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雨

    2018年春节将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将开始在英国脱欧后第一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对中英关系产生新的影响。在英国首相又一次到来之际，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中国来说，“英国”到底是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我们对中英关系性质和意义的判断。

    中英关系的特殊意义首先在于，即使在今日中国的眼中，“英国”仍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虽然英国与希腊、希伯来、罗马相比，只能算是西方文明与传统略有些边缘的继承者，而绝非中心发源地。但毕竟是这样一个政治单位，在19世纪中国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汇集了与中华文明几乎完全相异的传统与时代特质，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什么是“西方”：它以海洋而不是陆地为主要活动空间，控制着比本土大百倍的殖民地，用工商业和技术将殖民地和其他地区整合为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它保留着由家族内部继承关系确定的君主，也有民主选举的议会；它的社会容得下大规模机械生产，推得动科技革命，却也寻得见乡村绅士的田园牧歌。这些特质不仅构成了西方在中国眼中的第一印象，还提供了中国人深入认识西方文明和传统的动力。中国面对的现代世界，深深地打上了英国的烙印。

    所以，在中国不断成长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也要不断地回应英国特质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挑战和机遇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制度层面体现得紧迫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真正持续且重要的是文明与传统层面上的对话和交锋。这也是为何在今天，高层次、大范围、深程度的人文交流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中英关系中特征明显、位置重要———我们甚至能够说，有意识地进行文明与传统间的沟通，是中英关系成熟和稳定的象征，这是中国通过认识他者探索自我，理解自身文明之历史命运的努力。

    然而，我们的来客并不只是另一种文明与传统的使者，它还是“战略伙伴”。2004年中英确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实有对双方而言都相当重要的、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秩序处境作为基础：二战后，英帝国全面收缩，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变成了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中的配合者和接受者，可同时，英国也始终不忘在“配合”和“接受”美国的同时，利用原有优势和资源，争取在世界秩序中的外交和战略空间。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到冷战后英国对外政策都可以看出，英国想要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甚至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之间的“特殊角色”：在理想状态中，这个角色会起到主导甚至塑造欧洲，并在此基础上协调美欧关系、平衡美苏关系的关键作用；在不得不接受其实力下降的现实条件下，这个角色则会与同样必须和不同关键力量打交道的国家成为战略伙伴———后一种情况让我们看到，都要在既有世界秩序划分出的夹缝之间争取撬动秩序的主动性，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英关系就存在战略价值的原因。

    1950年，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虽然在冷战背景下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英国可以利用殖民帝国的遗产———香港、印度等地———间接地与中国保持政治联系，且偶尔以超脱于冷战中东西方阵营争斗的态度，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与线索；中国也有意识地维护这条桥梁与线索，保持了对英关系的克制和实用主义。冷战结束后，欧洲谋求成为一个整体，以争取在世界秩序中获得一个独立的位置，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英国也越来越难以接受与美国捆绑起来，尤其是用加入如伊拉克战争这一类的武装行动来证明与美国关系的特殊，因此，英国不得不在欧洲和美国之外的空间里寻求可以影响欧美的政治力量，体量和发展潜力都巨大的中国则一定会在英国的战略视野当中。

    对中国来讲，改革开放的决定和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我们需要定位自己在新世界秩序之中的角色，如何借助更有影响的力量摆脱一两个秩序主导国的封锁，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战略方向所在。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使英国成为这一战略上的合适选择。所以，中国和英国都有因历史传统和权力关系而难以完全融入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部分，故而也都是从不同方面适应并推动二战后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角色，双方在彼此眼中都不仅仅是地区性的力量或纯经济性质的合作伙伴，而是提供世界秩序新图景、新可能的力量。也正是如此，二者之间的互动才具有触动世界秩序中关键角色(如美欧)和影响世界秩序中关键环节　(如世界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意义，21世纪的中英关系也才是“面向全球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这不等于当下“英国”在中国眼中的国际定位完全清晰，实际上，“英国”的国际定位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中英关系性质的再判断，也正是此次英国首相访华我们要重点观察并考虑的问题。特雷莎·梅此次中国行是脱欧后英国首相第一次正式访华，虽然在脱欧之后，英国仍然宣称要坚持作为“全球力量”，将以更加开放、外向的姿态和更为灵活的方式制定外交政策，但脱欧本身表达的英国民意及其将会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也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英国是否还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能力，去扮演影响全球秩序的角色？还是会退回到一个有区域影响力的中等强国的位置上去？　毕竟，脱欧会冲击伦敦的金融地位、英国的市场前景、不列颠本身的统一及其对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而如果英国的外交行动不再能够对欧洲产生示范或刺激竞争的效应，也不再能影响美国的选择，或填充美国留下的战略空间，那么即使梅“积极争取主动”开拓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一个日渐普通的民族国家间倒不是不可能在合作上越来越密切，但难免会遇到合作空间缩小、战略意义退化的问题。那么，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是否会只剩下在市场和经贸的互相需要中产生的“黄金”？我们可以结合英国内政在未来的稳定程度，与欧盟、美国、英联邦关系如何重构等因素拭目以待。然而，更重要的待思考问题是，如果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近期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真的意味着二战之后确立的世界秩序濒临失效，众多分散的主权国家将可能重回丛林法则的状态，中国应该在这样的世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够为世界秩序提供什么样的秩序支柱和框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