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哪里？”“我到底是谁？”

    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开头就让主人公自我质询的这几个问题似曾相识，让人不禁想起高更的那幅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有意思的是，村上这个标题带有惊悚和悬疑色彩的小说主角也是一位画家。如果回想一下毛姆以高更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这种对比就尤为意味深长：普通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忽然有一天抛妻弃子，跑到南太平洋开始了自己疯狂的艺术生涯；而村上的主人公“我”面对的却是妻子突然要离开。

    生活的突发意外倒在其次，曾经一度隐藏在生活平静表皮之下的精神困境由此豁然暴露，才是真正的难题。与思特里克兰德的不同在于，主人公“我”是被动地走上了丧失和欲求的道路。“我”先是在东北地区漫长地自我放逐，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入住到著名画家雨田具彦此前离群索居的山上小屋。在那里偶尔发现了后者藏匿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诡异的经历，最终下山与妻子重归于好。

    村上春树从来都不是以编造曲折起伏的情节著称，这个小说倒是充满诸多匪夷所思之情，但从总体结构来说也几乎还是一个他以前屡次讲述的“封闭世界”到“现实世界”的故事。它有一种重建自我的神话原型：无论是“我”的逃离之旅，还是在山上“一个人独坐海底”般的避世与修复，都可以视作某种过渡仪式。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后青春期的成长小说。

    现实生活中的受挫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重新正视自己貌似安稳生活中的不安与裂缝，显然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样的境遇。那个时候的迷失，使得在镜中看到的自我形象好像不过是混乱分岔的假想残片，但村上通过山上的古怪黑洞为缝合这些残片提供了一个仪式的祭台。那个黑洞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兔子洞，“我”无意中打开的黑洞释放出神秘的理念，赋形在画中的骑士团长身上，通过这个他者，“我”得以界定自我。

    黑洞是深渊的召唤，那些人心中的幽暗角落，不为人知的痛苦，难以磨灭的记忆，铭心刻骨的爱以及具有缓慢腐蚀性的仇恨与哀怨，构成了破坏性的力量，被压抑者终会回归，并且召唤着人们再度亲临痛苦的现场，只有经受住黑暗的诱惑并且在黑暗中找到定性，才能明心见性，找到自我，恢复正常的生活。由于理念的指引，“我”打开了“心眼”，穿越黑洞的经历，也治愈了“我”由于妹妹死去的创伤记忆所带来的幽闭恐惧，并且重拾起建构自我的信心。

    这个过程伴随着“我”对于画的态度转变。一开始，“我”是以肖像画为生，并且有着那种能够抓住人特征的天赋，但这种商业性的行为只是为了谋生，似乎日益远离理想。对于乐于心灵反刍的画家而言，艺术与生活之间看上去互相隔阂并且彼此伤害。但是，太过沉湎于幽思，必然会限制感知的范围，如果我们不那么诞妄地认为心灵便是一切的本体，那么这种情形自然而然让精神变得局促起来。

    事实上，艺术和生活可能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我”在逐渐从肖像画中找到创造的感觉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班牙画家弗里达，那种透过表象的形似而直入灵魂的印迹——如果找到一条渠道，沟通两者并非不可能。小说整体的艺术观因此并没有走向革命性的颠覆，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它也不同于唯美主义，像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断然地让艺术之美战胜生活之恶。村上春树要和婉得多，小说里的雨田具彦从抽象油画回转到日本画，在他那里艺术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活并且战胜生活中的恶，但这并不是以任何一方的毁灭为代价，而是相互补充提升乃至彼此塑造。“我”无疑从中学会了这一点。

    这里可以看到村上的日本性。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和魂洋才”的熏陶，西方文化植入之深，甚至流露于村上笔下人物的日常无意识层面，他们听的音乐，吃的食物，喝的饮品，读的书，思考的方式，都有着欧美的影迹。然而根底里他还是一个日本作家，无论是清冷岑寂的语言笔致，还是漫漶在文本中的幽玄格调，只不过他将两者如盐入水地化合在了一起。小说明白地显示了黑洞中出来的理念与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二世缘》故事之间的互文关系。那个诡异志怪故事，不仅在文本层面被烙上了现代探险与悬疑小说的类型元素，更主要的是将其中蕴含的玄妙禅学思维融进了从柏拉图、黑格尔、笛卡尔以来的理性哲学。

    如果按照理性思维，用现代病理学或者精神疗法分析虚实莫辨的情节，那一切荒诞怪异都可以归结为“我”在长期孤独幽居中所产生的精神分裂和幻觉臆想。但村上春树恰恰要缝合世界的分裂。“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往往很难捕捉”，不仅在画家看来如此，叙述的整体认识论也是如此。有没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真相，或者所谓的真相只是一种悬而未决，永远在运动与流变中的形貌？

    理念的显形，隐喻的流变，“或许不是现实，却也不是梦。”它是拒绝命名的，因为那意味着规范化，意味着用知性束缚与限制了知性之外更广袤无垠而有待开掘的层层叠叠的深窈存在。那种存在也许不常浮现，也难以为人轻易察觉和知晓，然而它们有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本身使得一切确定性话语都变得形迹可疑。如果用画来作类比，抽象画是一个完结性的世界，因而它只不过是形象与意义、能指与所指的板结，这正是“我”或者说村上要超越的。

    村上春树与他同年龄段的作家比起来，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肉体衰老之时还有一颗纯真的少年之心。“这个世界上果真存在爱丽丝。三月兔也好海象也好柴郡猫也好，全都实际存在。骑士团长当然也不例外”。念力是如此重要，你具有相信的力量，那么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会成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艺术和生活就成了类似宗教信仰之类的东西。

    人的能力在于能够构造艺术，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能够叠积假说，能够对照比较宇宙和小宇宙。因为主观意识的存在，使得人超越于其他生物之上。虚构的力量就在于此：摆脱了象征的固化符号，它让寓言成为一种认识论。

    《刺杀骑士团长》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则关于信念的寓言。“历史之中，就那样搁置在黑暗中为好的事情多得要命。正确知识未必使人丰富。客观未必凌驾于主观之上。事实未必吹灭妄想。”因为人心是自由的，就像候鸟没有国境线的概念。无论是随波逐流，还是遗世独立，无论是闭门造车，还是融入野地，对于坚定的信徒而言，柴郡猫消失了，也有笑容留下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