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扬

    我是1993年经老同事陈诏引介认识周而复先生的。那时候周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六卷本《长城万里图》业已出版，四卷本长诗《伟人周恩来》的修订仍在进行，收集旧文出版多卷本散文集和撰写回忆录等事宜也渐次排上日程，这位以“驽马”自称的老作家，在晚境中的文学路上依然奋蹄不息。作为报纸副刊的编者，我不时地约请周先生写稿（之前一直由陈诏联系），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总是爽快应允，有时手头有适当的文稿也会主动寄来。《解放日报·朝花》版的名人文章中，周而复是时常露面的一位。

    那几年，周先生对表现八年全面抗战史诗故事的《长城万里图》出版后的相关事宜颇为关心。第一卷《南京的陷落》由翻译家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发行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托秘书李文芳先生与我联系，希望在报纸上发点信息，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告诉读者。我立即据此写了新闻短讯，在夜班编辑部的支持下迅速见报。1997年，美术家将《南京的陷落》绘成连环画出版，周先生在11月18日的来信中告知这一信息，并附来他为画册写的序言。我们当即将序文编发见报，以祭奠南京大屠杀60周年。

    除了信稿电话往来，我有两次与周先生见面叙谈的机会，前一次是1995年在北京万寿路翠微西里周公寓所，后一次是2001年在上海衡山宾馆。从文化部副部长等高位上退下来的周先生待人平和热忱，一旦走近，谈话便推心置腹，决不把你当外人。

    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很大程度是改出来的

    好多人说周而复是写作快手，他本人对此则不是很认同，他说他的写作状况是完成第一稿确实比较快，但之后的推敲修改，花的时间可能更多些。写长篇时完成一稿之后，必定要置放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两年。他说一部有点价值的作品，很大程度是改出来的。周先生讲了这么一段经历：《长城万里图》初稿写完后（当时拟写三部），他把第一部稿子送给老朋友楼适夷 （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过目征求意见，楼先生读完后提出的修改建议让他“吃了一惊”，其中涉及结构主线、重要战役、全局和局部、上层和下层、正面和幕后等的关系设计，都要进行调整和充实。周先生说按这样的意见修改，好些地方必须推倒重来（那时第二、第三部也已有了初稿），但他明白老朋友的专业意见是对的，再说楼先生的提议同陈毅将军勉励他“写一部透视抗日战争全局的大作品”的精神也完全一致，于是他便决定“壮士断腕”，投入艰巨的改写“大工程”，作品规模也从三部扩展至六卷。

    周先生先后完成的两个 “大部头”著作，170万字的《上海的早晨》自构思到最后一卷出版，用了27个年头（当然期间有非常时期的社会因素，作者个人曾遭受不堪言的大折磨），375万字的《长城万里图》自启动到完工用了16年。周先生说：“有人称我大作家，其实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我一生担任各种职务很多，不可能有专门写作的时间，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地写。”后来我在他的一篇创作体会中看到他的时间安排：每天清晨5时起床，除去洗漱和吃早点，上班前的时间都用来读和写，晚上再利用一点，一天就有两个小时了。节假日除了必要的公务应酬，所有时间也都利用起来。

    就小说而言，人物是灵魂

    2001年的那次晤面，是我接到李文芳先生的电话，说周老来上海了，住在衡山宾馆，明天下午有时间，希望能过去喝茶聊天。我便约了他的老友陈诏一同往访。此次见到的周先生，显得苍老了好多，还有点耳背，但仍然神清气爽，思路明晰。

    这次谈话中说起了 “写人物”，周先生说不论是小说或散文，写人是最要紧的。他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写了一批海外交流游历散文，异国风情自然也很吸引人，但他更关注的是人物。他写过泰戈尔、贝多芬、达·芬奇、马克思等，每次都要用好多时间理清楚人物的主要品质、特点和自己的认知感受，方才提笔展纸写起来。陈诏说《上海的早晨》出版那么多年了，经过电视剧的演绎，一些人物形象至今都还记得。周先生认为就小说而言，人物是灵魂，写作者许多心思要放在这上头，他在写人物过程中遭遇的纠结和花的功夫是最多的。“我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怎么样，要让读者去评判，但自己确实是尽力了。《长城万里图》写那么大的战争，上下左右的人物太多太多，不好处理啊！”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延伸到“读人物”，周先生说巴尔扎克是自己喜欢的作家，许多人物写得很精彩，但如果真的要做比较，在塑造人物上还是不及曹雪芹。《红楼梦》中那么多人，百人百面，百人百心，极少雷同，真的是天才级的大能耐。陈诏是红学家，对周先生的评说也表示赞同。

    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穷途

    周而复先生在写作 《长城万里图》的过程中曾经遭遇了一次不寻常的挫折——1985年访日期间为采集素材而进行的一次参访活动，在当时一些复杂的情况下成为了“事件”，受到被开除党籍的处分。前一次的访谈中我已了解相关情况，2001年的这次晤叙，我们得知老先生最近上送了新的申诉材料。“我对最后解决问题始终抱有信心”，周先生沉静而坚定地说，同时顺手从一边的桌上拿来这套小说中的一本，翻到有关章节，指点一些文字让我们看——内中有一些很具体的记述，例如那个所在供奉的牌位，有一个是侵华战犯东条英机的，而另一处则有其父东条英教的牌位，说明这一对小子老子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作家写抗日小说，希望尽可能多地采集和掌握素材，这些细节正是在那样的采集活动中获得的。

    老作家用自己的认识观、历史观创作的这部作品，自然必须接受时间和读者的长久检验，但著作者以热忱的爱国情怀、坚强的使命意识完成这么一部大书，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为难得的是，在遭遇挫折，承受不一般的压力和精神煎熬的状况下，周先生“不斤斤于逆境，不戚戚于穷途”，按既定目标辛勤劳作，最终写完了这部超长篇的最后一句话。这种对事业对理想无限忠诚的定力，和永在征途的战斗姿态，令人感佩不已。

    那次叙谈中周先生说的两段话也令人难忘，原话是：“我今年 87岁，好心人劝我完成这部长篇后可以搁笔休息了，我自己可不这样想，只要活下去，就还要写作。”“人家以为我写了这么多东西，一定有个好身体，其实不对，我过去生过膀胱癌，后来又有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很折磨人的，有时候心情也会烦躁，但我不悲观，也不消极。”

    心系社稷，笔随时代

    出生于1914年的周而复自幼承受严格庭训，在之后的求学过程中接触大量传统诗文和中外名著，逐渐对文字和文学滋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世纪30年代以一部《夜行集》诗集初涉文坛，后来在南京和上海写了好多杂文类作品（出版过一本《北望楼杂文》）。1938年，怀着对战乱年代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急切关注，周而复奔赴延安，曾到晋察冀民主根据地工作四年，然后再回延安。军内军外，关内关外，笔和枪都是战士手中的武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按“双十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周而复受命以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的身份，跟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赴各地巡视，了解军调工作，采写军调新闻，先后写出并发表了《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松花江上的风云》等纪实作品。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则完成了抗日题材长篇小说《燕宿崖》和《白求恩大夫》的创作。心系社稷，笔随时代，是这一代文艺家内心的自觉要求。对于这场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民族奋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伟大战争，周而复一直有一个从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上写一部大书的心愿，并多方搜集积累素材，皆因公务繁忙而延搁下来，直到下定决心开笔的时候，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2002年，中纪委经过复查核对，作出了恢复周而复党籍的决定，周老在收到这个文件的时候感慨万分。而在此后直至生命终点的一年多时间里，高龄老人争分夺秒地进行着最后一部著作 《往事回首录》（三卷本100万字）的写作，中国工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岚热忱地帮助这位病弱老人完成了最后的文字。当我接到由刘岚女士寄来的这套图书时，周老先生已不在人世。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2008年在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期间，有一天去鸽子窝公园，王蒙先生与大家同行，其间说到作家高产的话题。王蒙说顺境高产当然好，而遭遇逆境仍然高产，就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到的。他说的正是自己十分熟悉的前辈作家周而复。他说周老先生著作等身，十几年在低谷中负重而行坚持完成既定任务，是何等的力量支撑啊，特别令人钦敬。

    自15岁发表第一篇文章到2004年1月8日与世长辞，这位文学长路上的跋涉者为社会奉献了1000万字的著述，多部优秀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的“业余作家”用毕生的心血，书写着他对养育自己的故国热土和人民的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