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阿敏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受访，回忆成长与求学经历。研究生时期，葛晓音师从陈贻焮先生，亦与林庚先生交往颇多。《文汇学人》择选这两段回忆，在此刊发。如陈先生所说，一代有一代的学风，这一代学生被倾注的培育或许再不能复制，但今天的学子还是可以“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
陈贻焮，字一新，1924年出生，湖南新宁人。194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先修班，次年入中文系，1953年夏在北大中文系毕业，留系任助教，随林庚先生进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参与集体编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历代诗歌选》《中国小说史》等，独自选注《王维诗选》和《孟浩然诗选》，并著有《唐诗论丛》《杜甫评传》《论诗杂著》等。
“看他好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块垒。可他始终能够让自己保持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感情非常饱满浓烈。”
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
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您自己的学习生活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葛晓音：读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我以前在 《我的两个十五年》这篇文章里都讲过了。研究生三年在我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首先我特别庆幸遇到了一个好导师陈贻焮先生，我和师姐张明非是他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陈先生是带完一届再招下一届。所以这三年里他就专心指导我们，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两个星期要交一次读书报告，这要是放到现在，几乎没有学生能做到了。
我跟师姐都特别用功，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吃完早饭，我们就跑到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223的门口，一边背外语单词一边等着开门。进去以后选好各自的座位就开始看书。我喜欢坐在一排开架书旁边，上面是 《全唐文》 《全唐诗》，还有 《二十四史》，站起来就能够到，张明非坐在最后一排。除了吃饭以外，一直到晚上图书馆闭馆才回宿舍。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
星期六和星期天呢，就跟我爱人回父母家里吃顿饭，然后再一起回学校。他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我们一般都在人大找一间空教室，各看各的书，一直看到晚上，我再自己回北大。三年的日常生活基本就这么过的，从来没有说出去玩什么的，就是拼命地想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
这三年里的确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脑子里只有学问没有别的。我有一次骑自行车到学校商店去买东西，因为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出来以后自行车也忘骑了，就放在商店门口，过几天后发现自行车没有了，再回去找。几乎到了失魂落魄的程度。
到了寒暑假，就把平时有些创意的心得体会，再想办法提升、补充，写成论文，所以这三年里我写了大概七八篇论文吧，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已经发了好几篇了。在论文写作的训练方面，我也很感激陈先生。第一篇发表在 《文学遗产》复刊号上的论文是他逐字逐句帮我修改的。他总说写文章的语言大体有三个境界：第一步做到表达清楚，第二步要求词汇丰富、漂亮，第三步要注意语言风格与评论对象相协调，要特别讲究措词的语感。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一定要真有所得才写。后来我自己写论文也好，看学生的论文也好，都非常重视文字表达，这都是得益于陈先生的教诲。
您曾说自己对诗歌艺术的领悟较钝，而古典文学研究者还需要将直观的感受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更加不易。您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的？
葛晓音：在读书报告中经常要分析一些作品，陈先生就说，你这个固然分析得不错，但有的作品不像你分析得那么好，你不要把所有好的、坏的都说得那么好。艺术分析有两种：一种是欣赏佳作，要挑选真正能给人丰富的联想和美感的作品；另一种是作品本身不一定好，但是能说明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其他问题。对诗歌可有三种态度：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欣赏，三是探索艺术上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一定要避免为了讲一个作家好就硬凑的倾向。
陈先生很注重我们文学感悟力的培养，他经常对我们说，林先生的感悟力是最高的，他说好的东西一定是好的。这点陈先生非常佩服林先生。陈先生的训练方法，是让我去找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集子，看完以后选出我认为是好的作品给他看。他就这样反复地让我选过几次，然后再谈他的看法。当然最主要还是大量的阅读，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领悟很多东西，鉴赏力就是这样慢慢提高的。
我其实是不大看前人的鉴赏文章的，偶尔看一些好的、名家的，比如说俞平伯和他父亲俞陛云的，一定要看那些悟性很高的才行。现在鉴赏文章很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吧，所以不能什么都看，要学会分辨。现当代大家的文章，我就看几家。更主要的还是自己从作品中领悟，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读多了你可以一看作品就知道是什么时代的，而且能很快把握作者的用心。鉴赏时我也努力避免用诗学批评中现成的词语来套，因为诗话里面的东西，水平也是高低不齐的，要自己会判断。
陈先生当时还要求我学创作，希望我会写一手好诗，填一手好词。他觉得写诗有隔不隔的问题，分析艺术也有隔不隔的问题，自己会一点旧诗词，解诗就减少一点隔膜感。不隔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表达也是如此。我也不是说绝对不写，但除非特别重大的能触动我的事情，我可能会写几句抒发心情，即使写了也秘不示人。因为我总觉得好诗都被古人写尽了，现代人真的很难写过古人，而且现代的生活感情，好像也很难用那时候的词语来表达。但我每次和陈先生说这些想法的时候，他总是不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古体诗词要学得像不是太难的，因为我们毕竟读了这么多的古诗，也掌握了古诗的基本写法和词语。但是要写得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是一向觉得如果没有创造性的东西，我宁可不写。
您是陈先生的开山大弟子，硕士阶段，先生是如何指导您读书治学的？
葛晓音：陈先生那会儿和我们面谈比较多，因为我们两星期要交一次读书报告。他看完报告以后，会在上面打勾、圈点、加批语。如果写得好，他就会给你圈出来。或者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勾，三个勾就表示特别的赞赏。所以回来你只要看他打了几个勾就可以了，他的评点都非常到位。
在念研究生的三年里，陈先生在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戴着老花眼镜，看完了我四五十万字的读书报告，在我那密密麻麻、不留天地的笔记本上寻找有价值的创见。所以，我这三年积累了好几本读书报告。他每次看完以后，很快就找我们谈，一般是就报告中的问题说他自己的看法，这时我也可以问一些治学的方法。他的谈话我全部都记录下来了，后来集中起来整理了一下，写成一篇文章，在北大的 《大学生》刊物发表过。这篇文章出来后很多人看到了。
陈先生对我们的读书要求是：重要作家必须读全集和详注，为了训练阅读古籍的能力，开始几家集子尽可能看不加标点的本子。同时围绕重点对同时代的二三流作家作一般的浏览，大致熟悉这些作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作品。在读作家全集的同时，通读 《资治通鉴》、其他史书上的有关人物传记。第一年着重在多学、多思、积累材料。第二年练习写几篇论文。平时还要积攒一些创见，毕业时搞一个较有把握的比较大的问题。
陈先生认为，我们在背书、考据、学术的功底上比不了前人，但一代有一代的学风，不要妄自菲薄。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我们的前辈在做学问方面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当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不要光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要找出它的原因。要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知人论世，是为了讲公道话，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
陈先生的 《杜甫评传》是20世纪杜甫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您也为此书写了跋，请您介绍一下阅读此书的体会？
葛晓音：陈先生写 《杜甫评传》的整个经过，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1982年出版了上卷以后，又在1988年5月出版了中、下卷，全书共计108万字。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书，那么详细的从头到尾地把杜甫的生平论述出来。虽然杜甫的生平基本上是比较清晰的，这么多人研究过，但毕竟还是有很多细的地方，也还是搞不太清楚，陈先生把这些问题考证得非常仔细。如三大礼赋的献赋经过和背景、秦州行止、同谷居处、旅梓游踪、巴东行迹、东屯营田等等，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诗人生活和思想。
陈先生对诗歌有很高的感悟力，说诗重妙悟，讲究巧于表达，对杜诗的解析有些还做了翻译串讲，这些串讲既能准确而又空灵地说明艺术给人的感受和联想，又能还诗歌以活泼的生活气息，同时注意随内容和风格而变换讲法，突现出原诗容易为人忽略的精彩之处。读起来还明白易懂，能够引人进入诗境。
最重要的，我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研究者，他是把自己当作杜甫的朋友，一个知己。所以他自己也说那本书有点像小说的味道，非常生动活泼有趣。他老是称老杜如何，你跟着他，随着他的笔触，就可以把杜甫的生平、心路历程，看得非常清楚。还有一点，我们后来在学习研究杜甫的过程当中，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陈先生这本 《杜甫评传》中找到答案。小到一首诗的解析，大到一个问题，他几乎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他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也比一般的纯粹论述性的书要好看得多，研究著作能写得这
么吸引人的很少见。我的主要体会，都写在这个跋里面了。
陈先生这本 《杜甫评传》，可以说把他一生研究唐诗的经验都融入进去了，是他研究唐诗的几十年深厚的积累。不是就杜甫论杜甫，他把杜甫那个时代，前前后后，上贯下连，整个都连在一起了。内容、背景是非常深厚的。这里头史学的、诗学的、文学的各种功夫都有，要慢慢地体会才能悟得出来。 《杜甫评传》也是将义理、辞章、考据，时代、作家、作品综合起来的一个巅峰之作，给学界展示了一个大作家的研究需要积毕生功力的典范例子。
善于把新学和旧学综合在一起
请您综合评述一下陈贻焮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成就？
葛晓音：我觉得陈先生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代人，他在我们的老师当中，是所谓的大师兄，比袁行霈老师这一辈年纪要大，比林庚先生一辈年轻，正处在两个年龄层中间。他没有念过私塾，沾了五四以来新派治学的光。他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者要相结合，另外，还有时代、作家、作品，这六样东西综合在一起，能够做综合研究，这是最理想的治学境界，他自己也确实是一直这么做的。
其实我的路子也是受他影响的。在杜甫之前，他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在王维、孟浩然的研究方面。他做了两本选注，《王维诗选》和 《孟浩然诗选》，西方的学者都认为是非常经典的，里面有很多的发明。他通过孟浩然诗里的行旅路线，考证出孟浩然的生平情况。这种做法就很有创新意义。这些考证奠定了研究孟浩然生平和思想的基础，以后虽然还有学者补充，但基本不能出其范围。
除了王孟山水诗的研究，他还有一篇大论文，就是 《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这篇文章特别长，有五万字。可以说最能体现出他的综合研究能力，他从中唐社会风尚、政治状况、文学背景等方面，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作了独到的剖析，并以较大的气魄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状况勾出了清晰的脉络，提出了一些有名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实质上是 “谏官的诗”。
还有就是对韩愈、孟郊、李贺的诗歌艺术表现上的原理，揭示得非常透彻，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比如他揭示出李贺的艺术特点是 “探寻前事”。 “探寻前事”是杜牧对李贺的评价，他就解释所谓的“探寻前事”实际的原理是什么。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一直到现在我都很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不仅要说出这个作品好在哪里，还要说清它的原理在哪里？它为什么好？运用这种艺术表现的内在道理是什么？要把这一点说出来。这是古人的诗话也做不到的，是现代学术的思维方式。这些方面陈先生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
除了杜甫以外，陈先生研究的作家有李白、王维、孟浩然、李贺、李商隐，后来还研究曹操。这些个案研究都非常精彩，后人研究的时候都是绕不过去的。而且也体现了陈先生在诗学理论、历史文化各方面的综合学养。所以我就给他概括成 “通新旧之学，达古今之理”，他是比较善于把新学和旧学综合在一起的。
在陈先生身边二十年，您对先生的了解想必很深，先生在您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葛晓音：陈先生为人宽厚，但非常正直，他对很多现象有自己的看法，能坚守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他对学生极其热忱，可以说倾尽全力吧，学生跟他也是非常之亲。他指导学生的很多办法，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沿用，虽然我们达不到他当时的那种效果，现在的学生也不是当初的我们了。
最突出的是，陈先生对所有人都特别的热心肠，而且也比较容易动感情。他的真诚，无论是及门的弟子，还是一般的访问学者，只要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一颗童心，特别喜欢小孩子，让人觉得跟他很容易亲近。有时我就觉得，人和人的性格真的是不一样。陈先生那种热忱非常有感染力，有时候他也不一定和你说几句话，但你马上就会被他吸引。他又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所以很多人只要跟他打过一两次交道就很难忘记。
另外就是他那种尊师重道的作风，给我印象也很深。他对林庚先生特别尊敬，其实他并不是林先生的研究生，只是给林先生做过助教，但他就把林先生看成他的业师，每个星期都要到林先生那里去问安，写什么论文都要请林先生批评。直到我读研的时候，还是言必称林先生。我对林先生的好多印象也都是从陈先生那里来的。
他每次到南京大学都会去拜见程千帆先生。回来就详细地跟我讲，程先生跟他说了什么，眉飞色舞的，特别高兴。他对程先生那种崇敬，真是发自内心的。说起其他老一辈的学者，也总是饱含深情。对老辈学者的那种由衷的尊重、敬佩，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得到。
陈先生经历过很多事，看问题很透彻，只是不轻易表态。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块垒。可他始终能够让自己保持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感情非常饱满浓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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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的训练方法，是让我去找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集子，看完以后选出我认为是好的作品……鉴赏力是这样慢慢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