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

    唐金海先生走了，走得很匆忙，以至于那些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朋友，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罹患恶疾多时——他不愿意让别人为他多担忧、多操心。得悉他已进入危险期，我们匆匆赶到医院，却竟然连一句话都没说上——走到他病床前轻声叫唤他时，他眼皮都没眨动，已进入无意识状态了。翌日，传来他当天清晨谢世的噩耗。

    我们在一个系共事多年。早先有一段时间，因为比较文学教研室与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共用一间办公室，我们几乎如同一个教研室的人，学习、开会，乃至外出活动，都在一起。他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我是比较文学圈子里的，本来两个领域瓜葛不大，但他主动赠送我他的研究成果，让我分享受益，这使得我们之间的话语常能说到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在他的系列学术成果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乃是他与周斌兄合作的那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印象中，第一个提出并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这部文学史的问世，打破了现代与当代的习常框架，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在20世纪100年内走过的历程，观点新颖，意义不凡，影响很大。唐金海先生与周斌兄合作主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显然是继北大版之后大胆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现当代文学史新著，参与编著的作者，包括了国内几十所大学的教师。

    这部《通史》最鲜明的特色，是创新意识与学识、学理价值的融为一体，它将20世纪100年的文学一体贯通，将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批评互为勾连，将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相互沟通，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更内在的层面上，描述、勾勒、揭示了中国文学在这百年内走过的发展进程、特质特点和历史贡献。

    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最关键的是要体现编著者的文学史观，即编著者对文学史实质内涵的真正认识。文学史，绝不是作家加作品的罗列与汇编，它有自己科学的文学史观，有它的核心的灵魂与质的规定性。坊间不少打着文学史招牌的所谓文学史，其实根本不是文学史，而是作家加作品的混合体。为了体现他们这部《通史》的不同寻常之处，唐金海特别提出了切合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基本原则——两个“意识”：“长河意识”与“博物馆意识”。所谓“长河意识”，即，文学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它有本、有源、有流，生活是本，古是源，今是流，古今一体相贯。这种“长河意识”，实际也即通史意识。所谓“博物馆意识”，指的是，文学史犹如一座博物馆，凡是能被选入这个馆内的展品，都需要经过选家或布展者的认真挑选，去伪存真，弃粗取精，优入劣汰，经过严格的考证、鉴别、爬梳、剔除，而后作综合考察，从而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与结论。应该说，这两个“意识”的总结概括，是一大创新发明，形象地体现了文学史著作的编写准则，随着书的出版和流传，两个“意识”的提法，在现当代文学史界传为佳话。

    值得一说的是，全书切实贯穿了主编的匠心用意。书中总论部分，宏观论述文学进程、基本特质、历史贡献，勾勒了全书的主体意识和编撰意旨。与其他文学史不同的是，该书分论部分，不按作家作品的时间顺序，而是首先描述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及文学群体，在勾勒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流变轨迹后，分述其各自的主要代表，在此基础上，按文体分类阐述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电影文学等。全书的评述，贯穿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原则，力求客观公允，尽可能不掺杂编著者本人的喜恶情感。

    此外，书中注意到了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创作与发展，此前或同时先后问世的不少现当代文学史，往往只顾及大陆地区和汉民族，忽略了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全书的论述中，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渊源关系，这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体现。现当代文学，既应包含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渊源，也应包含外国的文学与文化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全书最后一章“世界文学框架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专门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框架和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特状貌，这真正体现了编著者宏阔的视野和世界文学影响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前卫意识——须知，这本《通史》的正式出版是在2003年，其实际编写的时间，应该是在世纪末和世纪初，那个时候，学界中能具有如此意识的，实在是不多见的！

    总之，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确实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著作，今天看来，该书虽然出版于15年前，但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重新捧读这部《通史》，令我们愈加怀念该书的主编——已离开我们的唐金海先生。

    唐金海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