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曼努埃尔·默隆－德汝尔(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

    分析法德过去的重大协议可以得出三点：一，1945年以来欧洲格局变化诸多，但法德协议仍是欧盟政策转变的必要条件。二，法德过去达成的协议通常是不完整的或片面的，不是真正的妥协。三，这些协议不仅涉及巴黎和柏林，还包括许多其他欧盟国家。欧元区或欧盟27国的未来不能也不该只依靠法德两国。

    战后欧洲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德二国的和解是重中之重。法国和德国长期以来对欧盟/欧元区应如何运作持不同意见，调和这些意见肯定能够使得欧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财政问题将是欧盟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欧元区体系结构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即建立银行业联盟———关于欧洲存款保险计划的讨论十分关键。另一个分歧领域在改进欧元区层面的稳定机制方面———此方面欧洲失业保险制度值得重视。上述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资金转移，尚无法确定德国新政府是否会同意这一点。法德只有克服它们在中央财

    政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才能继续代表和领导欧洲。

    过去法德的协议似乎都表现为妥协的形式，但事实远非如此。与此相反，通常是两国中的某个牵头，然后达成一个更符合其本国利益的最终协议，比如舒曼计划和欧洲货币体系。我们已经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的内容是建立单一货币。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法德协议，反映了法德在单一货币区运作上的分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欧元区出现困难，巴黎和柏林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开始显现了。

    以对过去的理想化看法为基础关注法德两国，容易导致对法德关系的过高期望。这是法德关系过去十年中未能实现进步的一个突出问题。惨淡结果与雄心壮志之间的差距导致了对欧洲项目的不满和幻灭。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的雄心勃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多年以来，人们对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未能创建完整货币联盟的不满，破坏了法德双方原本可以获得的信誉。

    我们应该承认：尽管我们欢迎法德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以及两国在重塑欧盟或欧元区上达成可能的妥协，但这并不是什么魔术，不能解决所有欧洲的问题。法德两国政府可以通过搁置一些多余的仪式性工程来提高双方密切合作的

    效率和影响力。行动要谨慎稳健：培养法德在欧洲的核心地位，但承认法德协议并不等同于所有欧洲问题的解决。

    依靠法德双方作为欧盟一体化的“引擎”导致所有其他欧盟成员国都处于边缘地位。二战刚结束时，这种边缘化是有益的。由于冲突的根源是法德，法德和解是大陆和平的必要前提。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只有六到九个成员，两个主要成员国达成协议显然加速了欧洲的合作进程。而这在现在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他欧盟国家在过去法德的一些重大协议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推进欧洲经济共同体进程中尤为明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初，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卢森堡人皮埃尔·沃纳领导下的组织起草并推动了法德和解的　《维尔纳报告》，它是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一份草案。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汇率协调争论不断时，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政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欧洲货币体系创立之前就提出了改革建议。爱尔兰和意大利以及英国都推动了1975年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会的成立。尽管英国即将脱欧，但它曾在法德之间乃至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英国政府曾在欧洲货币体系谈判中完全

    支持比利时政府，同时大力支持在1980年代完成建立单一市场这一主张。

    由此可见，过度专注法德关系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引擎，导致过去60年来各种协议的复杂性被严重忽视了。

    但是法德关系在未来依旧是重要的。这之中有历史的根源：两国和解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心；也有政治的原因：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许多障碍都源于法德意见分歧。但两国政府都应在欧盟框架内建立它们的优先伙伴关系。不管两国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单方面为27个国家做决定。法德两国政府不该只关注双方的提案，而是应该在双边关系乃至欧洲理事会内部对欧盟其他国家也开放讨论。

    最后必须提到，依靠法德两国达成泛欧盟的解决方案削弱了欧盟的民主性，导致降低最终协议的合法性，乃至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对“柏林和巴黎”政策偏好的批判。将其他欧洲国家囊括在内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消除这种批评，并有助于推进欧洲决策进程。法德曾是20世纪任何协议的基石。在21世纪，改善欧盟或欧元区功能的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法德两国，更不会是单独的德国。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韩逸轩、罗梦瑀、李舒越、傅舒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