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樊树志先生是明清史的大家，尤以晚明史的研究见长，数十年来持续耕耘于这一领域，著作等身，创见颇丰。新近出版的“重写晚明史”系列图书，可谓皇皇巨著，代表了他几十年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按樊先生所言，之所以将丛书名定为“重写晚明史”，是相对于先前出版的《晚明史》而言的。《晚明史》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并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但樊先生坚持认为，该书还有很多可以修订完善的地方，于是决定再下几年苦工，涉猎史料，重新构思，把原来的两卷本扩充为五卷本。
秉承其宏大叙事的史学研究与写作方式，“重写晚明史”从实证着手，以生动鲜活的笔法展开叙述，将韵味深长的历史感慨和卓越睿智的史学见识灌注全书，对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晚明历史进行精彩地阐述和再现。正如樊先生所说，他追求的目标是 “把历史鲜活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得历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因此，他努力从大量史料中搜寻各种细节 （包括对话与情节），并希望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
叙事生动成为“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个显著特点。严肃的历史研究，往往在行文写作上过于艰深晦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历史知识普及的难度。樊先生的作品，从《万历传》《崇祯传》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到《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晚明史》《晚明大变局》等脍炙人口的史学著述，其学术普及的宗旨一脉相承，在史学体例上不断追求创新，在文风上力求向大众普及，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改变和坚持，其贡献和价值更是在一些同类著作之上。
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历史故事场景的还原，对一个个桥段的呈现可谓赏心悦目而又精审到位，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大多采用时人的原话，可谓形神兼备、声情并茂、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如描写王锡爵出任内阁首辅后第一次与万历皇帝当面对话，很好地展示了君臣之间的博弈。王锡爵处处为皇帝考虑，对于“皇上受了无数烦恼”，“平白受人这等闲气”，耿耿于怀；但是皇帝不肯接纳他的建议，尽早册立皇太子，让他感到非常苦闷。他又反复写奏疏，有礼有节地申明观点、劝说皇帝，终于取得了一点进展，让皇帝同意了皇长子在册立前先出阁讲学。在樊先生笔下，君臣之间的冲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文笔细腻生动，叙事引人入胜。而书中类似这样以叙事式笔法对事件的还原可谓俯拾皆是，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再如，“救时相”张居正的“夺情”政治风波是晚明史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当时曾震动朝廷上下，民间里巷也沸沸扬扬。樊先生广泛利用 《明神宗实录》《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皇明大事记》《定陵注略》《万历邸钞》《石匮书》《赵忠毅公诗文集》《毗陵人品记》《明史》《赐余堂集》《万历疏钞》《松石斋集》《国朝内阁名臣事略》《涌幢小品》《皇明大事记》《王文肃公文集》《味檗斋文集》《艾熙亭先生文集》《静志居诗话》《邹忠介公奏疏》《启祯野乘》《五茸志逸》等大量资料，对张居正“夺情”政治风波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作了梳理。在反对“夺情”的人中，有一些打着维护纲常伦理的幌子，企图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从而达到中断新政的目的；有一些人从纯粹道德层面出发犯颜直谏，令人尊敬；而张居正在衡量了新政与守制的轻重后，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固执到底，毫不退让。樊先生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张居正的）手段固不足为训，精神却令人感动，显示了对各种谤议在所不顾的政治家风度，也流露出这位铁腕人物对权位的贪恋心态。”由此，也让我们对张居正“夺情”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有了清晰的认识。
“重写晚明史”对晚明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张居正和高拱斗法、万历新政、万历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楚王案、妖书案、梃击案）、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等问题，都有精彩呈现，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如在评价张居正的功过时，将史上各家的评论信手拈来，说他“偏衷多忌，小器易盈”，“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明神宗实录》），“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谈迁《国榷》引海瑞语），“操弄主上……钤制太过”（于慎行 《谷山笔麈》），寥寥数语就清晰地概括了一代名相的为官特点和历史地位。又如，不少人习惯上将“东林党”看作一个政党，樊先生则认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并采黄仁宇之说，认为“东林党”的“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东林党”只是政敌强加于东林书院的称谓，而非东林书院君子们的自诬。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重写晚明史”是对《晚明史》的扩充，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重大变化。如关于张居正改革中的“一条鞭法”，《晚明史》的论述就已经较为详尽，综合了各类档案资料，并对日本学者的相关观点和研究予以充分注意。但遗憾的是，对“一条鞭法”的研究有着奠基性作用的梁方仲先生的相关成果，却没有加以引用。在“重写晚明史”中，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和纠正，不仅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得到了引用和体现，而且对“一条鞭法”在实行中的利弊等都有了更完善的辨析和解读。
梁启超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之资鉴。”而“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重写晚明史”系列从求真求实的立场出发，不仅有宏阔系统的历史视角，更有精微审慎的实证分析，客观冷静地还原晚明时期的历史真实，堪称是史学研究领域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朝内党派纷争、官员腐败无能、社会政局动荡的纷繁画面的条分缕析、抉隐探微，让我们看到有着大好局面的明朝是如何一步步从繁盛走向衰败，并最终令中国一次次地失去接近世界、融入世界之机会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晚明的历史，对我们今天而言“实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