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龙

    梁漱溟既非“学问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生念兹在兹的正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按照他本人的指引，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思考，追随他的问题意识，才能探寻其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

    梁漱溟（1893—1988）与伟大导师同年出生而稍长两月有余，亲身经历自晚清至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大事变，并参与其中，是思想史和国史研究的极佳个案。从去世后第二年到1993年百年诞辰，山东人民出版社出齐《梁漱溟全集》（凡八卷，2005年更新再版）；全集收入信函498件，准确地说，这一“全集”是“著作全集”，而非所有文字的集结。随后，《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和《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2009年）陆续出版；2017年，梁漱溟长子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往来书信761件，以重拾文字、再启思考的方式纪念梁漱溟三十周年祭。该书收录梁漱溟与政学两界相关人士和师友的私人往来书信，另有家书若干；这些私人书信原是私人交往之用，并无发表之意，公之于众，不是挖人隐私，反倒呈现出一个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梁漱溟。中国学问讲究“知人论世”，“行其所知”的梁漱溟手书就挂在梁家客厅。结合先前出版的《梁漱溟日记》（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立体的梁漱溟跃然纸上——研究者可以借助日记（写给自己）、书信（写给私交）和著作（写给大众）理解梁漱溟。

    材料既已充沛，该如何理解梁漱溟？“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39页）梁漱溟这样教育孩子，也这样自我要求。他既非“学问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生念兹在兹的正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同上，第1005页）按照梁漱溟本人的指引，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思考，追随他的问题意识，才能探寻其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

    未来中国之梦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国人已企望百年。20世纪初便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等作品问世。此后，由帝制而共和，虽然国民党政权在1927年形式统一中国，内忧外患从未停止触发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构想他们心中的“未来中国”和“中国梦”。

    1931年6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2年末，应《东方杂志》“新年号”征求梦想，回信谈及自己的“中国梦”：

    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地，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摸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1页）

    梁漱溟所言徐徐之业，当为正摩拳擦掌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就是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老中国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需要新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当时的先进分子。针对当时的诸种新生方案，贺麟先生（1902—1992）将迷信武力的称作“力治”（武力建国），并借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知识即力量”之语称自己为“学治”（抗战建国—学术建国），以“学治”之“法治”取代申韩式之“法治”，又能补充“德治”（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2页）；钱穆先生（1895—1990）也倡导“学治”，含义却略有不同——中国传统政制以考试拔取学人使之从政（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1页）。但两人显然都认为“学术者，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具”。钱先生也提倡“乡治”：

    夫五口八口之家，父子兄弟夫妇之至戚，岂有身既修，而闺房之内，骨肉之亲，犹有不齐之理。故知古之齐家即为“乡治”……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亦以县自治成立为宪政开始，而县自治之完成，尤必植本于农村……今以后将以公耕合作之新农村，为建国建政之水泥钢骨，庶乎上符传统文化本源，旁适世界潮流新趋。（同上，第159-161页）

    同为学人，梁漱溟选择乡村建设，因由和方式均与宾四稍显不同。他要以乡村入手（即不从都市入手），构造新的组织。以大小而论，“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而家太小、国太大，不若乡之大小持中。以秩序基础而论，“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都市秩序原来是靠武力维持；所以从乡村入手，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3、315-316页）。无奈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梁漱溟与师友团体无法继续在山东实验乡村建设；时势紧迫，乡村建设的事业淹没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梁漱溟“未来中国之梦”破碎。

    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枪杆子”的胜利，还取得了“笔杆子”的胜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早在1946年3月，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当年7月，吴顾毓意外到达解放区，“得能对中共的谜”有“打破的机会”，旋即致信梁漱溟，所述十一条之多，逐条对比国共两党，申明中国共产党必胜之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95-899页）。10月，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退出政界，回到重庆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1月6日，梁漱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其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同上，第77页）

    言辞恳切，虽自我定位为“远方”之“朋友”，但是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漱溟回顾1935年1月政协闭幕，周恩来转交毛泽东信函，时光荏苒，14载过去，天翻地覆，梁漱溟也没有闲下来——对他而言，“新中国”的事业并非就此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他预告两年来闭门写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行将出版，又将续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待完成后一并提交。梁漱溟虽然认为这本书也有不妥之处，“且不合于时”，但“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人看也”（同上，第222页）。“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虽然梁漱溟曾教育师友“纵有言论著作”，“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同上，第243页），但“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并不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提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内功），并想去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外力），均未得应允；随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去老解放区采风。迟至1950年10

    月，梁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载《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后，梁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主张，逐渐展开自我批评；是年，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他承认中国共产党有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这其中，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85页）

    团体与人心

    新政府使人们过上团体的组织生活并透出了人心。根据漱溟对“老中国”的诊断，这正是中国新生的关键。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大纲》，《乡村建设是什么？》，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68、375页）

    在中国以前的士人，没有团体，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还在一点：即中国士人理性开发，喜出己见，从吾所好；而不信仰一个对象，与宗教正相反……在中国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难有党团的组织。然依现在的社会运动言，亟需要有组织。所以现在组织团体，一面须合现社会的需要，一面又须无背乎中国人的心理。（梁漱溟，《谈组织团体原则》，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12页）

    梁漱溟认识到这一问题，便要“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培宽，《辑录者前言》，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页），在二十世纪古今之变的时刻，将古代本土优秀资源和近代西来先进资源结合为一，帮助中国人过上团体生活。

    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9页）

    梁漱溟想通过乡村建设组建团体未成，也没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或者说，唯有透出人心，才可能真正过上团体生活。梁漱溟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后旋即转入筹谋多年的《人心与人生》，他自承“《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大致可以代表《人心与人生》，由此关节可知，“理性”一词十分关键。漱溟《中国——理性之国》的书名“本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理性的言论而来”。“理性之最可见者，莫如吾人之不甘心于错误”，“此自觉地向上心最为可贵”。梁漱溟所说“理性”，并非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和“逻辑”，而是一种“情”。“理智”是“知”的一面，“理性”是“情”的一面。“物理”的是“理智”，“情理”的是“理性”（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63-365页）。

    中国社会文化以周孔种原因，至秦汉而收其果。特殊的中国社会结构愈见形成，人们头脑心思之用愈向社会人事用去；二千年来读书人总在说人事，说情理，偶及物理亦不深入，不成系统。（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同上，第366页）

    理性就是“平静通晓而有情”（《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乡村是理性的，而都市秩序却被利与力萦绕（许振洲，《源于生活的自由》，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88-104页）。

    在人生的晚年（1986年），梁漱溟还致信转给勉仁文学院的学生，认为吾人在世只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545页）。“谦虚谨慎”便是“恕”（梁漱溟次子“培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民服务”便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忠恕而已”正是“夫子之道”（《论语·里仁》）。“忠恕”之间，“恕”尤为重。“恕”者何？“如心”、“如人”，“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样，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62页）梁漱溟凭借忠恕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体（《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的“师友”）。

    “道统”建国与“治统”建国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时时与三事为缘：“货利之利”、“武力之力”和“义理之理”。他一生就中国问题的方案面临三次挑战，正是这三事的体现：一次是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国民党俄国化的道路，一次是走中国共产党的路。在他看来，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国道路）终究不适合于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开出新路，带领人民走向“新天地”。利与力皆身之事，唯有理是心之事（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369、373页）。与之相应，他关于“建国运动”的论述，先是选择了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又以赞扬中国共产党接续而非割裂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建国论，最后则落脚于在传统伦理与中国无产阶级精神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文化尝试（董成龙，《梁漱溟的“建国运动”》，载《跨文化对话》第37辑，第270-286页）。

    牟宗三（1909—1995）在谈及汉朝立国与立教的问题时指出：“高祖集团是材质上的开国，而贾生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第231页）引入王船山的“治统”与“道统”之论，便能理解这两种“开国”：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蠥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页）

    牟子所谓“材质开国”和“精神开国”，实际就是“治统”和“道统”，或立朝与立教，如此便可以理解梁漱溟的“建国运动”了，它既有“治统建国”，又是“道统建国”，并非只是盯着建立新政权的历史时刻——那不仅仅是某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时间开始了”）。立国而不立教，则只能穷尽智力，终究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梁漱溟，《政教合一》，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670-678页）。

    1951年12月，梁漱溟致信远在香港的唐君毅（1909—1978），告知一言以蔽之，国内情形是“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10页）。唐君毅回信：“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由齐而变至鲁，并能识取数十年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要“自觉的肯定”这一点，而非“归功于外”，才可能长久（同上，第889页）。唐君毅所谈无外乎提醒

    时人时刻记住“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今日接续这一思考的杰出代表当属作为读书人的老编辑钟叔河先生，在推动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同时，他的写作却是《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在这个意义上，唐牟梁三人便不谋而合了。

    梁漱溟自1953年9月以来，至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写成于1970年，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19页），二十年未能与毛泽东相见，1972年请托章士钊将书稿转呈毛泽东，有一附件虽未寄出，却足以表露心迹：“拙稿大旨在申论今日中国之所以巍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先导者”，“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国民族自身”（同上，第119页）。12月，梁漱溟取回书稿，26日亲往中南海西大门，此时距1949年献礼新中国已二十三年。

    有朋自远方来

    1972年，梁漱溟与冯振心（1897—1983）相晤，承蒙振心索书纪念，漱溟记书，但所记时刻却是一场外交事件——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我国周恩来总理就两国恢复邦交谈判，行将谈定，毛主席接见田中，开口便说“吵架吵完了吧！”梁漱溟的判断是：“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待人亲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同上，第188-189页）用这场外交事件记录两个私人的会晤时刻不太合乎常理，尤其是“吵架”一事，很容易让人们想到1953年毛梁二人的争吵，只不过结果并不如中日谈判一般，两人再未相见，至行文之时，已二十年之久，梁漱溟心中是否仍旧期盼重新做回“远方的朋友”？

    1976年，梁漱溟曾手书，忆起1922年冯友兰专程由美国寄来的信，其中仔细讨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73年春到梁家午饭，相谈甚久，临别时诵读《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同上，第571页；干春松，《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无怪乎冯友兰既为梁漱溟承认的“老同学”[梁漱溟从未就读北大，但1918年为时值哲学系三年级冯友兰诸生讲授印度哲学（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17、168页）]，却被《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的编者归为“有关人士”而非“师友”。

    改革开放那年，国外出版了一本有关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979）。作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42— ）曾在尼克松访华次年作为随团翻译来华，可惜当时因为种种因由无法面见梁漱溟——终于在1980年实现心愿。1980年拜访梁漱溟的，不只艾恺，还有一位在由威斯康辛大学到南京大学访学的博士生林琪（Catherine Lynch，1949—2015）；而且据梁漱溟所记，林琪在先（《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97、377页）。日后，二人的作品成为英语学界梁漱溟研究的基本读物，《最后的儒家》书名之意“取孟子说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以为梁漱溟正是“圣之时者”（同上，第630页）。林琪的作品则是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梁漱溟与中国的民粹主义选项》（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2018）。梁漱溟1980年回复林琪的信中还提及：“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庙即祭孔子处。有孔府，即孔子后裔住宅。我昔年曾访看，但闻后来被破坏，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是否有人看护。”（同上，第158页）言辞之中，耄耋老人对中国文化固有力量的“看护”之情可见一斑。

    吾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一介书生，对文化的看护便是写作，以“笔”为“鉴”，所以对书稿尤其看重。在《儒佛异同论》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梁漱溟致信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

    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80页）。

    “文革”期间，梁漱溟“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攸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同上，第399页）。

    由书稿谈及生死，这正是读书人的命数。熊十力（1885—1968）致信梁漱溟，曾提及于省吾（1896—1984）所说，“凡愿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同上，第685页）熊十力以此自比，梁漱溟不也如此？梁漱溟“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同上，第80页），许愿“吾生有涯愿无尽”，只为“心期填海力移山”，面对“人心与人生”问题，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卫一样，徐徐用力。

    梁子曾放出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同上，第1034页），1942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梁漱溟此论不是计算个人安危，而是心怀“学术建国”之志，作品未出，身不敢先死；“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同上，第1035页），是怕后人脱离语境的理解。当时不能死，因为“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同上，第406页）。他所致力写作的便是《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人心与人生》，写下书成自记：

    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之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书既已成，所以到了1976年，梁漱溟便讲，“今天事情大致完了”，“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同上，第405-406页）。

    那么在21世纪日益繁盛的中国，还有必要阅读已经作古的梁漱溟吗？反思梁漱溟有关乡村、人心与国家前途的思索，可以看到这里原就有对于未来中国之梦的关切。梁漱溟的乡约之论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完全起于民间。梁漱溟之学说或可商榷，梁漱溟之观点或有不章，却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吴飞，《梁漱溟：我的“所见仍然没有错”》，载《北京日报》，2010年9月27日）。今天，重新阅读梁漱溟，便是与他一起思考华夏大地的未竟之业。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