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亚明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卫礼贤研究者和佛学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佛经翻译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沈仲章（1905—1987）是我父亲，非名人。卫礼贤即著名德国汉学家 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中文名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副标题中第一位钢和泰，即赫赫有名的东方学学者、梵文学家 Baron Alexander von Staёl-Holstein（1877—1937）。第二位鲁雅文，即 Erwin Rousselle（1890—1949），一位颇有建树的德国汉学家，在佛教方面有著述，但知其者不多。“忆”字包含沈仲章回忆和因之而起的探索。
卫礼贤与早年中国文化名流如劳乃宣、辜鸿铭、罗振玉、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和徐志摩等，私交甚笃。卫氏翻译注释了许多中国古代经典，遍及儒道，有《易经》《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和《吕氏春秋》等。据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网页，季羡林评卫礼贤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对卫礼贤的专题介绍已有不少，没怎么评议他与佛学。但是，父亲曾参与一个佛经翻译项目，据他回忆，是“帮”卫礼贤。因未见相应记载，我四处查询。2015年，正在撰写卫礼贤传记的德国学者应我之求，挖掘原始记录，发现卫氏最初涉及佛学的痕迹。而后我综合其他资料，大致可证卫礼贤对佛学之兴趣，延续经年。
本文先述沈仲章在1920年代后期，由钢和泰引导，入梵文学界，译注佛经。再叙笔者自2014年以来，经中外多位学者以及先辈学者家属相助，寻找父亲记忆中的卫礼贤，环环相接导出鲁雅文，并讨论钢和泰、沈仲章、卫礼贤、鲁雅文四位可能当事人的各自作用。然后摘引佛教界记载与卫氏本人著述，标识卫礼贤从1922年起直至去世前几个月，其佛缘历程的一串脚印。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上）：开蒙攻读梵文
数位父辈老友对我说，你爸爸懂十几种外语。父亲则说，有些语种不算的，真正能使用的不过五六种。搜索我记忆中的实例，父亲能用于对话和阅读的，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马来语和世界语。他自少年到老年一直能用英文写作，中青年时也能用法语写作，其他语种我不清楚。（详见拙文《难忘的影子：金克木与沈仲章（一）》，《掌故》第一辑，中华书局，2016）
此外，父亲学过三种印欧古典语言，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父亲说梵文的语法规则最细致，古希腊文也挺复杂，拉丁文相对容易。
钢和泰是沈仲章的梵文老师。
父亲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开始学梵文。相关情节大都已写入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载《传记文学》2015年第2期）。下面略叙并补遗：
钢和泰讲授之课原非梵文，而是古印度宗教史。该专题需参考梵文文献，因此先得补习梵文。听课者一般已有文史哲专攻背景，属于研究生和教师这一层次，但大都认为那门课难得出奇。父亲和好友谢大祺刚进北大不久，是理科本科生。他俩出于好奇加好胜，被人拖去插班旁听。
钢和泰上课自编讲义，用罗马字母注音。梵文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变格极为繁复，父亲记得有两百多种。他举例说，第一次跨入钢和泰的教室，整整一堂课，老师只讲解了一个“马”。
沈仲章和谢大祺在课堂表现突出，受到钢和泰赏识，被邀去老师寓所继续进修。第二年谢大祺退学，父亲独自去钢和泰家求教，越来越熟。
关于钢和泰在北大教授梵文和古印度宗教史，早有著述论及。知名学者如胡适和陈寅恪等，都曾向钢和泰请教梵文，也是众所周知。本文皆不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在1921年1月11日，写信给哈佛大学教授、梵语学者 James Houghton Woods（吴兹，1864-1935），函内道明一项志愿：“I am trying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by reintroducing the study of Sanskrit into this country.”(转引自高山杉《钢和泰遗札一通》，《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5日。高译为：“我正通过重新把梵语研究输入这个国家，给中国人做点开蒙启明的工作。”)
钢和泰为二十才出头的沈仲章“开蒙”，算来已是六七年以后。我觉得也许可作例证，表明钢和泰持续不懈，努力“启明”。
钢和泰引导沈仲章（下）：协助翻译佛经
大约在1928年，钢和泰推荐沈仲章替一位德国学者当助手，参与翻译佛经的项目。钢和泰挑选沈仲章，是因为这个中国青年既懂梵文，也通德文，还具有佛学知识等等。
父亲在北大第一年，修过熊十力和邓高镜等教授的佛学专题课，第二年又修了陈寅恪的“佛典翻译研究”（亦作“佛经翻译文学”）。慕名去听寅恪先生课的人很多，真能跟上老师速度的学生为数不多。父亲因有梵文和多种外语的基础，听得过瘾，每堂课能记一厚本笔记。（参见《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
自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父亲向我津津乐道那段助译佛经的往事，不下十来次。回想父亲言及项目内容，用过泛称“翻译佛经”，也用过确指“翻译《六祖坛经》”，偶尔也用“编（佛学）词典”。而提到被助者，多冠以“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曾点明 “Wilhelm”，也不时说“帮钢和泰”或“跟钢和泰他们一起”译经。
父亲回忆，那位德国教授极其认真，做研究非常严谨。他要求沈仲章，把《六祖坛经》“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做卡片”（父亲这么说）。每个字都加上大量注释，从字音、字形、字义、字源、历史演变等多方面考查。我的理解是，父亲逐个汉字做卡片，用外文详细注解。我忘了问是用德文还是英文，估计含德文。（如果猜对，看来父亲也有些德文写作能力。）记得父亲曾评论，那是极好的训练，对他后来从事语言、考古和采风等研究，都大有帮助。
对父亲变换用词，我这样理解：大项目总题是翻译佛经，小团队阶段性专攻是《六祖坛经》。制作卡片之责，已兼编纂词典之任。父亲直接协助的是一位德国教授，而整个译经项目系列，钢和泰有策划主导作用，因此说帮“钢和泰（他们）”也合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可能，父亲还曾直接助理钢和泰本人。至于Wilhelm，是本文关注重点，容我从下节起，一步步探讨。
父亲去世后，我生出一个疑问：翻译中国土产的《六祖坛经》，为什么需要懂梵文？我曾向几位学者求教，大都与我一同存疑。最终有一位解疑，他说：不少汉传佛学词汇，看起来是中文，按字面也能读通，但其实含有梵文渊源。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年久，人们乃至佛门人或研究者，难免习矣而不察焉。若具梵文功底，则较易辨析溯源。他追加说：另一方面，为解析这些梵文借词之汉传演化，中文语言学知识也必不可少。接着，他邀我得空合作，考查《六祖坛经》中梵文借词及其汉化，理由之一就是“你爸爸曾做的事”。这位学者早已准备了《六祖坛经》梵文借词参考物，可惜多年过去，我还没得空。
回头说父亲，他考进北大，选科是物理。涉足偏冷深奥的古典语言，原本学着玩。却没想到，梵文居然给他这个穷学生带来一条生财之路。父亲一星期去德国教授那儿几次，每次工作几小时。老板出手大方，一次给二十几块大洋。父亲成了年轻人中的阔佬，忙毕回宿舍，便得散财款待朋友们。（趣事参见拙文《父亲说老北大的“吃”》，载《文汇报》2016年7月26日）
这份研究助理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除了治学上的熏陶和经济上的获益，这宗“洋买卖”在很多年后，还带来了个大好处。原来，德国教授付酬用德国银行支票，只能到德华银行去储存或兑现。为此，父亲在德华银行开了账户。因每星期去，成了“熟面孔”，建立了信誉。1937年夏，日军入侵北平，父亲冒险把居延汉简悄悄运出北大。左思右想，北平城内无处可藏。考虑德国是日本盟友，德商企业相对安全。父亲便把汉简装箱封实，充作私人物品，锁进德华银行保险柜。这段因缘，父亲讲述救护居延汉简经历，几乎总会顺带说起，故而也得在此一提。
哪个 Wilhelm：
父还是子？
2014年或更早，我起念动笔，写写父亲助人译经之事。
我碰到一个问题，不议钢和泰，父亲协助的那位德国教授是谁？我先认为就是 “Wilhelm”，可早年在北京大学当过德文教授的，有两个Wilhelm，是父与子。为父者 Richard Wilhelm，即卫礼贤；其长子 Hellmut Wilhelm（1905—1990），中文名卫德明。沈仲章当过哪个 Wilhelm 的助手呢？
扫视卫氏父子各自著述标题，未见明显涉佛。浏览若干生平介绍，也无我需要的信息。为解答疑问，2014年我踏上征程，寻找与沈仲章有缘的那位 Wilhelm。
出发之前，我就译经一事，从多次亲闻和父亲1985年口述回忆中，选辑要点和探讨之题，充作“行装”。然后借助电邮，穿越国度，拜访求教博学广闻者。
第一站是中国的徐文堪。凡父辈学界往事，我常请教他。徐文堪先提议 Hellmut Wilhelm，即卫德明。徐文堪的猜测基于年龄，因卫德明与沈仲章生年接近。查卫德明1948年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当教授。
我折回美国，顺藤摸瓜，寻到第二站华盛顿大学。2014年8月15日，我电邮卫德明的学生、东亚系退休教授 David Knechtges （康达维）。我向他概述父亲回忆，告知我的困扰，寻求指教帮助。
康达维教授正要离家访问北京，但仍然拨冗作答。闻我苦于找不到有关卫氏父子佛学著述的记载，康教授说大概就是这情形，即两位 Wilhelm 都没出版任何论佛之书，至少他肯定恩师卫德明是这样（“I am sure of this in the case of Hellmut, who was my teacher. ”）。至于卫礼贤，康教授因隔代缺乏直接接触，说不了太多。[沈按：本文引用交流，篇幅较长的采用概述，必要时附原文关键词语。较短的录原文，外文加注汉译大意。]
康教授答言附有卫氏父子简历，卫礼贤部分截止于1925年。估计康教授意在留个口子，以便再探1926年后卫礼贤行止。康教授读到我父亲描述那位德国教授治学严谨，评论道：据卫德明，其父卫礼贤是位“最细致的学者”（“a most meticulous scholar”)。
康教授确证，卫德明于1933—1948年在中国，其间在北大教过书。我知道父亲于1926—1937年在北大，1933或1934年起，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1937年离开北平。算起来，父亲与卫德明有三四年可在北平相遇，可成北大同事。1935—1937年间，父亲应约翻译斯文·赫定（Sven Hedin）著作，需参照德文和英文版本。依父亲性格，他是会有兴结识精通母语的学者的。
但是，根据我对背景的了解，比如钢和泰的任职变迁，沈仲章的兴趣更替、师友相交等等，我觉得父亲说的翻译佛经项目，应在他的学生时代。当发生于卫德明来华之前，不晚于1930年，最可能是1928年。
于是我回到父亲1985年口述笔录，这该算第三站。翻检笔录稍后纸页，父亲又提到翻译佛经之事。很幸运，那页笔记经父亲审读，有他亲笔加注的“卫理贤博士”。 我兴奋地通报康教授，并在电邮标题中写道：“卫礼贤 for sure （肯定）”。康教授回邮表示高兴，“卫理贤”当就是“卫礼贤 ”。至此，他和我都以为，请沈仲章协助译经的德国教授，“肯定”是卫礼贤。
可是，求索离成功尚早。
引言已述，卫礼贤向西方译介儒道学说之功，知者甚众。然较通行的卫氏介绍，大都未言佛学。曾与人闲聊，我对卫礼贤涉佛之好奇，由父亲回忆触发。闻者诫曰：“记忆
最不可靠”。
我明白那是善意提醒，不针对具体情形人物。其实，正因为我担心记忆不一定可靠，才走上求证之旅。但我也意识到，一概而论“记忆最不可靠”，恐非求可靠之道。应当不随成见，因人视情，思辨解析，合理运用史料。我有多次经验，父亲不同于众的亲历，常含特殊启迪，导向值得深究之域。我也略具敏感，本题似有余地。故而我没有轻易放弃，而是怀着忐忑之心，调节方向，探视卫礼贤有无佛缘。
康教授替我检索卫礼贤全部出版物目录，说没有任何涉佛。
知我尚未死心，康教授坦言：“but I am not 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returned to China during the 1926—1929 period.”（“我无法确定他[卫礼贤]在1926—1929期间，是否回过中国。”）康教授建议我去找卫礼贤孙女 Bettina Wilhelm （贝蒂娜·威廉）。他说贝蒂娜·威廉刚拍了一部电影，专讲卫礼贤，应该比较熟悉她祖父的生平。康教授与贝蒂娜无直接联系，指点我求助 Rice University （赖斯大学）的 Richard Smith （理查德·史密斯）教授。
这轮再次联系康达维教授，是第四站，可谓中转站，电邮时戳在2014年10月。康教授的开通与热心，使我增强信心。
因遇他事干扰，也需梳理思绪，我没立刻请教史密斯教授。间歇约九个月，我再次启程，勘察卫礼贤涉佛的蛛丝马迹。
卫礼贤涉佛寻迹（上）：茫然无影
第五站是赖斯大学，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2015年7月，我给理查德·史密斯教授连发两封电邮，简述父亲回忆要点以及我和康达维教授的讨论。史密斯教授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享誉甚高。迄今通行的《易经》英文译本之一，即转译自卫礼贤的德文译本。
史密斯教授回邮说：“I am pleased to hear about this exciting development.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进展。）这个“进展”，指的是沈仲章叙及卫礼贤与佛经翻译。史密斯教授的敏锐目光，对我是个鼓舞。
史密斯教授当即电邮同发卫礼贤的孙女，陪我来到在德国的第六站。
贝蒂娜·威廉很快回邮，说她祖父1924年后没有再回中国。而对卫礼贤翻译佛经之可能，并无反应。我大概显得有点固执，又调整重申关注点，追问能否找到卫礼贤与钢和泰交往的任何记录。贝蒂娜答曰，该问 Ursula Ballin （厄休拉·巴林）博士。接着写道， 巴林“is working on a big biography on Richard Wilhelm for many years. If anybody knows something, it is her.”（巴林已花费多年时间，在撰写大部头的卫礼贤传记。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贝蒂娜还告诉我：“She says that she′s come across the name of Staёl-Holstein during Richard′s time in Qingdao, but rather marginally. ”（她[巴林]说她曾见到，卫礼贤在青岛时，记有钢和泰的名字，但似乎仅是沾边。）
厄休拉·巴林的中文名叫吴素乐。于是得提一下我岔道台湾之旅，时间其实早些，但因是旁支，至此才关联上主干，且算第七站。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初步浏览资料时，读到吴素乐1991年的“Richard Wilhelm——Founder of a Friendly China Image in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 （《卫礼贤：二十世纪德国的友善中国形象创始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我见是专题学术文章，欲求联作者。了解到从1986到2001年，吴素乐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我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帮忙，不久便打听到了吴素乐在德国的电话号码。可我担心，那端第一个拿起话筒者，开口只说德语，迟疑未试。
贝蒂娜征得吴素乐的同意，传来了电邮地址，于是我直达第八站。
吴素乐当天回复说：“I am intrigued by your information that your father assisted RW with a translation.”（RW 为 Richard Wilhelm 缩写。大意为：“我对你父亲协助卫礼贤翻译之事感兴趣。”）可第一封邮件没言及卫礼贤涉佛，而且她提供的卫氏在华年月，与父亲所述译经项目，时间不相合。卫礼贤在北大阶段的日记中，确实多次提到一位姓沈的，但那是沈尹默，不是沈仲章。
至此回顾历程，我从父亲回忆出发，凭籍电邮走访中国大陆、美国、中国台湾、德国，从专题专家到直系亲属，多处叩门求教，心存希望。可是，过了一站又一站，没人告知卫礼贤与佛沾边。
我失望茫然。
卫礼贤涉佛寻迹（下）：日记留痕
吴素乐表示，她愿为我仔细搜索卫礼贤的日记笔记。而父亲沈仲章的独特回忆，也为吴博士提供了新启示，她依此钻探“矿藏”。
2015年8月9日，吴素乐来邮报捷。她根据卫礼贤日记（不一定摘原文），连续成段，夹叙夹议。下面我改以列单形式，分归三组，各冠小题，择要概括其述，选译其评为“吴按”。
第一组未察佛缘：
1922年1月到3月，卫礼贤坐船来中国。旅途中大量阅读（read a great deal），但无一涉佛（but nothing on Buddhism）。[沈按：赞同吴素乐陈述这一背景。三个月的读书单，映射卫氏来华准备范围，佛学未在内。]
第二组始见涉佛：
2月底，卫礼贤路经柬埔寨，访问佛教寺庙，与僧人聊冥思（meditation）。[吴按：这至少显示他对佛教的一般兴趣（general interest)。]
5月下旬开始，卫礼贤在一些社交场合与钢和泰接触，聚会时有钢和泰近友如胡适等。[沈按：之前我已与吴素乐讨论，因父亲回忆钢和泰推荐他协助德国教授译经，假定钢和泰是将卫礼贤引向佛学之关键人物。亦可参见下文吴按。]
8月，卫礼贤与一批外交官去北戴河避暑，其间与钢和泰多次单独会面。有次谈话长达三个半小时。[吴按：虽然内容不详，但这一系列会谈建议，钢和泰大概已说服卫礼贤相助翻译佛经。]
其后数月，卫礼贤与钢和泰时有相聚，包括共进午餐。
第三组步入佛学（下列几则引号内为吴素乐摘译的卫礼贤日记，皆非完整句）：
11月13日，“晚间六点半到八点，去钢和泰处；跟Hinze(?) Hinge(?)一起翻译佛教评论（translated Buddhist commentaries）。”[吴按：完全不知道Hinze Hinge的意思。也许是一个人（卫礼贤对中国人名，常任意自创罗马拼音，无固定规律），也许是词典或参考书。沈按：注意“翻译”二字，但猜测不是整本佛经。]
11月7日，“下午在钢和泰处，佛经。”[沈按：此处佛经用单数形式。]
11月21日，“钢和泰处为佛学著作（work）。”
12月12日，“晚间在钢和泰处，佛经。”[吴按：注意佛经用复数形式。]
我当即电邮吴素乐，祝贺她的发现。我写道：我很兴奋地得知，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佛学发生兴趣，这将使人们对卫礼贤的了解更为完整。
吴素乐回邮说：“Thanks for your mail. I, too, was excited to discover RW's commitment to Buddhism and am grateful to you for having put me onto this trail.”（大意：“感谢你的电邮。我也对发现卫礼贤承诺佛学而感到兴奋，并感激你把我引上这条途径。”）“The fact that until now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RW & Buddhism’is a little surprising.”（大意：“‘卫礼贤与佛学’迄今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有点令人吃惊。”）
可见，连正在撰写大部头卫礼贤传记、被卫氏后裔贝蒂娜评为“如果有人能知道任何信息，那就是她了”的吴素乐，对发现卫礼贤有诺涉佛，也感“兴奋”，并对卫礼贤佛缘长掩，也感“吃惊”。
吴素乐还表示，她将凭借“new insight (thanks to you) ”（新视角，感谢你），重审她掌握的卫氏档案，重点关注1924年以后。
父亲的回忆促成这个突破，导向这个新视角，大振士气。
尽管我最初联系吴素乐，已讲明正在写文，请她为我查寻原始资料。但是，出于尊重，我没有急于自行公布这个发现。
我是这么考虑的，吴素乐致力于卫礼贤专题多年，虽因我的要求与提示，使得卫礼贤关注佛学的亲笔记录出土，但挖掘毕竟很辛苦。吴素乐告诉我，卫礼贤的这些笔记，显然只是为他自己留作参考，写得匆忙，字体极小（tiny)，常用缩写，字迹很难辨认（hardly legible）。
我决定等一段时间，让吴素乐先有机会，向外宣布这一里程碑。
但我写父亲佛经翻译之事，也不可能绕过卫礼贤与佛学，因而本文也随之搁下。两年多过去，够长了。我向吴素乐打了招呼，重续本专题。初稿成后已摘相关数节，请她过目。
在北平的真身：
继任鲁雅文
且说2015年8月，我把卫
氏日记发现搁置一边，继续求索之旅，探讨父亲与卫礼贤，有否可能合作，又如何合作。
不算钢和泰，父亲叙述协助德国教授译经，提及两个具体人名，Wilhelm 和沈仲章他自己。Wilhelm （卫礼贤）是德国教授，粗听很容易觉得就是父亲说的“德国教授”。这样理解的话，像是两个当事人合作一件事，即沈仲章协助德国教授卫礼贤翻译佛经。沈仲章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回忆亲历时说，卫礼贤是另一位当事人。这是我过去的理解，并没向父亲核证，他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在于，还没见到卫礼贤自留记录，确认他是另一位当事人。如今虽然找到例证，卫礼贤在1922年有过翻译佛经的意向，甚至尝试“翻译佛教评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真有行动推进具体项目。从起念到列入计划、排上日程、着手落实…… 步骤还不少，距离并不短。我不可一见碎片信息，便凭想象跳跃，草率下结论。
先前我浏览文献、加之与贝蒂娜和吴素乐等知情者交流，已注意到根据正式履历，卫礼贤1924年返德，没有重返中国。而父亲1924年就读于唐山大学，1926年始入北大，其后才学梵文。相与核对，两人不曾同时在北平。
吴素乐猜测，会不会沈仲章是卫礼贤在德国的中国助手之一。但我知道，父亲没去过德国。虽然父亲预计1936年随 Vincenz Hundhausen（洪涛生）访德，但最终没有成行。（详情参见《德国学者洪涛生与沈仲章的“一出戏”》，载《传记文学》2016年第1期）而且，卫礼贤在1930年已离开人世。
我早就担忧这个时段不合的关键问题。可是，我也读到一些资料，对卫礼贤1928年左右的行踪，用语含糊，包括暗示来华。因此我心存一丝希望，提出几种假设，请吴素乐仔细搜索日记通信等，有无任何可能，卫礼贤在1920年代末段，曾短期回访中国。
我的希望并非空穴来风，吴素乐说：1924年后卫礼贤确曾思念再返中国，可仅为“梦想”。另有传闻1927年卫氏又访中国，也只是谣言。
希望破灭，我又落入茫茫。
1928年左右，卫礼贤不可能在北平。而父亲翻译佛经，地点肯定在北平。他去那位德国教授处，同室工作。先不议卫礼贤是否远距发挥作用，我想弄明白，这位身在北平、亲手把酬金支票交给沈仲章的德国教授，到底是谁？
8月12日，吴素乐来邮说：“It seems I've already solved the mystery”（看来我已解开了这个谜），与沈仲章在北平一起工作之人是 Erwin Rousselle（鲁雅文）。她接着介绍，鲁雅文的专攻是亚洲宗教，他与卫礼贤在1921年相识。1924—1929年鲁雅文接任卫礼贤，在北大教授德国哲学。同时，鲁雅文也在清华大学教授比较语言学，还在燕京大学 Sino-Indian Institute（汉印研究院）当主任。1930年后期，他返回德国，接替卫礼贤，负责卫礼贤创办的法兰克福大学东方研究所。1933年，鲁雅文提交了一篇关于中国佛教的论文，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资格。
更重要的是，鲁雅文在中国与钢和泰交往，曾专题研究惠能，并翻译过《六祖坛经》。
情况非常相合。鲁雅文在北大教德国哲学，父亲进北大后学过德文，又从物理系转入哲学系。鲁雅文在清华教比较语言学，父亲毕业前后跟随刘半农，致力语言学，也修过清华导师赵元任的语言学课程。鲁雅文在燕京大学当汉印研究院主任，我伯父沈维钧曾在燕京研究院就读，父亲有可能去参加活动。
最重要的也许是，鲁雅文认识钢和泰，并翻译过《六祖坛经》。这些都与父亲回忆，对得上号。
吴素乐指点了寻访鲁雅文孙子的途径，于是我又上路。
鲁雅文评沈仲章：“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我来到第九站，联上了鲁雅文之孙 Ardo Schmitt-Rousselle （阿道·施密特-鲁索尔）博士，中文名鲁雅道。我简述来龙去脉，并表达请求。他问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怎么写，以便依此搜索他祖父的笔记与信函。
2015年9月23日，鲁雅道传来喜讯：他去鲁雅文长女之家待了四天，翻检了他祖父在北平期间寄回德国的函件。在一封1928年致兄弟书中，鲁雅文提到沈仲章，评为“trustworthy buddhistic adlatus”（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
鲁雅道接着写：“And in fact your father was the personal officer of my grandfather. The monthly salary was paid by him.”（“而且实际上你父亲是我祖父的私人职员。每月工资由我祖父支付。”）我记得父亲说，报酬不是月薪，而是每次或每周计时支付。不过两种说法无大矛盾，鲁雅文与家庭通气，可按月算账。
鲁雅道9月30日来邮又说，他祖父所译惠能《六祖坛经》，可能是“Sino-Indian Reasearch Institute of Peking”（北平中印研究院）的项目。1931年，鲁雅文发表了第一至第三章德文翻译，1936年发表了第四至第六章。
鲁雅道让我辨认一个名字，说是当年在北大教梵文的教授。我一看，那是邓高镜的别称。父亲与邓高镜亦师亦友，可去邓家随便走动。
10月9日，鲁雅道追加电邮写道：“The platform sutra 《六祖坛经》 proofs beyond any doubt, that it was your father, who worked with my grandfather. That is a buddhistic key sutra and fits beautiful to a greater project. Richard Wilhelm who had left China a few years ago – as we know now – was not much interested in buddhistic studies.”（“《六祖坛经》证明，无疑是你父亲协助了我祖父。那是佛教的关键经典，正适合一个重大项目。卫礼贤几年前已离开中国——如我们现在所知——对佛学兴趣不大。”）
鲁雅道说的“我们”是泛指，好像“大家”的意思。估计“我们”是以对卫礼贤有所了解来划圈，他和我都在其列。这一措辞也可反映，卫礼贤“对佛学兴趣不大”，并非鲁雅道个人意见，而是国际上相当普遍的看法，为大家“现在所知”。
其实，我已见实证，卫礼贤对佛学早存兴趣。不过我没争辩，因为对明言挑战这一看法，尚需慎重。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终于有了与父亲直接相关的实质性收获。在北平与沈仲章同室工作的德国教授之“真身”，应是卫礼贤的继任鲁雅文。而鲁雅文评沈仲章为“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作为女儿，我闻言自然欣喜。
那么，至此是否终点？
我提议鲁雅道继续搜索资料，聚焦他祖父鲁雅文有无提及卫礼贤。鲁雅道认为，他祖父鲁雅文翻译佛经，是个自发独立的项目。他的一条理由是卫礼贤不曾涉足佛学，另一条理由是从他家记录看，这个项目由个人出资，并未得到任何机构的经费。
我觉得鲁雅道的说法有道理，但还不足以就此定论。从上文可知，第一条理由不成立。至于第二条理由，虽能提示经济上自力，但并不证明学术上毫无别人影响或参与。也不能排除有种可能，鲁雅文是自费完成卫礼贤想做之事。
问题仍然在于，鲁雅文是独资自主、携资合作、集资奉献，还是……？实现卫礼贤的理想，实施卫礼贤的一个计划，还是……？或者，与卫礼贤完全不相干？
我向鲁雅道预告：“a deep digging is underway”（该题正在深挖）。我当时这么说，基于有望得到几方相助深究。回想用词过重，至今尚欠“深挖”。我还向他解释，在写阶段性报告前，需要认真思考几位可能当事人的作用和关系。
四位可能当事人：各自作用如何？
父亲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这个佛经翻译项目，直接或间接，有四位可能当事人：钢和泰、鲁雅文、沈仲章和卫礼贤。
先说钢和泰。据卫礼贤日记，他与钢和泰多次讨论翻译佛经。据吴素乐，鲁雅文与钢和泰有交往。据父亲沈仲章，钢和泰推荐他协助译经，有时干脆说他帮钢和泰。应该可以确定，把翻译佛经作为一个整体大项目来看，钢和泰有策划、参谋的作用，也可能直接参与和指导具体项目。
顺便提一下，据有些资料，钢和泰1928年去了美国哈佛。但我查到1937年3月24日的 China Weekly (《中国周刊》)有关钢和泰逝世的报道，所述赴美年份不一样。考证钢和泰行止越出本文范围，估计钢氏年谱已出，学界早有成论。但若尚可商讨细节，钢和泰在北平教沈仲章梵文与推荐他译经的年月，也具补证意义。
再说鲁雅文。他翻译出版佛经，包括《六祖坛经》，记录确凿。鲁雅文留下文字，沈仲章为其“值得信赖的佛音信使”。而沈仲章回忆，他协助德国教授翻译《六祖坛经》。这两个是直接当事人，在北平同室工作，应无太多争议。
有意思的是，鲁雅文身在北平，书面资料中提及沈仲章。而沈仲章口述回忆未提鲁雅文，却言及远在德国的“卫礼贤”。从这个角度说，卫礼贤有名无实，鲁雅文有实无名。
我思忖，这个佛经翻译项目，到底跟卫礼贤有无关系？上述四人，各自担当什么角色？互相影响又如何？
卫礼贤早在1922年，已对钢和泰承诺译经。我的大胆假定是，鲁雅文抵达北平后，继承了卫礼贤的未竟事业。钢和泰为倡导促进这一事业的中坚力量。沈仲章被钢和泰拖入，助理钢和泰和“德国教授”。
然而，尚无资料可供分析，卫礼贤的“未竟”，到了什么阶段？当鲁雅文在北平开始译经时，卫礼贤是否身在德国
心在华，鼓励、支持或影响了这个项目？此外，钢和泰在总体上对翻译佛经的热衷，学术界早有论述。但针对具体项目，是否有人逐一作过考察？
我感觉，卫礼贤在中国与钢和泰多次长谈，回德国后不至于完全忘了译经之诺。而对为什么父亲会记得“卫礼贤”，我想到几种可能：
一是钢和泰对沈仲章介绍这个项目时，说由卫礼贤主持，或说他与卫礼贤合作。如此，父亲便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因而自始至终认为，他是协助钢和泰和卫礼贤。
二是鲁雅文自己开口常言卫礼贤。这第二种可能，源自吴素乐“解谜”时所猜：“Rousselle idolized RW and will have talked about him a lot to your father in whose mind the two then were blended into one.”（大意为：“鲁雅文把卫礼贤当偶像，会老对你父亲说起他，因此在你父亲的脑子里这两人合二为一。”）
从吴素乐所言，也可引申出第三种可能，即鲁雅文自己对沈仲章说，译经是卫礼贤的项目。于是父亲便会觉得，他俩都是在替卫礼贤工作，并记住了 Wilhelm 这个鲁雅文本人强调的名字。这也可从另一角度，支持我上述假定，即作为卫礼贤继任的鲁雅文，尽力继承其“偶像”前任的未竟计划。
还有第四种可能，卫礼贤确实远距离参与该项目，哪怕限于道义上的支持、名义上的“主持”，或者更具实质意义。
上述几种可能并不互相排斥，可互相支持。或者可以说，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卫礼贤对这一项目起了作用。
需要探索的是，卫礼贤起的是什么性质的作用？是否可算项目主持者或倡导人？还是，卫礼贤或钢和泰仅仅告诉鲁雅文，他们在1922年的一些想法？
我又仔细回想父亲措辞，辨析语境，还是有层次差别的。父亲若描述具体工作，被助之人是“德国教授”或“德国学者”。若说明为谁工作，则是“德国教授”、“德国学者”、“Wilhelm”或“钢和泰（他们）”。这里我试用“助”和“为”区别关系，其实父亲口语中大都用“帮”。“帮”有很大弹性，可近距可远程，可实指可虚化。“帮”用作动词，与“助”近义；偏于助动类介词的用法，也含“为”的意思。（“助”也具弹性，但小于“帮”，尤其吴语使用有限制。）吴素乐猜测的“合二为一”，也许并没发生在沈仲章脑中，而是发生在听闻者与笔录者的信息处理过程中。这更使我意识到有机治史很不简单，暂不扯开。
我继续思考，为什么直接当事人沈仲章，似已淡忘鲁雅文的名字，却一直记得钢和泰，而 Wilhelm 也长存脑中？
我盼再有发现，可证实卫礼贤的佛缘，不止于他在1922年与钢和泰的悬谈。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上）：文献记载
我尤其关心卫礼贤在1928年左右，是否仍然未忘翻译佛经。我转了个角度，去佛教界方面查询，果然有记录！这是第十站。
释印顺所著《太虚大师年谱》，记录了在1928—1929年，佛界内外广受崇敬的太虚大师（1890—1947）访德之行。根据太虚本人回忆及早年文献，访德时与卫礼贤多有接触。下面选摘相关数则（源自一国际佛教协会网络版，允许转引）。每则之后加按语，就本文主题，稍议浅见及可思之点，一般不考证人名地名等等：
【1928年11月】
十四日，郑松堂以德国佛朗府大学中国学院卫礼贤院长之函来迓（环游记）。
[沈按：“佛朗府”即法兰克福。1928年11月14日，太虚仍在比利时，卫礼贤已派人持函致意，可显郑重与主动。]
十七日，晤卫礼贤。商定：郑君为大师译华成徳，编书交敏兴之雪洛斯书店。中国学院学员詹显哲，常来为大师译语（环游记）。
[沈按：太虚16日抵达法兰克福，第二天即会见卫礼贤。郑君与詹君“为大师译语”，皆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之例。]
二十九日，大师讲“身命观与人生观”于佛朗府大学，卫礼贤译语；听者六、七百人，多半为该校员生。大师旧识卜尔熙公使，亦专诚来听。是讲稿，以缘起之“和合”、“相续”为身命，而以唯识、中观义说之。德人读此稿，多有来函商讨者（环游记）。
[沈按：不知德人所读“此稿”是哪种文字？与演讲现场的“卫礼贤译语”有何关系？如果“此稿”是德文，而且根据或参照“卫礼贤译语”整理，也许可考虑是否算卫礼贤的译著，希望学界关注。即便卫礼贤安排他人翻译太虚原稿文字，也值得关注。在此顺便记下逾越本文范围之题：如果“此稿”乃太虚汉文原稿，或可想象德国当时汉学盛况？而“商讨者”来函又是何文？以及延伸问题，学界亦可探之，有益研究文化交流史等。]
【1928年12月】
十二月一日，大师偕卫礼贤，詹显哲去敏兴（环游记）。
按：海刊十卷一期《佛教史料》，谓大师于敏兴与中国学院讲“佛学大纲”，卫礼贤译语。实为卫君代讲之误。
[沈按：摘文“按”当为印顺按。“卫君代讲”四字值得注意，表明卫礼贤对佛学知识有自信，太虚也能信托卫氏代己演讲。也可参照上则“此稿”是否德文之疑，综合思考。]
五日，大师返佛朗府。寓中国学院，常占一室以诵经（环游记）。
[沈按：太虚“寓”卫礼贤主持的“中国学院”，可为两人会面商谈提供方便。]
十二日，大师着衣诵经次，卜尔熙公使来，卜使约大师及卫礼贤，作莱茵河探胜之游。与卜使谈及：国际间相忌相侵，终无以得人世之和乐（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虽仅录外事交际，然卫礼贤应约作陪，也涉佛缘。]
十四日，大师讲演“佛学之变迁大势及其新倾向”于中国学院，卫院长译语。听者二、三百人，皆热心东方文化及哲学与佛学研究者（环游记；海十、一《佛学要闻》）。
[沈按：至此，卫礼贤为太虚演说“译语”或“代讲”，记录已达三次。]
其间，大师与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招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环游记）。
[沈按：“世院”为世界佛学院之简称；“院刊”指中国学院院刊还是世院院刊，待考。试解“其间”二字：自太虚11月中旬抵达法兰克福，至少自12月5日“寓中国学院”起，便与卫礼贤商量相关事宜，至12月14日决定。此处简单回顾上文卫礼贤1922年日记信息，供参考：卫礼贤与钢和泰为译经之事，长谈多次，某次达三小时半。]
【1929年1月；太虚于1928年12月20日抵柏林】
四日，远东协会总秘书林待，以卫礼贤之介，约大师往晤；见会长叩尔纳等（环游记）。
[沈按：协助扩展社交一例，方便太虚弘扬佛道。]
二十七日，司泰恩凯来访。司氏于禅定颇多熏习。卫礼贤来访，知征求世院发起人，已得各国六十余人之赞允；大师乃与话别（环游记；与德人谈话鳞爪）。
[沈按：1929年1月28日太虚离德。27日卫礼贤来柏林，专程“话别”，并报喜讯。而佛学院若遍及“各国”，译经自然水到渠成。]
我特别关注1928年12月14日下段，卫礼贤答应太虚，“译载中文佛经”。依印顺括号注，所录源于太虚《环游记》。据查，《环游记》1930年即由大东书局出版，信息应相当可靠。
1937年，太虚著《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一文，进一步回忆：“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着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引自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史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对卫礼贤和太虚计划“大规模翻译佛经”，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1995）也有提及：“民国十八年，太虚在德国与卫礼贤共同约定翻译华文佛典为德文、英文，但后来因经费拮据及卫礼贤逝世而告中止。”
《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20日载李雪涛《太虚法师1928—1929年的德国之行》（简称李文），介绍时任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太虚出访德国，“一共待了74天”。李文设专节讲述太虚与卫礼贤的接触，引用不少文献，也言及译经计划，还有一张卫礼贤和太虚法师及 Botschafter von Borch（卜尔熙）的珍贵合影。
以上记载显示，在太虚访德期间卫礼贤涉佛之多方面：会见佛教大师，陪同游览，招待住宿，邀请演讲并翻译，甚至“代讲”，征求世界佛学院发起人，充当通讯处，商量决定译经，承诺出版…… 可见，卫礼贤1922年起念翻译佛经，到1928—1929年兴趣不减，而且对理解佛学的自信已达相当程度。
我好奇的是，卫礼贤和太虚在德国商决“有计划地翻译佛经”之约，与钢和泰、鲁雅文和沈仲章在北平的译经项目，有无任何关联？所言“筹款无着”，可否解释鲁雅文为何自筹资金？卫礼贤既肯积极“征求世院发起人”，是否也会主动征求佛经翻译者？而鲁雅文在北平之尝试，有否树立榜样之意图？记忆力很强的沈仲章，为什么偏偏“记住”，钢和泰推荐他协助的是卫礼贤？
证是或证否，都待确实依据，暂且归于因缘。
至此先作小结：为求证父亲回忆，我关注卫礼贤涉佛踪迹。通过原始日记，窥见1922年卫氏佛缘初现；通过佛界文献，又见1928—1929年卫氏佛缘重显。
下一个焦点在于，卫礼贤两度许愿译经，是相隔六七年的两组孤例，还是连续历程之
两端呼应？
卫礼贤佛缘之持续（下）：本人著述
上摘佛界资料所载，意在彰扬1928—1929年中国佛界领袖的外交功绩，卫礼贤为响应太虚号召者之一。前引新发现1922年卫氏日记所录，大概还是钢和泰说服卫礼贤共襄其事。假如卫礼贤只在遇到钢和泰和太虚时，才发愿扣问佛学，并不足以证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兴趣是否持续有恒。而卫礼贤与那两位有约译经，也不足以说明，卫氏本人对佛教的学说是否下过功夫。
1922年到1929年间，卫礼贤佛缘几许？屐齿苔痕何存？
有位学者点拨：那是“well documented”（与我的问题合起来可译为“佛缘在录”）。他继而指出，通过早年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考证卫氏生平，确是一条重要途径。但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那便是从卫礼贤的著述中，搜寻有无佛学影响。即便重点在口述史，也不可忽略这一功课。讨论后我俩都认为，治史得根据实情，切忌偏颇。
这位学者给了我三本卫礼贤的书，领我来到第十一站。
第一本书是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俩的《易经》讲座汇编合集，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The Wilhelm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Changes（《易经解析：卫氏关于变化之书的演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卫德明部分英译者是 Cary Baynes （凯瑞·贝恩斯），卫礼贤部分英译者是 Irene Eber （霭润·艾伯/伊爱莲）。
点拨者在书中夹了条子做了记号，标明我该关注的书页和段落。
粗粗浏览，卫德明论“易”涉“佛”不多，大体符合其弟子康达维记忆。但卫礼贤讲解的《易经》，Buddha （佛）和 Buddhism (佛教)等词语，不断冒出。我依照标志，翻阅了第154-325页，援引“佛”与“佛教”不胜枚举。聚焦第270到273页，基本是在比较“佛”与“易”。尤其272-273两页，仅“Buddha” 一词，便出现不下十次，另有多处用“he”等代称指佛。
下摘卫礼贤议论“佛教”一例，粗体标出关键词，并加括号注：
【第297页】Buddhism goes still a step further by identifying life with suffering. Our intention here is not to present the views of Southern Buddhsim , for Southern Buddhism has long been known in Europe, but it may well to show the rhythm of events as expressed in 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沈按：本文不议佛学知识，不细辨卫氏对“Southern Buddhsim”的理解使用，暂保留两译“南方佛教”与“南传佛教”。“Northern Chinese Buddhism ”同理。试译大意：“佛教更进一步，以苦释生。我们此处目的，并非表达南方/传佛教观点，因为欧洲对南方/传佛教早有了解，而在试图显示北方/传中国佛教所体现的事件脉搏节奏。”]
读起来，卫礼贤不仅对佛学传播流派等已具一定知识，而且特别强调“北方/传中国佛教”，以区别于“南方/传佛教”。
卫礼贤也提及“禅”，并注明中文是“Ch'an”，日文是“Zen”。
根据书内附注，卫礼贤这一系列《易经》讲座，原为四组小系列：一组三讲在1926年（归纳为第二篇），另一组三讲在1927年（归纳为第三篇），再一组两讲在1928年秋（归纳为第四篇），还有一组两讲在1929年秋（归纳为第一篇）。
由此可见，卫礼贤在1926-1929四年间，年年讲解《易经》，然也心系佛缘，念念不忘，时时引证。
为进一步追寻找卫礼贤论佛踪迹，我打开第二本书。
那是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卫礼贤翻译注解， C. G. Jung（卡尔·荣格）评注]。可以说，这是卫礼贤最后一本著作。1929秋德文本首版，1930年3月作者去世。1931年，其好友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筹划出版英译本。
点拨者告诉我，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内，以注解方式，思考比较佛教与道教，兼及孔学和易经等等。
我被提醒特别关注，在凯瑞·贝恩斯的《金花的秘密》英译本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62 ）中，附有卫礼贤遗孀 Salome Wilhelm （莎乐美·威廉）1957年前言，引了一大段卫礼贤在1926年有关佛与道的议论。
Richard Wilhelm wrote the followi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is meditation text in 1926:
“……The text comb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directions for meditation. The basic view is that......”[沈按：上摘第一句是莎乐美·威廉的引入语。引号内选摘莎乐美引卫礼贤。其中 “meditation ”可译为“沉思”、“冥思”、“冥想”等，也可译作“禅”。试译大意：“1926年，卫礼贤介绍这本‘禅’书时写了如下之语：‘……本书综合佛家与道家的冥想之法。基本观点是……’”]
这条信息显示，卫礼贤在1926年，不仅关注、译介综合佛道的作品，并已在其著述中比较佛教与道教的“basic view”（ 基本观点）。
略读《金花的秘密》前部，已见卫礼贤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探讨佛教与道教的基础教义，用词直涉一定深度。已述我不打算评议卫氏对佛学的理解，因而不录成段整句，仅摘短语或非完整句。以下数例取自该书第7页，汉译皆大意：
1.“a religious trend, which, stimulated by Buddhism, ... but in a way clearly different from Buddism”（“一种因佛教而起的宗教倾向，……但明显与佛教不同”）；
2.“a thought absolutely foreign to Buddhism”（“一种与佛教大相径异的想法”）；
3.“the influence of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at that time dominated thought in China, is not to be underrated”（“大乘佛教主导那时的中国思潮，其影响不容低估”）；
4.“Buddhist sutras are cited time and again”（“佛教经典被反复引用”）；
5.“a purely Buddhist method which was practiced in the T'ien-t'ai School”（“一种天台宗实行的纯佛教方法”）；
6.“there appear purely Buddhist ideas which repudiate the world and emphatically shift the goal towards nirvana”（“其中体现若干纯佛教意念，否定现世，刻意转向追求涅槃”）。
从上述摘语可看出，卫礼贤在1929年以前，对大乘佛教和天台等宗派已有了解，认为大乘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曾起“主导”作用。他还能在被译原著中辨识所引“佛教经典”，并颇具信心地谈论与“纯佛教”有异同之“倾向”、“想法”、“方法”和“意念”，……诸如此类。
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我被引导往前回溯。
第三本书是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易经：变化之书》），即卫礼贤翻译并注解之《易经》（凯瑞·贝恩斯英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三版）。其中，卫礼贤解释第52“艮”卦时，比较佛法与《易经》之侧重不同。
While Buddhism strives for rest through an ebbing away of all movement in nirvana, the Book of Changes holds that rest is merely a state of polarity that always posits movement as its complement. Possibly the words of text embody direc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yoga.[沈按：我请另一位较有专攻者试译大意，附此仅供参考：“佛教通过运动的消退进入涅槃而求得静寂，而《易经》则认定静寂只是一种极性的状态，是运动的一种补充，或许代表了一种练习瑜伽的方向。”译者按：尚未通读上下文，猜测该小段意思或许是佛教追求的是完全的静寂，而《易经》只是动中求静。动是常态，静只是“动”的一种特定的状态。]
卫礼贤译注的《易经》，几乎可说是他的代表作，1923年德文初版。由此可推知，1923年该书面世之前，卫礼贤对佛学已有相当知识。
以上只觅轨迹，不评观点。我想，卫礼贤其他著述中，可能还有痕可循。
本文目的是分享父亲回忆，记录自己的搜寻解疑过程，标示可供学界深入探讨之题。惟愿引发相关研究者的兴趣，继续沿着卫氏与佛学这条主线，串联其步履所至。
为此再作小结，记下本文所议卫礼贤涉佛脚印（范围缩小到佛学知识）：
1922年，与钢和泰认真讨论翻译佛经，并试译佛教评论（根据卫礼贤未发表日记）；
1923年包括更早，比较佛学与《易经》，评议涅槃（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年包括更早，综合比较佛教与道教基本观点（根据遗孀摘引的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6—1929年，反复援引佛学讲解《易经》，关注北方/传佛教，提及禅宗。（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1928年左右，可能远距参与翻译佛经的具体项目（根据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回忆）；
1928—1929年，与太虚商定大规模翻译佛经（根据文献记载，基于当时记录和/或另一当事人太虚回忆）；
1928—1929年，为太虚口译佛学演讲并代讲（根据文献记载，同上）；
1929年包括更早，不断比较佛与道，了解佛教宗派如大乘和天台，讨论纯佛教等概念（根据卫礼贤本人著述）。
连续性显见，细节需充实，思路历程待探讨。
未及结论的尾声：思考线索
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仍然是，父亲沈仲章在1928年左右参与的翻译佛经项目，与卫礼贤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认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沈仲章，对卫礼贤的印象比鲁雅文深，应有缘故，是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从我熟悉的父亲习惯，他回忆此事多用 “Wilhelm” 而极少用“卫礼贤”，也提示了可供还原当时语境之参考信息。（辨析习惯和语境等，得综合各个层面，将牵涉到有机梳理史料等较大论题，非数语可解释，容另议。）
近年来整理父亲资料，时逢父亲所历不同于定论、众说或已发表的他人所述。我每每彷徨，不知何倚何从。可是，一件接着一件，已遇多个例证，父亲的记忆有理有据，可供纠误和填缺。较近一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回忆斯文·赫定片断：采集品放行瑞典案》（载《古今论衡》第30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补充了不少斯文·赫定不甚清楚的内情。更有意思的是，文内讨论一个地点，赫定在事后几年内出版的书面报告，与父亲在几十年后的口述回忆不一样。我先取赫定之说，但旋即发现当年即时会议记录，所录地点却正是父亲这位现场经手人所忆。
回望时约四载的本专题探究过程，我的注意力半途转向卫礼贤佛缘循迹，庆幸有所获。然而，对我最关心之事，即沈仲章与卫礼贤的佛缘历程如何相交，仍无足够材料可下结论，离终点尚远。
叹息力量有限，人生有涯。我最想弄清楚的这一问题，也许终不可解。好在因父亲回忆而起的探索之旅，也是一种经历。
探索多歧路，除了继续搜寻沈仲章遗存资料，谨在此标志另三条值得追踪之线：
其一，最近听说，鲁雅文长女鲁幼兰怀念在北平的童年，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于是我顿感亲近，父亲天性喜欢跟孩子玩，会不会当年逗过牙牙学语的鲁幼兰？又听说提及鲁雅文的中国缘，会让九十多岁的鲁幼兰欣慰，这便成了促我抓紧完成本文的一大动机。此外，我已邀请鲁雅道，合作撰文介绍鲁雅文。但愿通过细察鲁雅文涉佛之前因后果同道，又能得到新的启迪。
其二，关于由钢和泰策划促进的翻译佛经之举，以及由他引导研习梵文和佛学之人，不知学界是否已作详尽梳理？
其三，我翻阅卫礼贤著作，瞥见卫德明涉佛之痕。可惜目前无暇分身，探讨卫公子对佛学的兴趣是否因卫礼贤引导。我想，卫德明本人可自成一题，建议有志者关注。而分析卫氏父子佛缘有无因果传承，或许也将有助于思索卫礼贤与鲁雅文译经有无因缘沿续。
借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语，盼“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溯源疏流，“共参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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