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
2017年年末，美国波士顿市议会即将离任的议长吴弭（Michelle Wu），在该市公共图书馆内主持了一个论坛，让各方人士讨论：波士顿的各种雕像群中，还缺失哪种形象？据报载，历史学者苏珊·威尔森（Susan Wilson）在介绍了波士顿160年来的城市雕像历史及其背后社会理念变迁后，提出了对于当代城市公共纪念设施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谁负责选择雕像人物？由谁提供资金支持？需要使用哪里的公共空间？
当今，各种各样的公共雕塑以及博物馆已成为城市最具品格的文化装置。在有关现代国家形成历史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曾深刻揭示了这一类文化设施所扮演的复杂的政治角色。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将博物馆列为西方殖民主义民族想象的三个基本制度之一（另外两个制度是人口调查和地图），但这些并不妨碍当今博物馆在建构国家政治/文化正统性的同时，在现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中扮演其他角色，例如它在公共教育、艺术民主化中的职能，以及推动城市进步、构建市民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如在波士顿，正是在艺术家和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结束了城市雕像中只有男性、没有女性的历史。就在上面提到的市议会的论坛上，华侨研究会会长杜荣佳（历史学者，著有《1870至1965年的波士顿华人》）提出了波士顿还没有纪念亚裔人物的雕像等问题。
象征城市文明进步的文化现象之一，是出现了为纪念城市建设者而建的博物馆——尤其在那些近代工商城市、港口城市、移民城市，今天多建立有纪念在城市发展历史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者群体的主题博物馆，典型的有核心产业博物馆（如工业博物馆、海港博物馆等），工人博物馆（如劳工博物馆、工人运动博物馆、工人生活博物馆等），以及移民博物馆（有国家的、城市的，也有国别的）等，其中不乏复合主题型的，如“产业工人博物馆”、“华人劳工博物馆”等。
比如，丹麦哥本哈根工人博物馆建于1983年，原址是一个工人大会堂，现在它既是一家文化历史博物馆，又是一个艺术博物馆，同时还是一个档案馆，还用于展览、音乐会、戏剧和政治会议。其中的永久展览品都是自1850年至今反映丹麦工人阶级的文化历史展品，有些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阶级生活，有些展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有些描述哥本哈根工人阶级一个家庭三至四代的生活故事。该馆另外一个重要展览的组成部分，是每年举办2至3场关于文化历史或艺术品的临时展览，其主要艺术藏品是工人艺术协会从二战后收藏至今的丹麦艺术作品。这一类博物馆还有如挪威的工业工人博物馆、芬兰的坦佩雷劳工中心博物馆、中国台湾的高雄市劳工博物馆等，它们都是所在城市的文化名片。
如果说工人博物馆主要反映城市的变化，那么承载了各国移民群体沉重历史的移民博物馆，多少可说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项社会成就。如纽约的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就是在民权运动勃兴的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将埃利斯岛上曾经的移民站（也曾是移民遣送中心）列为自由女神像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1990年，它被正式辟为美国移民博物馆。
关于移民博物馆，值得一说的是，目前世界各国仅华人移民博物馆或纪念碑就有20多座，其中有些是华人自建，有些是当地政府及社会对华人劳工历史贡献的肯定和纪念，如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牌（由卑诗省政府拨款建成）、美国内华达州卡森市的华人劳工博物馆（纪念19世纪西部华裔铁路工人为修建太平洋铁路做出的贡献，其中有美国一家企业基金出资5000万美金）。这些博物馆的建立与华裔群体的文化认同需求有关，同时也是所在国家及城市提升自身价值高度、推进社会融合的成就。
近几年来，在中国国内的各地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以劳动者为纪念对象的城市文化设施。如天津的中山门工人新村博物馆、沈阳的工人村博物馆（生活馆）和铁西工业博物馆、吉林的劳工纪念馆、成都的工业文明博物馆（成都原有雕塑“建设者”，后被搬入了工业文明博物馆内）。一些城市曾出现以农民工为纪念对象的博物馆，如深圳的（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该博物馆由区政府拨款，内容不限于深圳）。还曾出现过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博物馆，如北京的“皮村打工者博物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由民工和社会力量共建）。这样一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变动过程中，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多样的可能性。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较，上海目前所拥有的博物馆的数量和水准，都有目可睹。涉及城市和市民历史的，目前主要有东方明珠塔下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还有涉及工人历史的纪念设施，如纪念工人运动历史的沪西革命史陈列馆。另外，曹阳新村曾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笔者期待，上海能够早日规划并建设一个与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相匹配的“城市建设者博物馆”，以此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城市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建设者致敬，为这座城市保存最珍贵的记忆，并向孩子们展示上海值得他们为之骄傲的先辈荣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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