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先生《疑惑难消的“三场葬礼”》（2018年 8月 10日《文汇学人》），对拙文《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另类风景》（2018年7月20日 《文汇学人》）提出了质疑。所言切实入里，极有见地。对于作者来说，得到这样的关注无疑是幸运的。下面借此机会再对拙文论旨做一些说明，以回应艾先生的批评。
这篇小文章的写作基础，是我去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冯熙墓志与北魏后期墓志文化的创生》（刊《唐研究》23卷，2017年12月出版）。原论文篇幅较长，拙文对其中的主要思路进行了精炼化处理，也根据不同的读者定位适当调整了文字表述。如大段史料原文就尽量避免原样引用，也未言及自己与其他学者的分歧所在。这是缘于文体设定的不同，并非有意割裂或者遮掩。
艾先生与我的分歧可谓一目了然。拙文以为太和十九年（495）“五、六月间孝文帝尚为弥合新旧而苦心经营，冯诞的洛阳葬礼和冯熙的平城葬礼南北分行”。而八、九月间“以王肃为媒介引入包括新型墓志文化在内的南朝制度资源后，孝文帝的改革进程骤然加速。已在平城入葬的冯熙又被迁葬洛阳”，并制作了具备南朝新风且由孝文帝 “亲作志铭”的墓志。艾文则根据《魏书·外戚传》关于冯熙葬礼的记载，主张孝文帝在三月得知冯熙凶讯后即已决定要将其迁葬洛阳，并不存在一场冯熙的平城葬礼。
艾文所论于我而言并不陌生。2012年后讨论过冯熙墓志的学者，如赵君平、李风暴、刘连香诸位先生，均持论如此。尤其刘先生《北魏冯熙冯诞墓志与迁洛之初陵墓区规划》（《中原文物》2016年第3期）一文，对冯熙丧葬安排与孝文帝迁都过程的梳理相当细致深入。实际上，去年十月写作论文时我脑中原有的认识也是如此。读过《魏书·外戚传》关于冯熙葬礼的相关文字，大体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吧。
然而，对于作为文本的“历史”和作为事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我向来抱持一种谨慎态度。后者一旦诉诸前者，就只能是带有特定目的的历史书写，而前者却是我们与后者之间唯一的桥梁。站在时间的尽头回望，纵然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看到的也只是单调的风景。固然，连续的风景也可以构成故事，说不定也很有说服力。但有些人仍然怀抱奢望，妄想把风景从历史书写的多重束缚中解放出来。
比如《魏书·外戚传》的这段文字，结尾说在冯熙的洛阳葬礼上孝文帝“亲作志铭”。这句话直接读来，就是“孝文帝亲自为冯熙撰写了墓志铭”这样单调的风景。我们并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孝文帝“亲作志铭”到底意味着什么。幸运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冯熙墓志的实物，表现为带有铭辞的南朝风格，而制作于半年前的冯诞墓志仍维持着平城旧风。如拙文所论，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孝文帝了解到了南朝的新型墓志文化，方才跨越了这一文本的鸿沟。冯熙墓志是否确为孝文帝本人所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被表现为能够“亲作志铭”的君主。这显示了孝文帝具备与南朝君主相匹敌的神圣素质，同时也以“丧家”身份为北魏精英做出表率。这两个方面事实上都指向了当时北魏与南朝的正统竞争意识，也是迁都洛阳的原动力之一。
还可以举出一个拙文言及的例子。《魏书》卷六三《王肃传》载“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之后即言“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云云”。任何人读过这几句话之后，都会以为王肃在邺城为孝文帝引见就在他入北后不久。王肃因家祸北奔确实在太和十七年（493）三月左右，但仔细梳理史料可以发现，他在邺城见孝文帝要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十一月。从王肃北奔到他第一次为孝文帝引见，中间有长达一年半的间隔期，这段时间王肃的行踪在史料中是空白的。如何解释这段空白尚难定论，但《魏书·王肃传》的上述书法，毋宁说有着刻意掩饰这段空白的嫌疑。
回到太和十九年（495）冯熙葬礼的问题上。之所以对《魏书·外戚传》关于冯熙丧葬安排的叙述产生怀疑，除了卒葬之间时间过长之外，主要在于我逐渐意识到，将死于旧都平城的冯熙，连同他已经安葬在平城的妻子博陵长公主，一起迁葬至新都洛阳，在迁都伊始的太和十九年，并非仅仅是冯家与孝文帝的家事，而是极具舆论效应的公共事件。孝文帝在收到讣报后的四五月间，只是围绕自己是否回平城参加冯熙葬礼（艾文认为只是弔礼），就需要与留守平城的保守势力代表陆叡、元丕拉锯数回合。在这种压力之下，很难想象此时已有将冯熙夫妇迁葬洛阳的公开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在六月十九日发布的关于归葬问题的诏书中，孝文帝公开承诺在若干特殊情况下，允许将死在洛阳的人送回平城安葬。这是一种实际上违背“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之大原则的让步，显示了孝文帝在整体实力尚未占优时的灵活手腕。死在洛阳的人尚有归葬平城的余地，像冯熙夫妇这样死于平城的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迁葬洛阳之列。
当然也可以认为，孝文帝对冯熙的丧葬安排采取了特别处理，与上述诏书完全无关。但就历史学家的技艺而言，这种解释方案与归葬诏书之间的深渊，并不比“三场葬礼”的假设与《魏书·外戚传》文本之间的深渊更容易跨越。而《魏书·外戚传》这段文字所传递出的孝文帝形象——成竹在胸，坚定果绝——与《魏书》所着力塑造的“神圣君主”孝文帝又有点过于吻合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选择了“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的版本。在这一“另类风景”之中，孝文帝虽然也不失为“旷世怪杰”（借用陈寅恪先生给武曌的名号），仍可籍由洛阳迁都的一波三折窥见他的丰富侧面。自然，这与《魏书》所见孝文帝的“神圣君主”形象是有些出入的了。
所以，你究竟是怎样的孝文帝？ （徐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