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之

    如王尔敏《交友当交金承艺》所言：“他的秉赋性格，我最为欣赏，可以说是坦诚开朗，纯真亲和，率性潇洒。”但以他的出身及经由胡适所荐而来的情形，多少被孤立自是难免的事。

    胡适晚年交往的年轻朋友中，金承艺是比较特别的一位。胡颂平所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月12日条记：“四点三刻光景，先生要胡颂平到他书房里，说：‘颂平，我有一件事要给你谈。’先生指着书桌上的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接着说：‘（编按：因反蒋而停刊）这三个人都要另外安排一个工作，他们公开的跟王云五、陈雪屏说明了。其中一名金承艺想到台大法学院去教书，听说一时还没有成功。他是北大的学生，我帮了他的忙才出来的。我想请他到此地来。……如果金承艺肯来的话，可以增加生产了。今天下午五时半，雷太太和金承艺来谈这件事。我想私人出钱，一个月给他一千元，够吗？’胡颂平说：‘先生到院之后没有用过一个人，为什么不把他安在总办事处里？私人出钱，他不是院里的人员，他的配给也没有的。’先生问：‘他需要配给吗？’胡颂平说：‘配给就是柴米油盐。一个人的配给也值二百元光景。’”越两日，1月14日（星期六），胡颂平又记曰：“早上，先生谈起昨天决定约‘金承艺来帮忙，他来了之后，可以督促我工作……’。胡颂平又请先生将他安顿在总办事处，使他工作起来也方便得多。先生没有答允，说：‘我私人出钱，可以不受院里用人章程的约束。他本来要到台大教书，等台大聘他时，或许他要出去的，他可能是临时工作，不必占一个名额。’”胡适之先生一生交友遍天下，识才无算，人人皆以“我的朋友/老师胡适之”为荣，但诚如李敖所说，胡适也绝不是轻易帮人介绍工作的人，何况将人引揽到自己身边，自己私人出钱。以上胡适的这些话，足以看出他对金承艺的青眼及赏识。他只是“听说”金承艺想去台大法学院教书而一时没有成功，就积极邀请他来作自己的私人助理，自己出钱，而不愿违背自己回台任“中研院”院长时“不带自己班底”的初衷。此种情谊，在胡适身上虽非第一次展现，但这份青睐与殊荣，在“胡适之的朋友/学生”中，却也是不多见的。

    金承艺是爱新觉罗皇族，1926年旧历五月生于北京，1945年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49年初办理休学赴台。抵台后参与一份半月刊的编辑，为17位编委之一。之后一度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62年远赴澳洲，任澳洲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高级讲师，1996年6月10日在墨尔本逝世，享年70周岁。

    承艺先生他们这一支是安平贝勒杜度的嫡直后人，传到金承艺，已是第十三代。杜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孙，广略贝勒褚英的长子，天命、天聪间“四小贝勒”之一，曾为镶白旗旗主。《清史稿》卷二一六“列传三·诸王二”，及《清史列传》卷三“宗室王公传三”，皆有《杜度传》。杜度殁于崇德七年（1642）六月锦州阵前，年仅46岁，他是清入关前建功至伟的几位骁将之一，征多罗特部、征察哈尔、征朝鲜、征明，无役不与；松山之役，重创洪承畴，他是最高指挥者之一，功劳仅在多尔衮之下。雍正元年（1723）诏立《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碑》，称杜度“扬威阃外，夙资克敌之功，宣力师中，允协维诚之义”，又说他“职司夫礼教，因志励乎寅清”。承艺先生的祖父讳德裕，《奉天通志》卷一九三有《德裕传》，传记说德裕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后金龙兴故都辽阳城守尉时，讲求新政，“创八旗学堂、八旗铁工厂、讲演所”，可见是位胸有抱负、思想能跟得上时代的爱新觉罗宗室。

    承艺先生的父亲讳广泰，母恒太夫人。兄弟四人，依次为：承藻、承艺、承涛、承增。承艺先生的长兄承藻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是梁思成先生的衣钵弟子，曾为北京大学建筑系教员，后长期执教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是园林建筑界的前辈及名教授，所主编《园林建筑设计》，迄今都是园林设计业的入门津逮。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杨乃济先生和北京建筑设计院的丁用洪先生，都是承藻先生在清华建筑系教过的学生，60余年后回忆起来，不约而同说“金先生的投影几何讲得真好”。承藻先生于1993年在京逝世，他是1921年生人，长二弟承艺五岁。他也是四兄弟中唯一继承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的人。他们这一支的爵位承袭，承藻先生是最后一人。

    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都能深深感受到金承艺是胡适晚年较看重，寄以殷殷厚望，着意栽培的人。胡适逝世后，胡适纪念馆筹办委员会成立，金承艺也是第一个赶来捐献建设基金的人，二人之关系及情谊非同一般。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一处提及“金承艺”这一名字时，除了前引胡先生欲自己出钱请金承艺来帮忙，胡颂平还记云：

    （1961年）1月12日（星期四）  四点三刻光景，先生要胡颂平到他书房里，说：“……上回他们请求总统特赦雷震的那封信是成舍我起草的。他们拿来要我签名。我看见那封信的字写得很好。我问是谁写的？他们说是金承艺写的。他的字很好，差不多有你这样好，我想请他来帮忙你。我有许多文件需要早点出版的，由他专门来管我的那些文件，可以早点印出来。”先生转过身来在书架上抽出一本《历代法宝记》。说：“这是韩国人金九经刻的。……他这部《法宝记》的错误很多，你看，上面都是我批校的文字，需要早日出版。还有一部《坛经》，也是花了我不少功夫，需要出版的。有了一个人专管这些事，都要钞出付印的。这两部共有十多万字。如果金承艺肯来的话，可以增加生产了。……”

    又同年1月14日（星期六）记云：

    今天下午，先生拿着《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的录稿，发现有错字，要胡颂平细细校一遍。说：“钞写不算什么，最要紧是不错。一定要费更多的时间来校对，这是需要训练的。金承艺来了之后，也要训练的。如这篇录稿里的‘史事’写作‘史实’、‘考据’写作‘考证’，这是通人的错误，最难避免的。有些因为两个字相同跳过一行了，这是最普遍的错误。所以钞了之后，一定要花更多时间来校对。”

    《谈话录》同年同月19日（星期四）亦记云：

    下午，金承艺来。先生早已准备好《胡适文存》三集和四集，里面有关神会及《坛经》等佛教经典的文章，都夹上了纸条，交给了他。说：“我预备出《神会遗集》，请你先看有关的文章，这是准备的工作。等你准备好了，再给你正式工作。我希望你来增加我的生产。”先生另外送他《神会遗著两种》及《答问杂征义》各一本。又说：“你需要什么帮忙的地方，颂平可以帮忙你。”他走后，先生说：“不晓得金承艺怎样，可以训练起来吗？”

    24日（星期二）记云：

    胡颂平向先生说：“昨晚的交通车上，严耕望和我同排坐。我们谈起先生私人出钱请金承艺来帮忙整理有关佛经方面的著作。严耕望说，先生的著作这么多，应该有人来帮同整理，早日把它出版。他强调说，先生的著作都是学术上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请人来整理，不是先生私人的事情……自己出钱请人来帮忙，未免矫枉过正。”先生说：“严耕望的意思很好。训练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像金承艺，他对佛经方面完全不懂的，现在要他来作这件工作，年纪也大了，还不知道训练得好吗？现在还在试试阶段。我过去都是自己工作，从不雇用别人，所以许多信都不曾留稿。现在还只是开端。”

    从以上材料，可见胡适请金承艺来作自己私人助理，一方面固然是解决承艺先生的生计问题，但同时实也隐喻了着意训练栽培的意思。而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编纂委员会所编《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台北“中研院”，2008）卷一“全院篇”，胡适任“中研院”院长时，“公务人员薪水之低，现在已经难以想象。胡适是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但他的正规薪水加上其他津贴，全部每个月也不过2000多元新台币，仅合美金50元而已，一般资深研究人员打个七折，也只有1400元上下。”（94页）如是，则胡适是将自己一半的薪酬用来聘请金承艺了。

    金承艺于1961年7月入职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任助理研究员。其入近史所经过，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2）1961年7月分别记云：

    [7月18日（六月初六） 星期二]探胡适之先生病，已大愈，精神甚好。胡先生提及金承艺君事，余表示欢迎其参加近史所工作。

    [7月18日（六月初六） 星期二] 上午为王聿均、刘凤瀚说明汪崇屏谈话纪录应行注意及补正之处。历时一小时。继又主持出版基金会会议。会后到胡适之先生处，商金承艺事。

    [7月22（六月初十） 星期六] 与胡适之先生商定聘金承艺为近史所助究员。

    [7月25日（六月十三） 星期二] 复福特基金会鲍大可君函。聘金承艺、贾廷诗为近史所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调整近史所办公室。下午出席师大聘任会议。

    由以上所记，可见金承艺之入“中研院”近史所，系出自胡适所荐。要知最初朱家骅任命郭廷以筹办近史所，胡适是反对者之一，胡适同郭廷以的关系并不密切，且涉微妙。《胡适日记》1955年3月26日记：“写一封信给朱骝先院长，凡四页。其中关于新设近代史研究

    所一事，我写了几百字，指出此事所以引起谈话会的建议，实因‘中研院’筹办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得史语所同仁的支持与合作，是最不幸的事。此信很不好写，写了恰好李济之来辞行，我请他看了才发出。济之说，‘先生若不说，谁肯说？’”此即同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召开的北美“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次谈话会后，围绕任命郭廷以建立近史所筹备处所引发的争议及胡适的态度。胡适于1957年7月20日致赵元任信亦谓：

    “中研院”新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处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够出来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学历。

    虽均是诚恳之词，对事不对人，但皆可想见胡适对郭廷以的隔膜及不甚了解。而胡适回来执掌“中研院”，更被近史所普遍看作不妙的兆头。如李国祁《忆量宇师》文即谓：

    此时近史所的外在形势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一方面打开了与美国大学合作之门，华盛顿大学合作计划之后，进一步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展开合作，日后并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大力支持下，取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长期资助。在外，近史所声誉日隆，远景宏大。当然因此引起本地反对人士的忌妒与眼红。而本地的情况亦产生若干不利于郭师的变化，那就是在一个星期六下午，蒋介石突然来到“中央研究院”，研究院因事先未获通知，无任何准备与接洽，令他颇为震怒。朱家骅因而去职，改由胡适之先生接掌“中央研究院”。觊觎近史所者在胡先生身边进谗，量宇师原来与胡适之先生渊源即不深，而今则关系大坏。日后竟发生郭师被迫上辞呈，胡院长欲加以批准（或云业已批准，只是尚未公布而已），使近史所再度陷入危机，量宇师的事业有因此斲断的可能。（陈三井主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2月）

    揆诸当日台北学界派系分野及彼此间人情，胡适向郭廷以推荐金承艺的胜算实不算大，但竟至成功，且效率如此之高，当是胡、郭两位先生皆出之于公，而郭廷以引进人才不拘一格所致。如李国祁即曾评价他的老师说：“郭师用人门户之见并不深，在研究工作方面，除了他的学生外，亦用了不少他校他系毕业生。在助理员这个阶层中即是师大与台大的毕业生。”（同前引，35-36页）王萍女士在2003年8月18日接受沈怀玉访谈时亦说：“他（按指郭廷以先生）不仅只是对自己的徒弟，无论是台大、师大或其他学校毕业的，他都当做自己的学生看待，不分彼此。虽然我不敢称呼他老师，但在我心目中他已经是我研究上、学术讨论会上的老师了。……魏廷朝当年是晚上在单身宿舍被抓走的，……其他例如王世流、金承艺等，都深受白色恐怖之害，也让近史所流失不少优秀的人才。所以回想起来，郭先生的胆子还真大，象是金承艺，人家不敢用的，他都敢用；还有吕士朋，他被关出监狱后，郭所长还是让他到近史所工作。”

    而在此之前，胡适亦曾向史语所所长李济推荐过金承艺，但没有成功。王尔敏《交友当交金承艺》文云：“我与承艺相识很晚，是在一九六一年间。他因结束编辑工作，而暂到‘中央研究院’，基本上他想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清史研究，但凭院长胡适的引介，也不能成功，倒是顺利的受到郭廷以所长的邀聘，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职位与我相同，做助理研究员。……承艺治学，专攻清史，并无意于近代史，以其北大出身传统背景，他是极想归于北大一系傅斯年旗下之史语所，不知何故，凭胡适院长推介，亦未能成功。他不得已承郭廷以所长之招，而进入近代史所。”（台北《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四期，55页、57-58页）

    承艺先生入近史所后，一方面参与所里的安排，确定研究方向，并参与郭廷以安排的具体工作；同时，亦不时到胡适处帮忙，接受着意的训练。其在近史所的状况，郭廷以日记尝记如下：

    [1961年10月28日（九月十九），星期六]……又夷务始末分类目录由金承艺整理，准备出版。

    [1961年11月10日（十月初三），星期五]复福特基金会函已由胡适之先生签字发出。邀王萍、王聿均、李毓澍、金承艺、吕实强、李念萱诸君商五年计划准备事项（咨询会章则，第一年预算，发布新闻）。王世流君闻已被判刑，决由近史所同人设法济其家用。

    [1961年11月14日（十月初七），星期五] 近史所讨论会，金承艺君讲同治帝建储问题。

    [1961年11月16日（十月初九），星期四] 商讨福特补助计划有关章则，由王萍、李毓澍、金承艺等起草。

    [1961年12月23日（十一月十六），星期六] 与王聿君、金承艺、王尔敏、李念萱商讨专题研究大纲。……

    从以上材料看，金承艺当日在近史所，亦蒙郭廷以看重，委以重任。近史所讨论会上，金承艺所作“同治帝建储问题”，当即是他后来《关于同治帝遗诏立载澍为帝一事的辩正》一文的雏型。而每两周一次的讨论会，被当日的同人认为是近史所自成立以后的一大特色，如王萍女士即谓：“近史所两个礼拜召开一次的学术讨论会，是创所以来持之以恒的传统，讨论会中个人所发表的文章，经过同仁之间的交叉讨论、甚至批评，把毛病都挑出来了，修正后再发表，大家受益很多。当时在讨论会上同仁们互相评论之外，最后一定是郭先生作结论，他的结论之精彩，简直让每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无论是军事、社会或边疆等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而且为我们所作的评论或结论，几乎是一针见血，令人茅塞顿开，让我们对每一种题目都有不同的收获。”（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年，130-132页）相信金承艺也曾受到郭廷以的评介及提点。金承艺自近史所辞职抵澳洲后，亦不时有信给郭廷以，如郭氏日记1964年9月8日记云：“金承艺自澳洲来信，告近况，工作亦勤。”同年12月7日复记：“金承艺来信，颇多赞美之词，并寄文稿。”从郭氏日记中的所记看，金承艺当对郭廷以有一重感恩及倚为长者的情愫在焉。

    王尔敏《交友当交金承艺》曾说：“承艺是名校北京大学出身，备受胡适院长垂爱，也与哲学家殷海光有来往，却从来不作一毫标榜，更不作妄自吹嘘。……他的秉赋性格，我最为欣赏，可以说是坦诚开朗，纯真亲和，率性潇洒。”（台北《传记文学》第一卷，第四期，56页）但因北大出身及经由胡适所荐而来的情形，金承艺多少被孤立自是难免的事，所中不少同人更是将他视作胡适安插到近史所的一个“坐探”。如王文即言：“承艺是正人君子，到了近代史所，也是认定其治学归宿，丝毫未存有北大旧门系姿态，立身行事，以近代所为立场，我是十分信任他，并结为好友，近代史所同仁，以其到所不久，来去匆匆，好像绝袂而去，原是有人怀疑他独来独往，心不在近代史所。此点我以人格保证，支持承艺的做人高洁正派。”（同上引，58页）正话反听，可以想见金承艺彼时在台湾近史所，多少是受到猜忌的。而1961年底、1962年的郭廷以辞职风波，更是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本文所有照片，蒙金承涛先生提供，特致谢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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