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这座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来说，安全始终是不容回避的考题。去年一项关于中国游客心目中最安全的目的地评选中，上海位列全国最有安全感十大城市之首。然而，这座城市的主政者们深知，超大型城市安全工作至关重要，必须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中。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集约，利益格局复杂，各种因素聚合，致使公共政策、公共工程、公共安全、城市运行、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等多领域都容易产生和积聚各类风险。居安思危、防控风险、维护稳定，来不得半点松懈和马虎。
聚焦超大型城市社会风险防控，今年2月以来，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牵头，组织政协委员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专题调研，着眼于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金融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不同领域，走访部分职能部门、社区街镇和企业，就风险防控重点难点问题和市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了解实情。委员们发现，引发社会风险的问题正随着时代进程发生变化，除了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设施建设、重大公共安全事件这类历来受关注度很高的问题以外，互联网金融、网络信息安全、网络舆情应对等已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风险防控新领域。在7月中旬召开的以 “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议题的市政协常委会议上，不少常委将建言方向锁定在了这些风险防控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上。
警惕互联网金融风险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呈现蓬勃发展势头，在服务小微企业、实现普惠金融、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需要警惕的是，由于对金融风险预测不够、预警不足，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频发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直接影响着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王光贤常委认为，当前的金融法规和金融监管明显滞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未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没能及时对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本质和金融风险进行充分提示，传统的机构监管手段无法覆盖实际从事金融业务的各类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公司，各监管部门条块分割、衔接不畅，并未形成综合、系统、协同的监管大格局。在加快金融法律制度供给方面，王光贤常委建议，明确互联网金融法律地位、业务边界、监管规则，建立风险监测系统和长效机制；明确界定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明晰金融机构在发行理财产品中的风险管理、运作规程和信息披露责任；研究出台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非法集资预防监测、行政调查、行政处罚的职能分工和法定程序等。
在杨成长常委看来，防控金融风险的重点在于稳定社会预期。 “要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全面、公正、及时、客观、易懂的解读”，他强调，统计部门是宏观数据的第一发布人，也是第一解读人，必须直面新变化和新关切，不能回避问题解读，要引导市民形成合理预期。杨成长常委建议，组建专家群体，抓住关键时刻主动发出正面声音，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各类社会组织的重要职责，形成动员力量，防止金融风险演变成社会风险。
当前，消费金融市场的供应主体不断增多，金融产品繁多，且产品需求者更多地向低收入和未接受相关教育的人群扩展。对此，吴珍美常委建议，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入门槛，监管部门要设置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对申请开展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的机构，对其资金水平、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筛选出经营能力强且能规范经营的互联网消费金融经营主体。同时，进一步完善涉及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纠纷处理机制，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处置解决当前平台倒闭后的善后事项。
大数据的机遇和挑战
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犹如一把双刃剑。
大数据的科学运用可以使城市风险预警系统更为高效。何品伟常委在代表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作重点发言时建议，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新技术，实现对涉及风险的各类数据即时归集、关联和整合，建立社会风险数据云平台，并探索双向治理新格局，把传统的自上而下行政化预警模式与以大数据为平台的 “互联网+”社会预警模式有机结合，发挥社会组织和机构在收集、分析、识别数据的积极作用，推进城市风险 “云监控”社会化进程，形成 “共享数据、协同监控、分享分析及应对”的预警机制。此外，马驰常委也提出设想，研究运用生物识别等高科技手段来提高公共场所安检效率。
在大数据推行运用的同时，也有常委特别关注网络信息安全。“互联网+”不断拓展网络功能，网络信息安全风险也随之扩大。谈剑锋常委坦言，一些互联网公司无底线采集和使用个人隐私数据，一旦数据泄露，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事件。 “比如，一个图像处理App，只需要相册和相机权限，就不应该开放对用户其他数据的采集权限”，谈剑锋常委建议，对互联网企业的信息采集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规定，只可针对企业产品的特性进行相关必要的数据采集，不得额外过度采集，对过度采集、处理数据行为应给予高额罚款等严肃处理。 “生物特性数据，包括个人医疗数据等，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是无法更改的”，谈剑锋常委强调，生物特征识别不应该被运用在互联网上做身份认证，在没有安全防范方案的前提下，涉及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生物特征数据的互联网应用应当被叫停。
重发展轻安全、重建设轻防护，忽视对信息安全核心技术的研发及应用等，是不少互联网企业的通病。谈剑锋常委还建议，借长三角一体化提速发展之机，通过长三角区域协作，制定相应法规，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条例在长三角区域先行先试，对 《网络安全法》进行补充和探索，为全国层面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经验参考。
潜在风险的评估和干预
一些常委分别从家庭、企业、校园的视角，分析容易引发社会风险的潜在因素。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当前，家庭的规模、结构、形态、关系、功能等都发生了改变，比如，家庭形式小型化、人口深度老龄化，特殊儿童家庭、功能缺失家庭、失独家庭等也使家庭的脆弱性增加。在黎荣常委看来，这些家庭问题与社会矛盾交织复杂，若是重视不够、防范不当也会引发社会风险。她建议，进一步完善家庭领域公共政策，建立本市结构性生活评估指标和家庭防范风险专项计划，进一步实现公共政策保基本兜底线的作用，扶持和规范家庭服务发展，以社区为平台建立家庭综合服务体系，以市场为基础，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姜海涛常委认为，上海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必须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改革调整可能带来的劳动关系风险。从 2017年至今年5月，由于企业在实施关停并转迁过程中处置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劳动关系纠纷有80多起，占全部纠纷总数的44.3%，超过了因欠薪欠保引发的纠纷数量。 “应清醒认识并有效防范企业改革调整可能引发的劳动关系风险”，姜海涛常委说。
应邀发言的杨雄委员关注不良风气对高校渗透引发的风险。他举例说道，校园贷在高校蔓延，很大比例的在校大学生热衷于使用网络贷款软件，有的学生最终因无力偿还，导致恶性事件发生。此外，师生关系功利化、大学生沉迷网络等校园怪象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对于以上常委提到的潜在社会风险，做好风险评估，提前介入干预或是有效的化解方式。 “风险评估已成为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社会稳定矛盾的重要工作制度”，李红常委认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将风险评估嵌入日常行政决策和审批程序之中。常委们还建议，进一步推行第三方评估，特别是在制定涉及市民重大利益的公共政策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评估过程，为及时了解社会反应，优化完善政策方案，制定风险应对措施等提供参考依据。
风险预警信息互通共享
谈及社会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不少常委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多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信息互通。
张怀琼常委关注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应对，提出在卫生救援应急处置时，必须要有包括局部交通管制、应急物资保障、特殊危化品处置物资和特殊药品储备等，才能在最短时间形成最好的应急救援，这就需要多部门形成合力，系统应对。
施荣恒常委关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提出建立线上线下联合管控，线上加强对食品售卖商家的监管力度，推进网络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消费者举报机制，线下加大对生产伪劣食品企业的查处力度，从源头上杜绝问题食品生产。
胡光常委关注危化品和易燃易爆品的安全生产和运输，提出安监、质监、公安、交通运输、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应做到信息互联互通，形成适时可视平台，对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严格管理。
何品伟常委认为，一方面，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要能够共享，风险预警才能更准确更及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要与诸如地铁运营、重大工程建设、危化品生产运输等企业实现后台数据对接，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问题排查、精准执法和整治。马益民常委还建议，依托已覆盖全市的现代信息通信网络，建立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实时精准告知系统，对即将受到区域性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的市民发出预警， “可以通过区域性有线电视终端、IPTV电视终端和上网终端，精准插播预警信息”。
题图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