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顾廷龙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长达23年。他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如家谱、硃卷、日记、尺牍、专人档案、古籍抄校稿本、革命文献等，在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等方面贡献巨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协助叶景葵、张元济创办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廷龙就有纂辑《目录学》的志向，对《四库存目》之书进行标注。他曾先后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1938）、《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1940），主  编 《中国丛书综  录  》（1959-1962）、《中 国 古 籍 善 本 书 目 》（1989-1998）、《续 修 四 库 全 书 》（1994），晚年又倡导编纂《古籍抄校稿本图录》。说实话，他书中提到的很多书名是我写这篇文章时方才查到的，之前闻所未闻。顾廷龙先生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虚怀若谷

    教我辨识汉代隶书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的墓葬，通常称“马王堆汉墓”，墓中有汉代的竹简，发掘者只能认出其中寥寥可数的几个字，猜想可能是与《黄帝内经》相对应的《黄帝外经》。如果真是《黄帝外经》，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国家文物局把辨认竹简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经过层层下达，任务落到了我的手上。那个时期我改行从事自然科学，借调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做编辑工作，经与多方商量，我请了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史专家刘树农先生来鉴别。可是，他不识竹简上的汉代隶书。谁能识汉隶？算来算去就只有顾廷龙老先生了。于是，我拿着竹简的照片去西康路 （北京西路口）顾先生住处登门拜访，顾先生满腔热忱而又虚怀若谷地答应：“试试看，找找看。”

    第二天，顾先生告诉我有些书是不许出馆的，为了能够开夜车，他为我在馆里借了个狭长的房间，让我吃住在上海图书馆。随后他抱了一摞书来到这个房间。我大字不识几个，他便耐心地边翻书边向我讲解，这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那个字。我听了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今天有不少年轻人已经不认识60年前未简化的繁体字，试想：要认识2000年前的汉代隶书该有多困难！再加上文物局送来的竹简照片在次序上有点混乱，这就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

    可是，顾老先生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一丝不苟地天天坚持辨认。他把辨认出的字用钢笔写在当时流行的500字的稿纸上，他把自己认为没有十分把握的字用铅笔写在能认出的字下面的方格里，实在认不出的他就把方格空着。由于大部分他都能辨认出，他认为竹简上的是房中书，不是什么《黄帝外经》。刘树农老先生也赞成他的判断。于是，我们便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这是房中书。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文物局认为房中书没有什么价值，就停止了辨认工作。

    有一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顾廷龙书法展”，有顾先生用毛笔写的篆、隶、楷、草、行，吴建中馆长说就缺少硬笔字，我便把我手里顾先生的硬笔字捐给了上图。

    藏书捐书

    一腔爱国热忱

    顾廷龙1932年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后，留校继续从事研究。1933年经顾颉刚介绍，顾廷龙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兼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工作上的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拨给。哈佛要顾先生购买普通的书，顾先生都是从命的；可是要购买中国的善本书，顾先生的态度就两样了。曾任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的王世伟，是顾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

    1938年9月，美方指定要购买一部宋杜大珪编的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这一书虽然国内也能找到，但这部书本身是一部宋刻明修本的珍贵图书，名贵罕见，如果卖给美国，国内就少了一部。顾先生就去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商量能否复制，得到的答复是：无法筹资。顾先生又与《引得》编纂处商议能否全部重印，得到的答复依然是：费用太大。无奈之下，顾先生把其中不见他书的文章，汇印一册，再附一引得，题为《琬琰集删存》，给了美国。三个月之后，美方又指定要购买几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一些人的文集。顾先生一看，都是国内稀有的文献，于是力主由图书馆重印。他的拳拳之心感动了图书馆领导，同意他印出五种，如《愚庵小稿》《许郑学庐文稿》《梦陔堂文集》《保甓斋文录》《袖海楼杂著》。顾先生这般保存原刻本的做法得到了同仁的赞许和钦佩。

    顾先生曾对我说过，1949年以前他是如何收藏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自身印刷出版的报刊资料。那时干这类事是要掉脑袋的，可是思想进步的顾廷龙意识到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文献史料是有价值的。有一次，顾廷龙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汉奸陈群的旧物，贵州大学正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而发愁。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贵大联系，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 《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为防惹事生非，顾廷龙专门请人镌刻了一方有 “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面上，以遮人耳目。当时虽然官方只知道合众图书馆收藏的是古籍，政治目标并不大，但也时不时有特务奸细擅自闯入，滥施淫威。为妥善保存革命文献，顾廷龙他们将这些书刊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全部取出，献给国家。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图书馆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其中有1921年版 《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1927年版刘少奇著《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等百余种。中宣部的同志在惊奇之余，赞不绝口地夸顾先生他们“真有远见”，赞“合众”收集革命书刊的品种与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他们尤为感谢顾先生收藏了由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今年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时许多报刊刊载的、在德国特利尔市展出的那本封面误为 《共党产宣言》的珍本。

    不怕吃苦

    严谨的治学之道

    《大辞海》词条中称顾廷龙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这项工作其实是为他人攀登科学高峰铺路搭桥。正如顾先生常说的：“编书目是项很辛苦的工作，同其他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一样，有如庖丁烹调盛宴，为主人享客，自己则不得染指，因而怕吃苦者远之，逐名利者避之，更有视其为雕虫小技而讥之。”可是，顾先生心怀坦荡地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从事别人远之、避之、讥之的版本学，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他不赞成自我表现，认为编制书目对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在跟随他时深有体会。书籍浩如烟海，到哪里去找？拿来顾先生的书目，犹如看到路标，一目了然。热爱自己的专业是在专业上出成果的最好动力。

    在收集整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顾廷龙一直有“变孤本不孤”的强烈愿望。孤本在同一时间只能供个别人阅读，影响知识的传播和应用。顾先生的“变孤本不孤”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找不到更多版本时姑且称其为孤本，但有志者还应当出井观天，不断发掘，让“孤本不孤”；第二层意思是影印、复制孤本。这在今天似乎易如反掌，可在顾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是难乎其难的。没钱影印，顾先生就用手抄。他说，为了“变孤本不孤”，为了“存亡续绝”，他熬一夜可抄写3000小楷。顾先生本不是书法家，书法家是他抄写孤本的副产品，是他鉴别古籍的意外收获。

    1955年秋，上海市文化局电话告知顾廷龙，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200担左右的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或许有线装书。顾先生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 “废”中藏“宝”，翌日即率人前往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他们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一大包接一大包地解捆，逐纸逐页地翻阅，片纸只字，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经过连续11天的劳作，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从内容上说，有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用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账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 《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的稿本。

    家谱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收藏专门，与顾先生这次在废纸堆中披沙拣金是分不开的。他这次发现的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的。有了这段从废纸堆中抢救历史文献的经历，便有了上升为公理的条件。顾廷龙当即在报上撰文，呼吁各地教育机关必须关心当地图书文物情况，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杜绝珍贵文献被弃为废纸的现象再次发生。

    不吝付出，方能杰出。顾廷龙先生的杰出，正是因为他有毕生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