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02月1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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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史记》中的性格细节


    张达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可以代表鲁迅对 《史记》 的总体评价,也是最高评价。这两句话,一指其史学地位,一言其文学价值,自是非常允当。然而,两句话的关系究竟怎样? 历来人们谈论得却不是很多,而在我看来,这倒恰恰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 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就因为它是“无韵之 《离骚》”,即因为它的文学性,也即因为它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透视。

    众所周知,史学以“事”为研究对象,文学以“人”为描绘中心,似乎是各有侧重。然而,看看历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无一例外。所以,必须把“人”写透彻,才能把“事”说清楚,这才应该是优秀的史学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这一境界提升为一种自觉追求的史学家,就正是司马迁。

    考察在司马迁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传》 为编年体,《国语》《国策》为国别体,尽管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写人写得不错的篇章,但它们在总体上却都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所作的记录,都没有注重突出历史事件中的人。而到了 《史记》,我国史著的面貌方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巨大变化,其“本纪”、“世家”、“列传”皆是以人为中心结构而成,因而被称为“纪传体”。这一伟大的首创非司马迁莫属。

    当然,《史记》 的贡献绝不仅仅表现在体例上,而且更表现在细部述说上。深入到每篇传记内部,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注重于写人物的性格、禀赋,往往是他用笔的着力之点、精彩之处。不用说大家熟知的 《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 等等,在这里还可以随手举出其他许多例证。例如 《商君列传》 的开篇,写商鞅在魏国时做魏相公叔座的幕僚,公叔座年老病重,便向国君魏惠王推荐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当时没有表态,公叔座就说:“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该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为别国所用!”过后,公叔座又把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商鞅,并劝说商鞅赶快离开魏国,以防不测。商鞅听后只是一笑,说:“既然大王没有听信您的话来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信您的话来杀害我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商鞅的判断是准确的。在这里,司马迁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商鞅的胆识和智慧,同时也写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又如 《张仪列传》 的开篇,写张仪学成纵横之术后去楚国游说,结果被怀疑为小偷遭到一顿痛打。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要不是因为读书游说,怎么能受到如此这般的侮辱?”张仪却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嘴里吗?”妻子笑了,说:“舌头当然还在。”张仪也笑了:“只要我还有这条舌头,足矣! 足矣!”几句对话,就把张仪作为纵横家加亡命徒的嘴脸勾勒得跃然纸上。

    类似上述的一些生活细节,本来都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司马迁却看得很重,这可以说明他关注历史自有不同于别人的侧重点。现在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就常常在于细节,不过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性格细节,这也是 《史记》 高出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著的地方之一。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从某种意义说,性格也决定历史。司马迁的《史记》 就告诉我们:历史都是性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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