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1954年春节过后不久，母亲要临盆了，近十五足岁的大哥宜山跑到庆春街燕子弄口叫接生婆。当天我生在建德村甲种十二号楼上朝南房间。母亲生下我以后，奶水不足，请了一位奶妈。她叫吴小球，二十七八岁，义乌人。她来我家，在木板楼梯下搭了一个铺，属于她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扇朝北的小窗。奶妈不说杭州话，我一直到现在都叫她 “Na Mo”，想必是在我学语的时候，她教过我一点义乌方言。奶妈如何哺育我，还是在长大之后听母亲说的。

    等我三四岁有了记忆，奶妈已经离开我家，不过时间不长。以后，每逢春节她都来建德村拜年，还没走到我家门口，就叫 “建德，建德”，声音里是满心的喜悦。她进门就会拉着我的手说：“建德，我每年都要来看你，一直到你二十岁。”奶妈比我母亲略微高一点，偏瘦，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稍长的脸上不仅有着劳动人民的好气色，还带几分妩媚。她每次来我家，除了带上家乡特产，比如掺有芝麻的番薯片，还会在刀茅巷口对面的糕饼店买一包枇杷梗。她说，那是我小时候特别喜爱的点心。

    奶妈的住处离建德村不远，同在下城区潮鸣街道辖区之内，就在迴龙庙旁边，房子矮，地势低，台风季节，容易积水。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昌山，女儿叫素贞。昌山比我大七八岁，是我姐姐黄肉巷小学同学，在班里闷声不响，没跟姐姐说过一句话。素贞上不上学，姐姐答不上来。我经常在城河边观察小鱼小虾的游泳动作，有时看到昌山在钓鱼，他总是卷起裤腿站在水里，见到我就笑笑。现在我才明白，昌山一心钓深处的鱼，是念想着家里的荤菜。昌山和素贞大概在五十年代最后一两年离开杭州，回到义乌务农。

    有一件事最让奶妈难过。一天奶妈接到通知，要她去潮鸣街道派出所，不许请假。母亲不在家，读高二的大哥宜山拉她去买皮鞋了，奶妈就抱着我去“开会”。派出所就在潮鸣寺巷巷口，靠近建国北路。那栋二层带阁楼的大房子砖木结构，是所谓的 “敌产”。奶妈到了派出所，就跟着与她同一类别的人员走进楼中。她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石榴，让我独自在朝南的门廊上玩耍。门廊长约十三四米，高出花园地面半米多，只有中间一段有台阶与小花园相连。我一不当心，石榴掉落到门廊外的地上，我急着把它捡起来，不懂走台阶才是正道，一头往石榴扑过去，结果额头跌破，伤得不轻。奶妈听到我哭声就冲出来，见我满脸是血，有点慌乱，抱起我奔回家——那是一段通常要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幼儿额头上多肉，路人看到破裂翻卷的伤口，还以为脑壳破裂后脑浆流出，都说这个 “小伢儿”性命难保，大表同情，奶妈听了更是绝望。她赶回到建德村，母亲已经买了大哥的皮鞋在家休息，她丝毫没有责怪奶妈的意思，立即让奶妈抱着我一起去刀茅巷里的红十字会医院急救。医生给我缝了几针，平安无事。从此我靠近前额发际线的地方，添了一条疤痕。年岁渐长，原来有点凹凸的地方，居然变得平整了。这事发生在 1956年春节 （2月 12日）前几天，也是我近两周岁的时候。二哥湄江那天也在家里，目睹奶妈痛不欲生的情形。过了春节，湄江到南昌去读航空技校了。

    奶妈救了我的命，我长大后她却一次次对我说，那次如果我活不下来，她就没脸做人了，只好去寻死，好像是我救了她的命。

    潮鸣街道派出所那栋楼房还真和我有缘。1971年年初到1973年春，我以“因病留城”的待业青年身份在那里整理、汇编 “敌伪档案”，临时工待遇，五毛钱一天。那段工作经历远胜当时能得到的所有正规教育，虽然至今未计入工龄，我还是心怀感激。想一想，没叫一声 “芝麻开门”，装满卷宗的宝库自行洞开——装订成册的审讯记录、零零散散的检举信和写了又写、永远写不完的回忆材料。但是在那段时期，我不会想到派出所二楼朝北档案室可能裹夹了奶妈半条命。

    母亲也对奶妈失望过。我经常哭闹，母亲多了一个心眼，乘奶妈喂奶的时候，在旁边听着，发现我吮吸得很吃力，原来奶妈也是奶水不足。于是妈妈意识到，奶妈应聘时跟她说的话，不全是真实的。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她们之间的一问一答如何进行？妈妈后来对我说的无非是奶妈家太苦，不忍心换人，就让我再补吃一点牛奶。奶妈哺乳我的时间不长，断奶后妈妈没让她回家，留她做帮工，还不断送给她各种物品。这应该是我懂事后奶妈不断说我母亲良心好的原因。大哥1957年8月去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奶妈就是在那段时间离开我家的，我已经三岁半了。

    奶妈几经转折，进了位于拱宸区的红雷丝织厂当纺织工，还学了一点文化。为了上班方便，她搬到拱宸桥一带居住。对当时的杭州人而言，拱宸桥是个偏远的地方。大概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个星期天，亦即我满二十足岁以后，我到延龄路胜利剧院门口搭上了一直往北的一路电车去看她。我家保存的奶妈手写住处是 “红雷丝织厂旁”，没有详细地址，好在并不难找，  “吴小球”的名字还不是一问三不知的。奶妈住平房 （那时杭州还没有棚户的概念），单间，单薄的木板上糊了花纸，门外放着煤炉。她看到是我，一脸的灿烂，喜气洋洋地带着我问候周围的邻居，然后跟我说定留下来吃饭就忙开了。那几间披屋大概属违章建筑，上不了门牌。我在1978年参加高考之前，拱宸桥地区就去过这么一次。原红雷丝织厂的厂址现在翻建为工艺美术展览馆，地处当今名声很大的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下次回杭州，一定去参观。

    九十年代头两年，我从北京回杭州探亲。有一天外出回建德村，哥哥临安告诉我，奶妈和女儿一起住在环城东路的庆春新村，她们来过，还留下了门牌号码。我转身就去看奶妈，开门的是奶妈的小女儿。她比我大几天，奶妈生下她的时候没有分文收入，不得已回义乌乡下把她送人。改革开放后女儿找到奶妈，恢复母女关系。她比哥哥姐姐能干，做了几年小生意就报进杭州户口，从房管所分到建于七十年代的庆春新村一个小套。再给她一些时日，她肯定会看中设施更好的商品房楼盘，更大的户型，续写新义乌人的成功故事。

    房间里笑语盈盈，奶妈把我拉到一位坐着的老人身边，大声说： “这就是建德。”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有点耳背的和善长者是她的丈夫！

    此前我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想到他，说起他。我父母当年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但他在我家确是一个掩埋起来的话题。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然不能回答，凭我这点与年龄相称的理解力，为什么我会多年习惯性地忘记昌山、素贞是有父亲的。奶妈觉察到我的恍惚，用最快的速度告诉我一条好消息：她丈夫加入国民党军队，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按照新的政策，他就属于抗战老兵，非但领有一份工资，还能享受医疗待遇。

    那天回家，我立即打听一切关于奶妈丈夫的消息。

    原来他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姓王（黄？），不知是在哪里被拉去当兵的。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波镇反运动之后，大约在1953年下半年，奶妈丈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了刑，当时奶妈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母亲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聘用了她，纯属偶然，奶妈就凭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了她的孩子。我则觉得我家是亏欠她的，雇佣一位哺乳期的妇女，侵害了她最基本的权利。奶妈喂养了我，自己的女儿就只好到乡下吃苦。回想起来，1956年我跌破头皮的那天，奶妈是作为 “敌伪人员家属”去潮鸣派出所接受春节前安全训导的。她半途离开，必定得到了批准，日后还会补课。

    庆春新村和建德村都已在世纪之交拆掉了，当时普通人家还没有电话和手机，从此之后我与奶妈失去了联系，所保存的，只有她在我记忆里的美丽笑容。奶妈不是什么女汉子，但是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她有着  “压力下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