—国会”的二元外交结构，与坚持分裂路线的台湾当局加紧勾连，企图寻求在潜艇技术等军事领域有所突破。

    特朗普加大遏华攻势迫使日本“选边站”。日本虽然在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压力上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但是，日本毕竟是美在亚洲的最大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是其外交基石，安倍要想改变对美“一边倒”实行“两面下注”的阻力甚大。据日本一位著名政论家透露，美国正在施压，在未来的FTA和EPA谈判中参照美加墨协定里的第32条条款加入有关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限制。如日本被迫就范，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日区域贸易全面协定都会受到影响。

    保持定力，注重民间外交寻求共赢

    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管有历史的恩怨和现实利益的对立，中日两国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文化相互渗透，在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及以WTO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秩序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长期友好，和平合作”是两国间唯一的正确选择。

    距2018年底还有一个多月，两国领导人在东亚系列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还会有多次互动。明年，习近平主席还可能对日本进行访问。这将是这一轮中日关系转圜的巅峰。相信，中日两国在构筑新型大国关系、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统领下，坚持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深化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重点发展绿色经济、减排温室气体、金融领域的合作，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两国深化互利合作的新平台和试验田；同时，大力推动两国民众的“草根外交”，夯实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一定能让中日关系继续回暖，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我最看好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商定未来5年里将安排3万名青少年交流，意味着两国每年有3000名青少年分别访问对方的国家。这是着眼未来、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大手笔。

    嘉宾对话

    安倍如何调和外交抱负和务实外交？

    胡继平：确实，在日本历任首相里，安倍出访最多，以至出访预算经常出现超支。举行首脑会谈也最多，一年多达一百多次。

    2016年底已经显示出中日关系转圜迹象

    2016年12月，我们赴日访问。当时正值普京访日，安倍在老家山口县为其安排了行程，寄予很高期望。但一些政府官员和舆论已经判断，安倍对俄外交事实上已经失败，2017年外交重点必然会转向中国。2017年5月中旬，安倍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参加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并带来亲笔信；同年6月5日，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安倍就“一带一路”表示“希望进行合作”。这些都是日方为改善日中关系发出的明确信号。

    想扩大朋友圈应对中国挑战，但并未如愿

    我观察安倍执政，他所谓的“战略性外交”有一定的先后秩序，中国居后。安倍是保守派政治家，但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不完全按照个人好恶推行政策。安倍2012年执政后，从他及他的外交智囊、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的言论判断，日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日本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挑战，但是日本与中国正面打交道处于劣势，聪明的办法是先改善、夯实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俄罗斯、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甚至朝鲜，扩大“朋友圈”，这样面对中国时就更有底气。只是后来安倍外交实践的效果并不如他所期待那样好。

    受外祖父和父亲双重影响，既保守又灵活

    吴寄南：安倍在2012第一任内，9月26日履新，10月4日就访问北京了，他是第一个把中国作为上任后首访国家的首相。这次访问中，安倍还提出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学界将他这次访问称为“破冰之旅”。但是，2010年以后的两次钓鱼岛风波导致中日关系跌至低谷，安倍复出后的对华外交就不可能像第一任那样了。他自诩要推行所谓“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配合美方的对华战略。

    我觉得，日本的政治家都有两面性。安倍也不例外。以前，人们总觉得他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反华、亲美、亲台的政治DNA。但他长期担任他父亲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并耳濡目染受其影响也不可小觑。安倍晋太郎在福田赳夫内阁担任官房长官，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出了一臂之力；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担任外务大臣，在日本提供对华ODA上也有贡献。安倍既受外祖父影响，也被父亲影响。在他身上，两者的施政风格兼而有之。

    胡继平：确实，安倍是灵活、现实的保守主义者。他与特朗普打高尔夫时不小心摔了跟头，在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特朗普开玩笑说他身段柔软，“比起打高尔夫来做体操运动员会更棒”，而安倍回应说，“外交就得靠身段柔软”。

    日本为何调整对“一带一路”态度？

    吴寄南：安倍这次访华，与李克强总理会晤时没有提到“一带一路”，但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认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项目”，怎么理解安倍这样的表态？以后日本如何在“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两者之间平衡？

    胡继平：2017年以来，日本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提出“有条件合作”，如要求相关项目透明公开、不给相关国家造成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主流媒体在此次安倍访华的报道中几乎没有提到  “一带一路”。但是，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的52项合作协议，项目大部分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因此，我认为，在日本企业推动之下，日本事实上已经接受并愿意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加强合作。日本凭借其资金、技术、经验优势，必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大推动力。日方之所以回避“一带一路”的提法，也许是考虑到外交面子和美方压力。据报道，谷内正太郎10月16日访美，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会谈时，已经就日中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做了说明，可能也是担心美方对中日合作反应过激。

    关于“印太战略”，日方的说法正在发生微妙变化。2017年，日本曾积极向特朗普游说，推销该战略。特朗普去年11月在越南岘港APEC首脑会议上也谈到印太战略，但把重点放在了经贸领域。一年以来，所谓“印太战略”雷声大雨点小。安倍10月24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两次提到“印太”，即“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但没有提到“战略”。今后日本仍可能推进相关政策，如加强与美印澳的合作，其中也包括安全合作，但可能会在说法上避免引起中国的反感。

    日本明年修宪会否成功？

    胡继平：修宪是安倍上台执政以来的夙愿。可以认为，安倍延长执政期限，主要目标也是在其任内实现修宪。修宪需要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动议，再由国民投票获半数赞成才能成立。如果修宪案被国民投票否决，不仅将危及安倍内阁的生命，政府今后再提修宪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更不可能在安倍执政期内重提。您怎么看？

    吴寄南：我不太看好安倍修宪的前景。安倍目前策略性地调整了修宪方案。按照2012年自民党下野时通过的党纲，是要完全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即“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是，安倍要求保留第九条第二项，只是加上允许自卫队存在的第三条。他想以此降低反对声浪以实现其修宪的夙愿。不过，对他这个修宪方案不仅自民党内有批评声音，执政伙伴公明党态度依然非常谨慎。

    明年日本的政治日程很紧，让安倍很难从容地推进修宪进程：上半年要在大阪主办G20；4月份有4年一次的地方统一选举，7月份有3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这是每12年才有一次，在日本称为“猪年现象”。公明党要确保自己在东京都议会里有足够的席位，卯足了劲要拼一拼地方统一选举。这样一来，3个月后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不会有太多精力投入，肯定会丢掉很多席位。弄不好，执政联盟还会失去在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修宪便无从谈起了。

    此外，明年4月底明仁天皇退位，10月份新天皇即位，这些都是要全力以赴去应对的。

    当然，安倍推进修宪的政治姿态会做到最后，但最后结果会是不了了之。

    胡继平：日本应该在明年10月份提高消费税，从8%提高到10%。增税难免引起国民反弹，以前也往往成为内阁垮台的直接原因。如果修宪国民投票正好与增税在时间上相差不大，很可能使修宪通过的几率更小。

    日本民众为何对华好感偏低？

    胡继平：每当中日关系改善，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都会回升，但每次都是中方快、日方慢。日方认为，近年中国民众赴日旅游的人数急剧增加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您的看法呢？

    日本媒体存在对华报道上的偏颇和误导

    吴寄南：调查方法有差异也是一个原因：中方调查样本中二三十岁的青年比例较高，他们接触日本动漫和大众文化比较多，相对来说对日本较有好感。日方样本里五六十岁人占主角。他们是从高速增长时期过来，对中日国力出现逆转特别难以接受。如双方样本趋于一致，差距也许不会那么大了。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媒体的对华负面报道。日本国民订阅报纸比例在全世界居首。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特别大。但是，日本对华报道的偏向性非常强，往往要讲“政治正确性”。很多驻沪日本媒体朋友告诉我，他们发回去的正面报道常常会被编辑部枪毙，而负面和消极的报道却能登载在显著地位。

    胡继平：我也有同感，这一难题目前还没法得到解决。您觉得日本来华旅游人数会增加吗？从新世纪至今，日本民众来华旅游一直不景气。

    日元汇率下跌影响日本民众来华旅游

    吴寄南：有两个原因，一是日元汇率下跌造成日本民众海外旅游成本攀高。日本人赴韩、俄游也大幅下降。韩国每年去日本700多万，日本去韩国的只有200多万；中国去年赴日旅游有735万，日本来华258万。除非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一局面将持续相当长时间，二是日本年轻人没有以前的冒险精神、好奇心。到海外留学的越来越少，当了公司职员也不愿意到海外出差。这与日本社会内向化发展有很大关系。

    胡继平：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去年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活动时，也提到了旅游问题。他指出一个原因是，中国一些地方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还比较差，日本客人不太习惯。希望能提升旅游设施建设，改善人文体验，吸引更多日本游客来华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