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03月0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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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辑;记忆(八)

上元到,玩起来!勿负良宵


在唐时,甚至更早地追溯到南北朝,元宵这个节日是特许闺阁女子出游的日子,任时代变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重复地上演着。

左图和上图皆为画家高马得作品。
左图为年画小儿舞龙图
下图为 《舞狮》,作者于水
右下图为 《贵妃醉酒》,作者穆小玫

    本报首席记者柳青

    我们谈论的“年味”,有食物的气味,团圆的滋味,还有春之将至的时节,人们玩乐的兴味。自古早时候起,每逢春节,城里乡里的群众文化活动就闹猛起来,大型庙会堪比时下的综艺大秀,百艺交集,各种艺人争献“绝活”。但凡有表演处,都是人山人海,围观喝彩的喧闹声把春节的喜庆气氛烘托得分外浓郁。春节玩乐的最高潮在元宵节。北宋以前,这个节日的活动已然丰富,到宋代则登峰造极,元宵过节花样之繁多、节日气氛之唯美,让今人为之心醉。

    一一一编者

    “年味”是玩乐的兴味

    古人们在春节使出“玩”的智慧和能量,因为新春假期在农闲季节里,舞龙、舞狮、杂耍、百戏……这类文艺活动既为节日助兴,也不失为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方式。这些“职业的农人,玩票的艺术家”何尝不是艺术的解人。

    我们谈论的“年味”,究竟是什么味儿呢———食物的气味,团圆的滋味,还有春之将至的时节,人们玩乐的兴味。

    自古早时候起,每逢春节,城里乡里的群众文化活动就闹猛起来,大型庙会堪比时下的综艺大秀,百艺交集,各种艺人争献“绝活”。古人们总在春节使出“玩”的智慧和能量,因为新春假期在农闲季节里,舞龙、舞狮、杂耍、百戏……这类文艺活动既为节日助兴,也不失为活动筋骨、锻炼身体的方式,所以盛行不衰。

    清代道光年间的文士顾禄写了一本 《清嘉录》,记述苏州地区的节令风俗,对苏州新年街头的杂耍表演有具体的描绘,有踩高跷、变戏法、猢狲出把戏、木偶戏、皮影戏、西洋镜等,但凡有表演处,都是人山人海,围观喝彩的喧闹声把春节的喜庆气氛烘托得更浓郁。

    又岂是苏州一地这样。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娘娘宫、南京的夫子庙、济南的大观园,这些地方每逢春节,就成了民间文艺的大秀场。至于农村乡间、田间地头的年节活动,更为活泼粗放,天作帷幕,地为舞台,天地之间有歌舞。

    沈从文在 《忆湘西过年》 一开头就写:“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狮子舞、耍龙灯和放焰火,这是新春佳节必然大大表演的固定节目,不仅湘西,全国各地皆同。

    在我国民间,狮子是种被敬畏的神兽,人们认为它“雄猛能食虎豹”。在上古时期,狮子被当作部落图腾,祭祀时,先民高举狮子的图像,载歌载舞。舞狮的活动似是来源于此。有说狮子舞成型于南北朝,但无籍可考。到唐代时,舞狮的活动频繁出现在文人笔下,如白居易 《西凉伎》 一诗:“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按照诗里的描述,当时舞狮不是春节特有的娱乐活动,但狮子的制作工艺已经成熟,装饰考究,要用到丝绸和金银。以“假面胡人假狮子”这一句来看,舞狮被看作是带着异国风情的综艺秀。到了明朝,民间认为狮子能驱邪镇妖,所以春节期间要敲锣打鼓舞狮子,以此预祝新一年生活平安,这个风俗从此成为传遍南北的平民狂欢活动。

    群众的文艺创造力是很活跃的,狮子舞在流传的过程中发展出复杂精美的舞蹈设计和编排。一般来说,会由两人合作扮演一头大狮子,称“太狮”,一人扮一头小狮子,称“少狮”,再设一人扮成武士,手持绣球,带起两只“狮”的节奏。舞狮的场面调度和节奏很有讲究,锣鼓响起,武士以手上的绣球动作引狮子起舞,狮子和武士踩着鼓点,或绕场环舞,或沿街游舞,在人群中带起喜洋洋的气氛。有时还有爆竹助兴,场面就更热闹了。舞狮活动因其灵活,有设计感,且能和观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以至常舞常新,从不过时,它是工艺美术、舞蹈和剧场的合体。

    民间最受欢迎的舞蹈剧场,舞狮是其一,另一个是耍龙灯。耍龙灯也叫龙灯舞、舞龙,从史料看,它比舞狮更早成为春节固定的娱乐节目,这和“龙”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上古时期的先民认为龙是神物,《易经》 有“飞龙在天”的记载,《说文》 曰:“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按照 《汉书·礼乐志》 的说法,黄帝是乘龙飞天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龙被认为是能量巨大的灵兽,虽然这根本是先民想象出来的动物神,是蛇、虎、狮、鹰、鱼和马各种动物的综合体,人们幻想这种动物能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龙的图案最早出现在殷商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周朝时,龙的形象已很生动,细节丰富,耍龙灯大致是在这类平面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形。汉代时,逢大旱或大涝,人们就做出龙的模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抬着龙游行,这是耍龙灯的雏形。这种活动在唐宋时普及,《梦粱录》里忆及临安城里的龙灯辉煌:“草缚成龙,用青布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宋以后,制龙的技术越来越精进,通常用竹子或铁丝编扎龙头和骨架,外面罩上丝绸,做成龙身,绘出五彩图案。龙头生动,龙身由多节组成,每节长约两米,一条龙的规模可以是9节、11节、甚至13节,龙体内装上蜡烛或灯,所以叫“龙灯舞”。舞龙时,少则十数人、多至数十人举起龙灯,和舞狮一样,有锣鼓伴奏,舞蹈样式热闹非凡。参与舞龙的演员都要经受严格训练,每个人都练出灵活的身手和极富表现力的身体,彼此之间默契十足,这是一种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肢体艺术。

    舞龙不仅舞蹈美观,也有竞技之意。春节期间,乡间村与村之间会以龙会友,几个村的龙队凑到一起,各自拿出看家本事。狂欢的舞蹈踏响在丰收的土地上,恰似古语形容的,能登天,能潜渊。舞狮、舞龙在美学层面的创举未曾得到系统的整理,对于这些热气腾腾活在民间的艺术而言,不得不说是有些遗憾的。

    像舞狮舞龙,踩高跷也是集合了舞和戏的特点,这种活动更简便易操作。旧时,民间艺人逢春节便组起高跷队,能有浩浩荡荡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演员们双腿绑上一米左右的特制木跷,有些艺高胆大的,敢绑两米甚至三米的木跷。他们踩着高跷,扮成各种戏曲人物,在几米高的戏台上做鹞子翻身这类高难度动作。在清末,一度有高跷队能连说带唱演完整出“大戏”。高跷队总会在村、镇之间巡演,有些还会去城里的庙会,如果不同的高跷队在城里遇上,那是最热闹好看的,演员们的“舞林大会”能让城里人大开眼界。

    除了踩高跷,同样曾遍及城乡的“跑旱船”和“跑驴”是如今城市人口不太了解的民间娱乐了。所谓“跑旱船”,是拿竹和木做成一个船形支架,盖上彩绸,女演员站到船中,将船悬在腰间,迈起碎步如舟行水中,男演员手拿船桨配合着演对手戏,两人连舞带唱。“跑驴”类似跑旱船,是把船做成一头五彩小驴的模样,女演员以舞蹈动作模仿骑驴的模样,男演员扮作赶驴青年,随驴一起载歌载舞。跑旱船和跑驴演的都是地方戏里喜闻乐见的戏码,诸如 《打渔杀家》 《王小二赶集》 等,这些节目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每到一处,锣鼓一响就能开演,它们既是贫穷的戏剧,也是欢乐的戏剧。

    “草台班子”每到一处都是义演,不取演出报酬,其实,这些“职业的农人,玩票的艺术家”何尝不是艺术的解人。

    盛况醉人的元宵节

    春节的最高潮不在除夕和年初一,而是元宵节。北宋以前,这个节日的活动已然丰富,到宋代则登峰造极,元宵过节花样之繁多、节日气氛之唯美,阅读古人种种笔记,让今人为之心醉,恰似张岱在 《陶庵梦忆》 里所言:欲与月期,人不可蹉跎胜事,勿负良宵。

    《红楼梦》 里,曹雪芹写贾府除夕守岁,只一笔“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就带过了,重头戏在“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母在大花厅摆了十来桌酒席,定了戏班子,还有女先生说书,吃罢元宵,孩子们玩起击鼓传花,老少都卸下了家族礼仪规矩。

    确实,按照老法,春节的最高潮不在除夕和年初一,而是元宵节。北宋以前,这个节日的活动已然丰富,到宋代则登峰造极,元宵过节花样之繁多、节日气氛之唯美,阅读古人种种笔记,让今人为之心醉。

    南北朝期间,北魏有“三元”之说,元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是中元,十月十五即下元,上元就是元宵节,又叫上元灯节,传说天官会在这天到人间巡游,赐福于民。到隋炀帝时期,官方和民间的元宵庆典都很隆重。《隋书·音乐志》 介绍:“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互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栩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配饰以花者,殆三万人。”虽然隋朝时间甚短,但从这段描述看,当时的元宵节庆已是盛极荣极,大型歌舞通宵达旦,“金金金黄,夜夜夜宴”。

    到了唐代,官方奉行道教,道教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生日是正月十五,所以元宵夜景达到空前规模,尤其灯会之豪奢,令人惊叹。用今天的话说,长安城真正是火树银花不夜城,元宵夜的都城是灯的世界。唐人 《酉阳杂俎》 里有这样的诗句:火树枝柯密,烛龙鳞角张。诗人崔液写过七绝组诗 《上元夜》,其中第一首是: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 何处闻灯不看来? 《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 里说,皇家和官家把元宵节的灯,布置成眼花缭乱的圣物,老百姓怎么能不一饱眼福。例如杨贵妃的二姐家:“韩夫人百枝灯树,高八十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可见,光明夺目也。”外戚家尚且如此,皇家当然更甚,李隆基命匠人制作高达一百五十尺的灯树,树上搭出三十间灯楼,悬挂造型千奇百异的灯,每盏灯上装饰珠宝玉器,金银穗坠,“风吹金玉,铮铮作响。”除了一树更比一树高的灯树,还有一种灯轮,大型灯轮能高达二十丈,以金银装饰,可以挂五万盏灯,在长安的夜色中,就像巨型万花筒。

    唐玄宗一朝,民风奔放,李隆基允许元宵节放灯三天,明代张岱的 《夜航船》 里回顾盛唐的灯会,写到“灯下踏歌,三日才散”。经历晚唐动荡,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吴越国的钱镠王再度下令“上元张灯”。等到赵匡胤统一中原,在乾德五年的正月,下了一道诏书,说是“谷之丰登,纵士民之行乐。”放灯时间延长到五天。

    在古时文人看来,满城灯火的街景堪比繁花盛开,是浪漫至极的场面。“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这首诗描绘的是宋朝闽南一带元宵放灯的景况,可见那时,从行政和经济中心的汴京,到偏于山海一隅的闽东南,全国盛行放灯的风俗,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群众文娱活动。

    《东京梦华录》 和 《梦粱录》 分别对汴京和临安两地的元宵节作了具体生动的描绘。“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正对宣徳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呇上皆画神仙故事。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是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 里记述的汴京往事。《梦粱录》 作者吴自牧亲历“杭城元宵之际,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姑以舞队言之,不下数十。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作者在序言里自陈“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后人根据这句推测,《梦粱录》 成书在元军占领临安城后,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难免人生长恨水长东。

    孟元老和吴自牧记下的是汴京、临安两地元宵节庆中的风情人情,南宋人周密在 《武林旧事》 里则用相当篇幅记录了当时灯饰制作的工艺细节。《元夕》 的章节中,他写到当时“灯之品类极多”,有“五色玻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有“纯用白玉,如清水玉壶,爽澈心目”,皇室更定制一种“无骨灯”,“琉璃灯心,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作者感慨“山灯凡数百千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依托着灵隐青山和一汪西湖,杭州城内遍地“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

    历元朝,元宵习俗到明朝复苏起来。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了解民间喜乐,他更进一步地把元宵放灯的时间从宋朝的五天延长到十天,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七。因为假期的延长,民间文艺活动相应增多了,因市民文化的活跃和社交空间的开拓,元代初兴的杂剧在明朝突飞猛进地迈向成熟和巅峰,中国传统戏曲迎来了黄金时代。

    汤显祖在 《紫钗记》 里写霍小玉和李益的不了情,起于元宵灯会时的“金风玉露一相逢”。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主要情节来自唐传奇 《霍小玉传》。在唐时,甚至更早地追溯到南北朝,元宵这个节日是特许闺阁女子出游的日子,任时代变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重复地上演着。汤显祖把唐传奇里“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伤情故事,写成了一部“至情”的传奇。“香街罗绮映韶华,月浸严城如画”———在这样的上元夜,男女主角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正巧赶上了,“淡黄昏素影斜,燕参差簪挂在梅梢月。那人儿这搭游还歇,把纱灯半倚笼还揭。红妆掩映前还怯。”这不是在复制唐时大都会的元宵记忆,汤显祖在唐朝往事里注入了明朝的心,又何止 《紫钗记》 如此。其实 《西游记》里唐僧在金平府赏元宵花灯,《金瓶梅》形容西门大官人家“夜夜元宵”,哪一部不是在描绘明代的风景。

    我们今天翻阅历代的诗歌、笔记和戏剧,回顾与元宵有关的种种,最大的感慨大约恰似张岱在 《陶庵梦忆》 里所言:欲与月期,人不可蹉跎胜事,勿负良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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