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斌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今日本全国上下到处都在议论明治维新。近日，在设立萨摩藩的鹿儿岛举行了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仪式，这里曾诞生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许多明治维新著名人物。日本财务省还将于本月发行五万枚面额1000日元的纪念币。
今年1月22日国会开幕式上，日本首相安倍在施政演说的开篇就说：“150年前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明治这一新时代所培养的众多人才，是日本超越因欧美各国所产生的国难，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安倍在其今年的“新年感言”中也同样表示：“150年前，在亚洲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机之下，日本开始了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为了超越国难，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了，其动力就在于一个个日本人。由于废除了此前的身份制度，所有日本人得以从原先的制度和惯例中获得解放，由此维护了日本的独立。”
从前年开始，日本各方面就相继举行了相关研讨会、讲座、各种展览以及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平时一般不对外展出的珍贵文物，也在这一重要年份陆续与公众见面。去年，首相官邸在“各府省厅联络会议”的主页上也明确提出：“学习明治维新精神，重新认识日本的优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此，安倍政府资助了以明治维新为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还专门举办相关的柔道和相扑比赛。至于明治维新发源地的鹿儿岛县、京都府以及明治维新杰出人物的家乡等地，如今都在举办纪念这一 “盛大的节日”的相关活动，还特意开设了专用的官网，并以此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出版社则推出大量相关读物，满足民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
但现任总务大臣、已明确表示将于今年9月与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的野田圣子，对安倍政府的这一姿态提出异议。在她看来，沉湎于对明治维新的怀念，丝毫无助于创造日本的未来，相反如今的日本必须与之彻底诀别。
“伟大的革命”还是“成功的政变”
直到幕府时代末期，日本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而当时帝国主义已开始一场瓜分世界的“盛宴”。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在日本所产生的震惊甚至超过中国本身。在日本看来，当时的中国比它强得多，连中国都如此不堪一击，那日本根本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领舰队兵临城下，迫使日本实行开放政策。日本欲避免重蹈中国覆辙，就必须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并通过“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来提升国力，才能实现“攘夷”之目的，否则就根本无法抗衡西方势力。于是，西乡隆盛、大盐平八郎和吉田松阴等 “阳明学”（研究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说）及其核心思想 “知行合一”理论的信奉者们便登高一呼，明治维新应运而生。通过此后相继实施的“奉还大政”（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明治天皇，由此结束了长达260年的幕府时代）和 “废蕃置县”等，日本仅用20年时间就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由于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有意识地淡化历史教育，因此在如何看待150年前的明治维新这场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的认识误区。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明治维新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就不会有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就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当时的长州蕃 （今天的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的下级武士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已。按照“胜王败寇”的规律，由此夺取了政权的人们自然被视为明治维新的英雄。此后一个半世纪，日本所有公立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照这一口径来宣传和介绍明治维新。值此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许多历史学者、教育学者和社会学者等，都在大声疾呼重新审视明治维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明治维新虽然给日本留下了很多重要遗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同时也成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两场战争中获胜，很快就使得军国主义氛围充斥全国，以至于此后利令智昏，又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遭到惨败，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吞并朝鲜半岛，以及此后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使得日本与朝鲜、韩国、中国的关系至今仍未能理顺，这一页仍未能彻底翻过去。周边外交如此乏善可陈，日本欲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啻是缘木求鱼。安倍出生于山口县即昔日的长州蕃，他全面肯定明治维新显然无法为今天的日本社会所接受。战后日本汲取了此前的深刻教训，确立了“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发展路线，才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宝贵成果，但近年来这一路线早已被日本的当家人抛置脑后，安倍所谋求的就是彻底告别战后体制。
“负资产”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在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吉田松阴无疑是一个核心人物。作为长州的一名下级蕃士，却拥有“维新志士”“维新的精神支柱”等光环，实际上吉田松阴所信奉、所热衷的不过是暗杀这一卑劣手段而已，但他将此贴上“天诛地灭”的正义标签。他就是通过暗杀幕府的大佬，来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
吉田松阴的对外方针就是诉诸侵略。他力主开垦阿伊努（北海道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攫取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让朝鲜向日本朝贡，迫使清政府割让满洲，将中国台湾和吕宋岛纳入日本版图，以此不断显示进取之态。虽然他因屡屡诉诸暗杀终被斩首。但他死后，长州派元凶、日本军阀的祖师爷山县友朋却不断将其神化。在昭和时代初期，以山县友朋等长州军阀为首的日本帝国陆军，就开始全面践行吉田松阴生前所主张的对外方针，吉田松阴所提出的全部主张均相继成为现实，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包括吉田松阴所曾采用的暗杀手段，此后也被日本陆军所一再沿袭。其时，日本政坛的暗杀案例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26事件”。按照今天的定义，吉田松阴及其信奉者纯属恐怖分子，然而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历史就只能这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论，而如今弥漫日本全国的 “皇国史观”，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延续而已。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始终竭尽全力为明治维新大唱赞歌，他却无法对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的这40年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司马辽太郎就采取鸵鸟政策，说这是“日本民族不具有连续性的时代”，选择性地予以忽略。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长州军阀及其所信奉的吉田松阴的那一套，导致在全国形成了“天皇原教旨主义”，从而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许多“负资产”。例如以宗教而言，神道与佛教合一在日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一种多元而和谐的社会生态。然而，长州和萨摩的新兴势力得势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灭佛运动”，成立伊始的明治政府就下令实施“神佛分离”。这一毁灭文化的反人类行径，颇似今日之“伊斯兰国”。例如位于奈良县的兴福寺内有一座“五重塔”，目前属于国宝级文物，当年在灭佛之际居然被以25日元 （约合今天的100万日元）的超低价抛售，打算购买者并非看重这一文物的价值，而是准备将其焚毁后出售所剩的金属框架。只是由于附近居民强烈反对焚烧，兴福寺才得以幸免。当时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而当年该寺中的十座佛像 （均为释迦牟尼的高足），在动乱年代流失了四座，至今也没有找回。
明治维新的负面影响至今仍体现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核电站的选址。日本目前共有54座核电站，其中46座位于原反政府军所在的各藩。虽然核电站在选址之际多由各地方政府主动提出申请，但这些地区争相建设核电站，显然出于同一原因，即当地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希望通过核电站的建设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同时增加就业。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本身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此外，相比核电站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医生人数明显偏少，这同样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两大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而从主政日本的领导人来看，明治维新50周年（1918年）之际的首相寺内正毅就是长州军阀的代表人物，100周年（1968年）之际的佐藤荣作和今年150周年之际的安倍晋三也都出生于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山口县迄今为止已先后诞生了八位首相，这恐怕无法以“巧合”来解释。
为了呼应政府号召，日本右翼势力除了竭力为明治维新150周年造势之外，还提出要将目前的国定假日“文化日（11月3日）”改为“明治日”。实际上，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此重新弘扬《明治宪法》，以此来否定现行的和平宪法，从侧面配合安倍的修宪举动。有一位日本作家写了一本名为《明治维新的过失》的书，居然因此遭到右翼分子的恐吓，还被贴上了“左翼反日主义者”的标签，这不啻是一种“言论恐怖主义”。这与幕府末期为争夺政局主导权而动辄采用暗杀手段，还美其名曰“天诛地灭”，有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