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07月09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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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与谭其骧的“和而不同”


    ■张雅斐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学术主攻方向不同,性格爱好方面也迥异,但两人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交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复旦。1942年春,周谷城经陈望道与张志让两位先生介绍,受聘于彼时迁徙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从那时起,周谷城在复旦任教几十年,历任历史系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职位。

    谭其骧本任职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建国后,浙江大学历史系因故停办。1952年适逢全国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系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谭其骧接受周予同先生的邀请,赴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周谷城与谭其骧几十年的共事,便从那时拉开了序幕。

    在学术方面,周谷城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包括史学、美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历史研究主攻世界史,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重要学术专著;谭其骧先生则长期从事中国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地图集,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

    在性格方面,周谷城先生风趣幽默,对于西方文化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谭其骧先生严谨内敛,生活方式也较为传统。据谭其骧的学生葛剑雄教授回忆:周先生喜欢跳舞,皮鞋擦得锃亮,晚上看完戏之后还能写篇小文章,第二天就可以发表;谭先生的爱好和当时的大部分老教授相似,喜欢听京剧唱昆曲,生活方式较为传统。在北京开会期间,教授们所住的京西宾馆有时会放电影,但是谭先生说他不懂,觉得电影没有味道。葛剑雄教授还曾讲过两位老先生交往中的一件趣事。有一次,谭先生问周先生冬天带个墨镜干什么,难道是眼睛不舒服?周先生说,不是,我现在会多,带个墨镜,平时开会打瞌睡别人就看不到了。葛剑雄在旁边开玩笑,那您比谭先生厉害了,谭先生打瞌睡,头是要动的。

    虽然两位老先生性情不尽相同,却在几十年的时光中互相欣赏,共同走过了难忘的岁月。

    复旦历史系80周年系庆纪念册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与胡厚宣。据葛剑雄教授提供的谭其骧先生的日记记录,1963年10月23日,他与周谷城、周予同等10位复旦教授赴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当时教授们住在北京饭店,到中山公园不远。11月14日,“上午小组会,下午赴(中山)公园,应(胡)厚宣夫妇约,摄影多幅。晚上文化俱乐部用餐后,厚宣请蒙(文通)、徐(中舒)、周谷老及余,访谷霁光”。通过这张照片,上世纪复旦历史系老教授们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风度翩翩,令人仰慕。

    王春瑜于上世纪50年代进入复旦历史系学习,亲身经历了大师云集的时代。在《中国人的情谊》中,他回忆道:谭其骧先生讲课条理分明,生动活泼,口才极佳;周谷城先生则风采奕奕,虽湖南口音很重,却以独出心裁的课程设置,深得学生喜欢。常常在第二节课快结束时,周先生会留下几分钟,给学生介绍国内外的史学动态,有时也会提到与一些史学家的友谊。而在提及谭先生时,周先生的评价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国宝级的专家。

    除却工作与学术上的互相欣赏,两位先生在生活中亦是相互了解,交往密切。王春瑜曾撰文提到,1978年他由于工作事宜求助两位先生的事情。因关系较为亲密,王春瑜起初求教于谭其骧先生,谭先生考虑再三后,建议他去向周先生请一封推荐信。由于与周谷城先生并不熟,并且在1964年批判周先生时,自己还写过文章,王春瑜心中有所担忧。然而谭先生对于周先生豁达的性格却是了解甚深,安慰说,谷老不会计较这番事情。同时,谭先生为王春瑜写了一封推荐信,请周先生务必帮忙。当王春瑜拿着信去拜访周先生时,果然受到了他的热情招待。(《中国人的情谊》,王春瑜,山西人民出版社)

    两位先生晚年都在学术上做出了卓越的建树,其中一件大事,便是他们都参与了《民国丛书》的编纂。作为主编,周谷城对于选书曾经提出这样的标准:“在讲人的时候,不因人废言;在讲言的时候,不因言废人。”谭先生对于入选书目同样十分认真,依据周先生确定的选书标准,对于史地方面的书籍,提出不少具体建议。例如对于陶希圣编撰的 《辩士与游侠》一书,谭先生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编委会的讨论,却写了一整张纸的意见,希望编委们讨论,不要因人废言:“书中引用了许多见于 《史记》的很著名的战国故事,参以战国时诸子中的文字,读者可由此了解其时有关辩士与游侠的风气,具有一定的可读性。作者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一个反动派的帮闲,但此书看不出有何反动之处。”(《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谷城与谭其骧两位先生的学术主攻方向不同,性格爱好方面也迥异,但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正是这样的“和而不同”彰显了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让我们从中窥探到上世纪复旦历史系老先生们的卓越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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