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昕 实习生 黄瑶
近日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特展，登陆中国航海博物馆的“CHINA与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与贸易瓷器大展”，以及即将于广东省博物馆揭幕的“风·尚——18至20世纪中国外销扇”特展等一系列艺术展览，不约而同将人们的目光牵引至东西方艺术的交融。
公元一世纪庞贝古城的经典壁画《花神芙罗拉》中出现了中国丝绸；距今七八百年的中国元青花上出现了流行于波斯纺织品上的八方形图像；中国明代木板油画《新会木美人》与意大利枫丹白露画派画家的作品《沐浴中的女人》《加百利和她的妹妹》出现了十分相似的女性形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门户，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令全球各地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而那些漂洋过海、穿越时空至今仍能为人们所看到的器物，幸运地见证着东西方文明交会时互放的璀璨光亮。
文物烙印的异域风物人情，留下耐人咀嚼的记忆片段
西方圣母幽蓝的衣袍上，开出了东方典型的莲花纹样；元青花中常见大盘、大碗，似乎更符合伊斯兰地区围坐共食的习惯
大漠飞沙，骆驼铜铃，一条从长安延伸至西方，经过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的 “丝绸之路”将东方文明带到了欧亚大陆。
中国丝绸很早之前就以 “文化大使”的形象出现在意大利。到底有多早呢？英国学者彼得·霍普科克在 《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说法：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中国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的卡雷之战中。当安息帝国的军队举着一面面用五彩斑斓的中国丝绸制成的绚烂夺目的军旗进军时，从没见过丝绸的罗马人还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武器，吓得溃败而逃。此后，中国丝绸很快受到罗马上层社会的偏爱，掀起一股奢华之风——当时的丝绸贵超黄金，一跃成为西方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正因丝绸受到西方人的追捧，今天我们在国博的展厅里看到，意大利庞贝遗址出土的公元一世纪经典壁画 《花神芙罗拉》中出现了中国丝绸的身影。画中，身姿窈窕的花神芙罗拉头戴花环，一手托着花篮，一手采着鲜花，而她穿着的，竟是色泽艳丽、薄若禅翼的中国丝绸，衣袂飘逸，尽显曼妙妩媚。中国丝绸不仅在材质上很大程度地丰富了西方贵族的穿着，对于西方服饰设计的品位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正在展出的乔托名作 《圣史蒂芬》中，画中男子身穿的丝绸服饰前有一处金色方形装饰，这近似于中国古代补缀于传统袍服胸前或背后的丝绸饰物。这一装饰俗称 “补子”，是用来区别官职的重要依据。在欧洲基督教高级教士的圣服中，也盛行将丝绸缝缀于服饰的重要位置如胸口等，这样的装饰做法似与 “补子”大同小异。
早在文艺复兴之时，别致典雅的中国纹饰图案也曾在西方艺术品上留下痕迹，成为东西方交流的见证。比如东方典型的莲花纹样，是高尚、纯洁的象征，它们竟然盛开在西方圣母的衣袍上，漾出神圣迷人的涟漪。且看洛伦佐·委内齐亚诺创作于1359年的 《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以及保罗·委内齐亚诺创作于约1335年的《宝座上的圣母子》，这两幅画中圣母所穿的幽蓝色袍服上都镶有金色的莲花图案。另一个例子是凤凰纹饰。“凤凰”，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作为东方的吉祥之物被广泛运用于瓷器装饰上。东方时尚传入欧洲后，凤凰纹饰也在西方流行起来。15世纪萨诺·皮埃特罗的 《圣母加冕图》画作中，红色的帷幔和圣母的袍服上都可依稀辨认出凤凰图案。 “凤凰”还曾在13至14世纪伊利汗国的八角形瓷砖上驻足，只见瓷砖八个对称的角皆配以蓝色图案勾勒连缀外侧边缘，内部站有两只抬头仰望的鹿，而鹿的上方正是一只展翅翱翔的凤凰，似乎飞越欧亚大陆静穆渺茫的天空，最后翩然停落。
文化艺术的交融，总是相互渗透的。来自西方的异域风情同样穿越至不少东方艺术品上，惊艳了世人的目光。遥遥万里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过行色匆匆的商旅们生动的姿态。他们的身影被凝固在一件件精美别致的俑中。东汉就有了 “胡人牵马铜俑”，铜俑眼睛硕大无比，高挺的鼻梁，蜷曲的卷发，上挑的胡须——这显然是胡人的外貌特征。而此人旁边的那匹马高大膘壮，头顶有两个角，也像是西域的品种。而在元青花上，人们则能捕捉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子。元青花中最常见的大盘、大碗，均与中原传统的瓷器造型有所不同，倒和中亚、东亚的陶制、金属制大盘类似，这与伊斯兰地区大家围坐共食的饮食习惯相符。一部分元青花被做成八方造型，给人一种线条坚挺硬朗的感觉，与中亚、西亚金属器多边棱角的风格比较接近，也与波斯纺织品上流行的八方形图像相一致。
一连串新鲜的艺术样式、风格，应文明交融而生
“纹章瓷”“克拉克瓷”已经不能被单纯看成中国制造了，它是东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精妙结合；而在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中，东方艺术的影响也同样功不可没
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不仅为不同地域的艺术品贡献了点睛的异域风景，还催生出一连串新鲜的艺术样式、风格，甚至改写世界艺术史。
外销瓷就是鲜明的代表。上千年前中国瓷器就已跨越大洋，远销海外了。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它是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国的产品。”这是17世纪大批外销瓷进入西方市场后，在欧洲流行的一首诗。外销瓷已经不能被单纯看成中国制造了，它是东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精妙结合。
很多外销瓷会根据国外的要求加以 “特殊定制”和 “来样定制”，也有一小部分以 “私人贸易”的形式制作，专门供给某个家族或企业，不同的纹样在瓷器上绽放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擦出的花火。其中， “纹章瓷”不得不提。确切来说，它属于 “来样加工”的 “订烧瓷”，以欧洲来样图案为稿，经中国瓷匠之手将欧洲贵族、都市、团体等特殊标志烧在瓷器上。正因如此，纹章瓷上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特点，又透出当时西欧浪漫典雅的装饰风格。享有纹章瓷之最美誉的当属18世纪英国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成套纹章瓷，为了向中国瓷器工匠准确无误地传达定制要求，该家族专门聘请了知名艺术家亚瑟·戴维斯，按照构想样式绘制了样本，费用高达1亿英镑。令人惊叹的是，原稿中的每一处细节在成品中都被栩栩如生地还原出来，小到每一片枝叶和花瓣，就连水中那波光粼粼的感觉也浸透在瓷器上。
由于定制特殊瓷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费用，并不利于大量出口，中国瓷器商人还特别设计了符合西方审美要求的 “克拉克瓷”。据记载，目前已知最早的克拉克瓷是明代万历初期出现的。这类瓷器最早由景德镇生产，其布局大多采用这样的模板：外圈由多个开光或锦地开光图案作为边饰，中间的主要图案多为中国传统花鸟、人物、吉祥物等，后来融入异国情调的繁复纹饰，如典雅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神话、宗教、社会生活等图案。当年的克拉克瓷因富于变化而成为风靡欧洲的 “爆款”。
在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中，扇子也借着贸易航路扇出了一股迷人的中西合璧风。传统的中国扇扇面多是水墨丹青，而远销海外的它们华丽一变，不仅色彩明艳、纹饰华美，选材更多样化，既散发出优雅的东方情调，又符合西方浪漫活泼的审美趣味。 “中国风”在欧洲的扇子上多呈现为彩色绘纸作为扇面，画面有的完全模仿中国画，有的融入中国元素，颇有古典韵味。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藏有一把中式田园主题的彩绘纸面折扇，扇面上一名乡村妇女带着孩童去野外踏青采花，闲适安逸之情溢满整个画面。有趣的是，由于绘画人不了解中国人的面容，人物虽穿着典型的中国服饰，却是一副西方人面孔。扇骨上的主要纹饰由几何纹与卷叶纹组成，边缘上也被雕刻成不规则曲线，是典型的欧洲风装饰。
值得一提的还有西方艺术史上至关重要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它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东方艺术不小的影响。洛可可艺术风格18世纪初在巴黎产生，不久即风靡整个法国，1730年代传遍欧洲其他国家。它主要指的是运用多个S线组合的一种华丽繁琐的艺术样式。洛可可在欧洲盛行的时间与中西贸易的发展几乎同时，有业内专家认为它结合了巴洛克风格与中国装饰趣味。比如洛可可式室内装饰，从中国柔美的曲线、瓷器以及桌椅橱柜等造型中吸取了灵感，连墙面的曲线也含有东方花鸟纹样的生命气息。而在洛可可式家具的代表——18世纪英国家具大师奇宾代尔的设计中，床的形式借鉴了中国的亭台，椅背采用中国建筑中窗花格的形式，家具多用直腿，有的甚至仿照了中国的竹节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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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如出一辙，纯属巧合？
正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特展上，有着不少饶有意味的对比。这些出现在不同地域、时间的文物呈现了如出一辙的惊人相似之处，仅仅只是巧合？文化交融是如此生趣盎然又匪夷所思。◆明代 “木美人”VS枫丹白露画派中的女人
广东新会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木板油画 《新会木美人》中，描绘了两位站立着的美人。她们身着低领汉式襟衣，梳着高耸的发髻，面部却明显带有西洋人的特征，鼻梁高挺，眼窝凹陷，立体感很强。明代 “木美人”这样的面容特征和西式长裙皆与16世纪枫丹白露画派画家笔下 《沐浴中的女人》及《加百利和她的妹妹》中的女性尤为相像，就连她们露脸的角度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都是四分之三的正侧脸。
三张图画摆放在一起，如同一对姐妹呈现的三种姿态。尽管画作的 “出生”隔着千山万水，但彼此间的联系一目了然。◆明代送子观音像VS四五百年前的意大利圣母子像
明代落款为唐寅的一幅送子观音像与意大利一幅16至17世纪的圣母子像无论构图还是人物姿态都极其相似。观音与圣母玛利亚都头披长巾，左手的姿势一模一样，就连手中都同样攥着手绢。观音怀抱的童子与圣母玛利亚怀抱的小耶稣都手持书籍，头看向一方。不同的只是画者根据地域与信仰的不同需要，对人物面部特征、服饰和书籍做出了调整。
圣母子图是西方艺术中常见的描绘题材，由来已久。它被作为神圣图像而享誉，并在日后被规范为一种宗教图式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根据清初人姜绍书所著的 《无声诗史》一书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这种具有透视关系的写实自然会对中国画坛产生冲击。在这幅号称是唐寅所绘的画中，观音的仙风道骨和圣母的神圣光辉巧妙融合在一起，让人不禁猜测，这究竟是在画送子观音还是在摹写西方的圣母子像？◆南宋 《耕织图》VS文艺复兴时期壁画
南宋时期楼璹的 《耕织图》被带到西方后，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安布罗乔·洛伦采蒂。
洛伦采蒂为锡耶纳市政厅绘制的壁画 《好政府的寓言》中对城市环境描绘的新方法以及对城内生动人物和劳动场面的表现颇有盛名。这幅画作与《耕织图》极为相像，作品中包括诸多农事活动都可以一一对应。如 《好政府的寓言》中四个农民用农具打谷物的图像：四个农民分成两个队列，站在成束谷物铺垫而成的空地上，左边一组人高举名为 “连枷”的脱粒工具在空中挥打，连枷的两截构成90度直角；右边一组人低着头，手上的连枷正击打在地面的谷物——两组人物的动作和连枷的交替，他们背后是一所草房子和圆锥状草垛。再看 《耕织图》，几乎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场面和动作，就连画面一侧竟然也是两只鸡在啄食。 《好政府的寓言》壁画题材、构图及表现方式均是意大利绘画前所没有的，但这些特色却在 《耕织图》中找到了相应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