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旸

    一批青年作家近期纷纷推出新作，不少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物——无论是90后作家王占黑在短篇小说集《街道江湖》里，对水果摊贩、彩票店主、送牛奶工的精细描摹，还是石一枫在《借命而生》《心灵外史》中，从看守所民警、普通中年女性的命运轨迹透视时代变迁，无不着墨于世间常人浮沉，相当接地气。

    文学评论家提醒，小人物并不容易写，要写出“小”视角的细腻丰富，和“以小见大”的透视感，对青年作家的生活洞察和叙事表达提出了挑战。评论家南帆发现，进城务工、职场焦虑、情感挣扎的题材中，众多平凡人平凡事被推至强光灯下，但一些作品陷入“失败者”雷同命运的套路化书写，流于简单复制苦难细节，却无法从零碎的生活片断向更纵深处勘测，小说人物沦为背景板式人物设置，更谈不上鲜活饱满、打动人心了。

    下一个“孙少平”“香雪”在哪里？

    曾几何时，路遥《平凡的世界》写活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朴素愿望，一路奋斗求索；铁凝《哦，香雪》写透了山村女孩对“最新款自动铅笔盒的渴望”，传递出改革开放初期一代人记忆中的柔软……这些小人物牵动撞击着几代人心灵，引发了情感共鸣，为当代文学长廊树起富有鲜明辨识度和精神力量的经典形象。有人呼唤：下一个“孙少平”、下一个“香雪”在哪里？

    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一个故事可以被重复讲述，母题会反复书写，原型一再重现，但那些能够留存下来的书写必定携带着时代精神的印记，而不是惯性惰性下的“模式化”复制。

    青年批评家岳雯观察到，有的作品写城市打拼者，但人物过于扁平化，遭遇的困境、命运的走向相当雷同，比如因父母关系破裂造成童年阴影、被情侣抛弃、家族记忆埋下仇恨等，套路痕迹明显；有的“落魄者”“游离者”，一味将自我封闭在内心世界里，看不到个体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救赎的维度缺失；有的作品夸大情节戏剧性，将精神障碍、性格偏执安置于角色身上，却逃避了对人物内在逻辑的爬梳，故事文本难以令人信服。

    在评论界看来，特殊性的个人难以抵达普遍性，如果作品只落脚在非常态化个体的遭遇上，那么文学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一味“消费落魄”，甚而“贩卖忧伤”，缺了对“疼痛”“失败”更深刻本质的反思，创作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世俗生活中的撕扯也好，锱铢必较也罢，作家需从世俗中呈现生活的多面性和可能性。以青年作家石一枫小说为例，其中涌现了众多“小字号”人物，可贵的是，他们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体命运，更揭示了其背后运行的生活图景和社会逻辑。批评家吕永林说，这么多带“小”字的主人公接二连三出现在文本世界里，应非偶然现象，而是作家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作家让角色摆脱了“一地鸡毛”式旷日持久的悲剧宿命，而是创造出属于凡人的另类“史诗”——他们即便身处窘态，也有各自的奋斗劲头。

    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理想微光照亮穿透表象

    文学既指认生命的寂寥，也拥抱着生活的壮阔，对于“失败者”或“无所事事”人物的书写，本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但文学书写日常，又不止于此，优秀作品能赋予读者灵魂上升的力量，看到凡俗人生背后的庄严和美好。

    90后作家王占黑说，她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后，就一头扎进城市社区熟人社会——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协管社区杂务的保安、起早摸黑做早点的，都进入创作视野，汇成小说集  《街道江湖》。评论家张新颖说，书中的“凡人英雄”，以生老病死、各自执守的方式，赋予生活的尊严和兴致、韧性和丰富，饱含了写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深刻理解。

    更多青年作家挣脱了“茶杯风波”、一己喜悲，徐则臣的“城市漂泊”系列，张楚笔下的城镇青年，蔡崇达的渔村生活记忆等，都格外关注某个脆弱的瞬间，尊重人性的复杂，写出凡人生命火花的迸发。《借命而生》里的警察杜湘东、嫌犯姚斌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忍痛面对生活，坚守了人性底色的良善。“这的确是关于失败的故事，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失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小说以破案为线索，写的却是人物的境遇与努力，避免了概念化脸谱，比“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传统叙事更加生动而平易近人。

    青年作家范党辉对市井生活的人间烟火气有强烈兴趣，她在构思创作剧本《朦胧中所见的生活》时，并不刻意追求戏剧性跌宕，而是重点经营小人物之间从戒备敌意到相互体恤的情感变化，捕获角色心灵上的一束光亮。“他们或许是生活搏斗的失意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困顿与挣扎中，透着趋光向阳的本能，迸发出超乎寻常的、与命相抗的生命力。文学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努力让理想的微光照亮混沌表象。”范党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