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早在80多年前，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三位青年诗人合出了一本诗集《汉园集》，遂有“汉园三诗人”之称。后来李广田、何其芳二人相继去世，我曾对卞之琳开玩笑说：“汉园三诗人中，数您的寿命最长。”他笑了。没想到在新世纪将临之际，他也去世了，终年90岁。

    以往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到卞先生家去，而所谈的又总是诗。每次去，卞先生几乎都是在案边写作或看书，屋里总是很安静。我知道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很注意诗的形式，曾一度探讨过新格律诗的问题，在译诗中也很注重格律，但我的观点与他很不相同。

    记得30多年前有一次在卞先生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班门弄斧，在他面前大谈诗的形式和格律：“不论中外，人类格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歌不可能永远是格律诗，20世纪实际上是以自由诗为主的时代，就是再提倡格律和新格律诗也没用。”为了自圆其说，我不断举例，竟然说了十几分钟。卞先生居然静坐着听我讲完，也不插话，而且听得非常认真。我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与他相左，便等他反驳。不料他听完了却点点头，说：“你的这个观点还是有点道理的。”“真的吗？”我一阵惊喜，又有点怀疑。“真的。”他又肯定地点点头：“是有点道理的。”

    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得。因为我知道卞之琳在学术观点上轻易不附和、不含糊，而今居然赞同一个年仅30多岁又名不见经传的后辈的意见，这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

    有一次去北京，正逢国庆节前夕，住宿紧张，我和一位同事暂住北京师大，需补办手续方可长住。情急之下，我冒昧地去找卞先生，他连忙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托我转给该校蓝棣之，在他的帮助下，总算安居了下来。几天后我去卞先生府上致谢，又谈起了诗。当时他为了找一份有关诗的材料，在他的大写字桌上乱翻，我见桌上书籍纸张凌乱，怕他找不着，就劝他别找了。没想到他一会儿就翻了出来，一边拿给我，一边指着杂乱的书桌笑着说：“我这是杂而不乱，自有条理，什么东西放何处，只有我知道。”

    交谈时我说：“诗人臧云远也到延安去过，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说在延安时也曾碰到过您。”卞之琳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听后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这篇文章我没见过，如你方便，我倒想看一下。”回沪以后，我就把臧云远文章中有关卞之琳的内容复印了一份寄给了他。他接到后，在1991年6月23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承费神复印寄来臧云远文有关一段，谢谢！我应约写的一篇小文已寄出，现对照臧文，似没有记得太错的地方。只是上了年纪，除非当时记有日记之类，回忆过去总不免有出入处，我已不大记得在延安见过臧了。说我“一身八路军打扮”，显然当时我刚从前方回来，是在春夏时，还没有来得及换夏装。他说我“三二年、三三年在北大西斋穿蓝布大褂”，倒像是何其芳的样子，他住过西斋，后来方敬也住过那里，李广田和我住过东斋，我都不记得和臧在沙滩见面了，却记得1935年清明时节在日本东京和他见过一面。

    你的文章，还未见北京有复印件寄来，但没有关系，等发表后再看吧，我相信没有什么可订正的地方。

    有关他与臧云远见面的问题，说实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卞先生在信中作了这么一番追忆，其态度之认真，由此也可见一斑。

    后来我写毛泽东与作家交往的书，想起何其芳在文章中曾写过他与卞之琳、沙汀在延安同见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交谈的事，心想卞之琳还在世，延安可能只是他早年见过毛泽东的地方，也许他后来还在别处见过，便给他写了封信求证。卞先生在百忙中立即给我回了封信，信中说：“近半年来，事繁心烦，时间精力，两都不济，案头来信山积，实在无法一一清理置答。三月十六日来信，因素厌事实以误传误，这次涉及的人物又非同一般，有关与我的微末接触，亟需澄清，特抽空答复几句。”

    接着，他就以较长的篇幅，回忆了他见到毛泽东的几次情况。尽管他作了补充，但他在信的末尾，还是善意地劝我：

    虽然我现在补充告诉了你这些细节（多半是记不准的），我还是奉劝你不要在这方面写什么文章，因为这些都无关紧要，也乏善可陈，我也不愿意藉此给自己脸上贴金，藉此招摇。说话、写文章，都要认真，随便不得，查对材料，更应有真凭实据，实事求是，你在研究所工作，当然理解，用不着我提醒。

    当然，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像这样奉劝我不要撰写毛泽东与文化名人交往的前辈作家有好几位，他们或认为意义不大，或认为风险太大，很可能吃力不讨好，除卞之琳以外，臧克家、柯灵、冯至等似乎都有这个意思。但我顾不了这些忠告，总想为后人留有一些可资参考的有价值的历史真相，所以仍一意孤行，最后终于撰成了一部82万字的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分上下两册出版，并寄给了卞之琳一套。他收到以后，在1994年3月24日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毛泽东与名人》早收到，谢谢。作为‘名人’，且列入这本书中，实在不配，深感不安。幸所记事实，尚无太大差错，也就搁在一边，待有空再读其中各文。……岁尾年头，偏又以低效率赶履行几项文字承诺，所以接书也就没有即复道谢，请谅。”

    也是在这封信中，卞之琳还谈起了自己近年来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年迈体弱，一年来仅两次出门活动，一次在去年二月下旬闻冯至病危前往医院探看，另一次九月间往艾青家会美国来的叶维廉。去年二月一日，照平时惯例以亲自上下四楼至传达室取邮件，作为锻炼，取晚报回来，在二、三层之间摔伤，幸仅破及颅骨外皮，缝了五针，一周后也就没有事了。但家里人再不让我下楼了……”在信的结尾，他又写道：

    我倒想起你前些年出版过一本现代几个写诗的作品赏析集子，我是保存的，只是一时忘记堆藏在什么地方了。不记得其中有无谈我《断章》一诗的，我正帮助友人收集关于此四行短诗的妙解、歪解、乱解的材料，如有便请抄录你自己的几句话，就要发表过的，不要现在新写，寄我备用为感。

    每读此信，在我的眼前便会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戴眼镜的老者，迈着细碎的步子，微颤着身子在房间里拿书取报，或伏案写作，或娓娓而谈……现在，这位老人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断章》《圆宝盒》却留存了下来，而且，恐怕是会永远留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