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无所不在的身体对抗，裁判严苛的判罚尺度，在今夜这场混乱的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前，中国短道速滑队对此其实早有预期，但结局依然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几乎是在崔敏静率先冲线的下一秒，韩国选手们就已从场边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国旗，准备环绕冰场庆祝这枚当时其实尚未成定局的金牌。在韩国人提前开始冠军巡游的同时，中国与加拿大的选手们则靠着场边护栏，抬头望向大屏幕，忐忑地等待着裁判与命运的审判。

    在广播里那声“两支队伍被判犯规”传来时，江陵冰上运动场内一片哗然。紧接着，大屏幕上亮起中加两队犯规的字样，哗然又瞬间化作满场韩国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那一刻，范可新垂下头擦了擦眼泪，而主教练李琰在抱头长叹后，径直走向裁判进行争辩。

    赛后的混合采访区被委屈、困惑与愤怒的情绪填满，无论中国队员还是记者。“作为参与者，我越来越不懂这项运动，裁判的判罚击中了我的知识盲点。”很难想象，作为功勋老将的周洋竟会在自己奥运生涯的谢幕战后产生这样的困惑。过去这些天，整支中国队几乎都在反思与调整中度过。过去两年，周洋没有参与过任何大型国际赛事，而从登上平昌冬奥会赛场的第一天起，她就发现“裁判和以前不一样”。事实上，在经历了此前个人项目的诸多不顺后，短道队里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这一届冬奥会的判罚尺度史无前例的严厉，尤其是针对手部动作。而那时的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个环节将被抓到把柄。

    在被记者告知裁判针对的是最后一次交接棒后自己在弯道的疑似阻挡动作时，范可新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崔敏静)　从身后来的时候，我没有用手或是任何动作阻挡她。”然而，赛后的录像回放却与她的说法有些许出入———在过弯时，范可新确实将手搭在了韩国人的身上，而那段在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的冲刺镜头中，范可新也同样做出过轻微推搡的动作，只是崔敏静并未因此失去身位。按照往届冬奥会的判罚标准，中国队未在这两次并不剧烈的推搡中获利，所谓的“犯规”本不该成立。然而，此前的无数事实早已证明，这一过去的标准在平昌并不适用。

    加拿大队也有着类似的困惑。即使在距离比赛结束接近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棒的马尔蒂斯依然无法理解，本队为何会被判在冲刺时犯规。而录像给出的答案则是，马尔蒂斯确实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但在范可新抵达终点前，另一位非滑行状态的加拿大选手一度挡在了中国姑娘的身前。

    “我经历了很多伤病，每一天都很努力，这样的结果不能接受。”四年一个奥运周期，旁人难以想象的汗水与付出，就此付诸东流，但凡换位思考，都能从感性上理解周洋的种种情绪，甚至去理解她那句情绪失控之下的口不择言———“裁判就是冲着中国来的”，尽管这未必就是事实。

    其实，就算从理性上也能找到缘由，只不过话题又要回到李琰此前反复提及的另一件事：“判罚的一致性”。赛后的大屏幕上，除了范可新与崔敏静冲刺时的身体接触，还回放着韩国队在比赛末段一次极其失败的交接棒：在勉强摸到队友身体后，韩国选手金雅朗失去重心摔倒，并直接绊倒了身后尚在滑行的加拿大选手。而裁判在反复观看这段录像后，却并未对这一场景进行任何判罚或说明。就动机而言，金雅朗涉嫌阻挡的动作显然并非有意，但针对类似行为的判罚在去年9月的短道速滑世界杯首站就已有先例。巧合的是，那一次因在完成交接后摔倒阻挡身后滑行选手而被判犯规的，正是今晚同样参与这场接力赛的中国选手曲春雨。当时，首位冲线的中国队在预赛即遭淘汰。

    在这场混乱的接力决赛里，中国队犯过不少错误。从起跑失误到最后两圈场面失控，当然也包括了那又一次将手搭在对手身上。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一夜，金牌或许本就不属于中国，但关于裁判尺度的质疑也并非凭空臆想。这也就是为何李琰赛后会向组委会提起申诉，即便她明知“判罚结果无法改变”，申诉本身表明了一种严谨的态度。

    “感性地说，我也带着情绪，运动员很不容易。”当混合采访区里的负面情绪达到最高密度时，正坐在江陵冰上运动场楼上央视演播室的杨扬如此说道。作为中国短道速滑运动的先锋，今夜担任解说嘉宾的她比任何人都理解周洋、范可新们四年来的辛酸，对她们的沮丧感同身受。然而，杨扬依然强调着：“理性地说，比赛里有六个录像机位，八位裁判分别来自不同国家，这届比赛的裁判判罚没有倾向性……我们不怕犯规，怕的是不清楚怎么犯的规。”

    说这话时，中国第一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在镜头前落下了眼泪。

    (本报平昌2月20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