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高海拔越野赛从来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在巍峨屹立的山川与自然的不可预知面前，再老到的经验、多精湛的技术都无法改变人类的渺小。正因为此，西班牙知名的比利牛斯山超级越野赛才会在赛会规则的紧急事项一栏如是规定， “当其他选手需要帮助时，参赛者必须根据自身知识与能力施以援手，若视而不见，视同严重违规，将被处罚。”

    不以规则考验人性，是西班牙人将这一准则书写成文的意义所在，这似乎适用于有关人类活动的一切场景，但高海拔越野赛有着独特性——有时，帮助别人可能意味着让自己身处险境。基于这一缘故，部分国内赛事才会在其参赛规则中要求选手 “全程携带强制性装备”。两者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倘若有选手为了帮助他人而外借强制性装备，是否该为此遭受处罚？

    两周前举行的顶石100公里超级越野挑战赛·雅拉雪山站中，这一假设成为现实。女子组率先冲线的郑文荣因在抵达CP8（第8检查点）前将移动电源外借而被取消成绩，而原本第三位的傅晓蕾也遭受了同样的处罚，原因是在同行选手杨建国主头灯电量不足、备用头灯无法应对雨雾天气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备用头灯外借两个小时。表面看来，此间引发的争议更像是一场法理与情理的交锋，而舆论的风向也一度指向两位接受帮助的男选手，认为他俩应选择退赛并向组委会寻求帮助。但事实似乎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

    理想情况下，男选手退赛并向组委会寻求帮助，是既顾全自身安危，又不将两位女选手置于舆论漩涡的完美做法，而且组委会也确实为选手提供了求助的渠道。然而，每况愈下的能见度、湿滑的山路，决定了受困选手若不就近寻求帮助，唯有原地等待救援团队的到来。 “大雨滂沱，气温逐步下降，原地等待救援会伴随着失温等一系列问题。”据杨建国回忆，这是当初自己未选择向组委会求救的主要原因，而他的成绩最终也因 “接受非组委会提供的支持”而遭取消。这一处罚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杨建国触发的违规条款背后传达着争议的信息——在这场事实证明选手确实可能身处险境的越野赛中，帮助他人的行为是不被组委会所提倡的，即便这或许牵涉参赛者的人身安全。这一点也直接反映在郑文荣赛后不解的抱怨中， “好心把充电宝借给别人用了，就直接被罚，竟然还说比赛中不可以帮助别人。”对于所谓帮助，组委会也未提出明确界限。如果按照文字本意，在越野赛事中最常见的跟随行为，或许也有与他人共享导航设备的嫌疑。

    到此为止，仅从程序正义而言，组委会的立场仍站得住脚。尽管规则传递的价值观有待商榷，但参赛意味着接受一切成文的规则。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规则条款经不起推敲呢？在组委会发布于诸多第三方平台的赛事规则中，被列入强制装备范畴的是“头灯”，而非赛事官网所提及的 “头灯及备用头灯”；对于强制性装备的使用，组委会最初使用的措辞是带建议成分的“需”，而非强制性的 “须”；从杨建国不足以应付雨雾天气的备用头灯不难看出，组委会对于名目繁杂的强制性设备并未设立规格要求，令所谓的装备检查形式多于实质。

    这场顶石100公里赛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在国内不断壮大的越野赛事中并不典型。多位有着丰富参赛经验的选手均在事发后表示，从未听闻过曾有选手因施以援手而遭取消成绩的事情。但事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多少反映出了这个行业的隐患所在——既无统一的规则标准，又缺乏有着足够权威与公信力的仲裁机构。后者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部分自认手握 “最终解释权”的赛事组委会面对争议时的傲慢态度。

    在被取消成绩后，傅晓蕾提交了申诉以及500元的申诉费用，她曾多次尝试联系组委会，却只在最初收到过赛事总监不便表态的回复，直至组委会在赛事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布了维持原本裁定的仲裁意见。记者曾尝试通过该平台联系组委会，但未得到回复。这份简短的仲裁意见对于当事人所提及的诸多争议点，仅仅回应了其中两点，且只是简单地指出该行为所违反的具体条款名称，并未详细解释。事实上，无论行文或是格式，组委会所回应的内容都更像是一则声明，甚至从始至终均未出现仲裁委员会五位成员的签名。仲裁委员会成员都有着相当的专业背景，但部分人士在赛事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与仲裁事件本身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

    对此，傅晓蕾曾提出寻求第三方仲裁机构的诉求。只不过，在如今缺乏行业领导者角色的越野圈，能令双方都感到信服的第三方机构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当资本与社会对原本小众的越野赛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时，一项项新赛事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而这个市场也逐渐暴露出缺乏专业规范的指导与监管的问题。这次顶石100公里赛所引发的争议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