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袁蕙芸

    人生中会出现几个重大时刻，不是每个人都能踩得准的，老曹踩准了，几次死里逃生。“谢谢你，给了我第三次生命！”这是他对医生由衷的感谢。

    昨天早晨8点多，阳光洒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胃肠外科病区，老曹要出院了。不经医生提示，真难看出这个行动自如的上海爷叔是一个七年前经历过肝移植、十天前经历过十二指肠癌根治手术的患者。这两台手术，无一不是外科难度系数数一数二的级别，何况放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这是仁济医院成功完成的国际首例肝移植患者术后新发十二指肠癌根治手术，此前未见文献报道同类手术。

    肝移植七年后肿瘤来犯

    昨天是老曹手术后的第十天，“一切预估的并发症都没发生。”主刀医生、仁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赵刚很兴奋。对这个身经百战的外科医生来说，这也是职业生涯里为数不多的病例。

    63岁的老曹是肝移植患者，揣着一块别人的肝脏，已好好活了七年。直到今年 5月，单位组织体检，老曹上午去体检，下午医院电话就打来了。

    “十二指肠处有占位”，他的爱人、担任过厂医的文芳晓得，这不是好事。

    第二天，文芳陪着老曹去仁济医院肝脏外科陈小松医生的门诊随访。七年前，老曹因为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原发性肝癌在仁济医院肝脏外科接受了肝移植。

    “2011年1月28日，老曹接受肝移植，儿子突发急性阑尾炎，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同时在仁济医院手术，我楼上楼下地跑。”文芳说，仁济医院对他们这个家庭的特殊意义始于此，这是救命之恩。

    十二指肠壶腹部新发近七厘米大的恶性肿瘤！肝脏外科陈小松医生赶紧联系胃肠外科赵刚医生。

    “肝移植术后新发十二指肠恶性肿瘤在全世界没报道过，临床经验无从谈起。”赵刚清楚，且不论肝移植手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对身体机能的影响，单就上腹部肝移植术对门脉系统、胆道重建造成的再次解剖困难，就令医生生畏。

    但是，不救老曹，他或许就没机会了。“七年前，你面对过生死；七年后，你应该更强大了。相信这次，我也能给你机会。”老曹忆起赵刚的话，几近落泪。这份信心是他在感觉生命即将停摆之际看到的一道光。

    背水一战，医患一起

    “你确定要做这个手术？”另一头的赵刚并不轻松，不少同行来劝他，“这种病人碰不得！”确实，肝移植患者日常感冒都会让医生觉得如临大敌，何况要做一个大手术。

    很快，仁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曹晖教授组织了一场胃肠道肿瘤多学科讨论 （MDT），在 完 善 了 CT、MRI、PET-CT等一系列评估后，肝脏外科、消化内科、麻醉科、放射科、病理科等专家就老曹这个病例陈述观点。

    手术风险被一个个罗列出来：患者先前肝移植时的血管及胆道吻合的个体化问题、术后腹腔粘连问题，这都会引起肝门部处理进退维谷；倘若误伤供肝血管，即使处理得当，也可能面临肝功能受损；如果胆管游离不够充分或血供不佳，将大大增加手术中胆肠吻合的难度及手术后胆漏的发生率；影像学显示肿瘤已侵犯肠系膜上静脉，造成部分管腔挤压变形，是否能做到彻底切除，不得而知；如何避免手术后因免疫抑制引发的感染，也存在不确定性。

    专家也都清楚：手术是最佳也是唯一可能救老曹的手段。

    文芳受邀在一旁听着，这个房间的热烈讨论，让她深刻理解了“背水一战”说的不止是老曹和她，也是医生。

    “没其他路可以走，我相信仁济医院，相信医生，这是唯一的选择。”文芳对赵刚说，七年前，仁济医院给了老曹第二次生命，他们相信这次仁济医院会给他第三次生命。

    非常规经验造福未来患者

    家属充分的理解与信任，让赵刚团队决定全力以赴放手一搏。

    就在今年5月24日，胃肠外科赵刚、邱江锋、徐佳和肝脏外科徐宁组成的手术团队，轮番上阵。手术中探查发现：老曹的腹部粘连很严重，肿瘤位于十二指肠乳头，大小直径约10厘米，质地僵硬，边界不清，侵及浆膜外，侵犯胰腺，导致胰管扩张，肿瘤极其紧密压迫肠系膜上静脉左侧……手术难度很大，但基于充分的术前评估，一切在医生的预判中。

    八小时的团队接力，手术成功完成，手术中出血不到500毫升，创伤极小。

    “仁济医院腹部大器官移植已领跑全国，小儿肝移植年手术量更是世界第一，许多移植后的患者都可以获得长期生存，这些患者新发胃肠道肿瘤的治疗正成为胃肠外科的新命题。”曹晖说，仁济胃肠肿瘤团队已积累了20多例成功经验。

    “这类极难病例也是现代外科的新趋势，患者生存期延长了，新问题出现了，又给外科提出了新的挑战。”赵刚说，面对这些非常规疑难病例，不治疗，患者等于提前拿到生命判决书；而通过团队的力量、充分的预判、医患的信任，可能改写生死线，赢得新生机，而医学的经验也由此刷新，据此可以造福更多后来的患者。（考虑隐私，病方姓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