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是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美正式建交，改变了世界的大国格局，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历程。此举被誉为他最重大的外交成就。
该书写于2014年，正值他90岁高龄。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展现了从佐治亚州农场主到入主白宫的奋斗经历，细数任期内的重大外交事件，如伊朗人质危机、强势促成中美正式建交、敦促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和平协定等。在书中，卡特细致剖析了自己总统任内的成功与失败，讲述了卸任后如何与夫人罗莎琳创办卡特中心，继续实践人生信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与中国的关系
我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笔。早年，我当潜艇员时来过中国，这次经历燃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继而开始关注中国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与中国签订了《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然而，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对华的平衡政策，美国与台湾方面的关系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我竞选总统时鲜有谈及这一话题，但我越来越觉得美国应该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正式代表中国人民。我知道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总统外交承认的独有权力，所以我决定，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我就行使这一权力。我一上台就开始尝试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但由于我还面临着几个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而且我也不清楚究竟哪一位领导人有权代表中国政府讲话，所以并未如愿以偿。
我刚一上任，便邀请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来白宫。那天是2月8日，他告诉我，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就不会来此访问。但只要他离开，中国领导人便会尽快安排访问。黄镇与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之间存在一个误会，从中可以窥见美中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美国改变了军事战略，将战斗能力从两场半战役减为一场半。对此，黄镇以为我们是针对苏联而减少的，是在放松对苏联这一国际威胁的警惕，他对此表示不满。然而，当哈罗德指出美国取消的是针对中国的战役后，他才不再有异议。
我派到北京的联络员并不是专业的外交家，而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因为我需要的并不是伶牙俐齿的外交家，而是不屈不挠的谈判者。由于国务院有一些人坚定支持台湾一方，所以我们从未通过国务院向伍德科克传达实质性的信息。为了保密，所有的公告都是由我亲自批准并通过白宫传达的。
我派伍德科克和国务卿万斯两人分别于1977年7月和8月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协商。然而结果令人沮丧，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几乎几个月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1978年5月，我派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中国。他与中国领导人很合得来，这让伍德科克得以继续开展工作。
1978年底时，虽然邓小平头衔仍是副总理，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导人，有问题我们与他协商。我在几个基本要求上不愿妥协。当伍德科克12月13日告诉我，中国愿意接受我们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提议时，我们喜出望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和邓小平直到两天后才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对外公开了这项协议，在此之前一直保密。我当时在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十分友好，他迅速推进并接受了我们与台湾的一年期协议，也接受中国要遵守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要求。”
中美联合公报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均受到广泛欢迎，只有一些台湾的顽固支持者拒不接纳。由于美国与台湾政治经济联系紧密，我本来料想国会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宣布公报的同一周，邓小平又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变革意义深远，直接影响中美两国新型关系。邓小平很快接受了我的邀请赴美访问，当时美国人反感中国大陆的“红色共产党”形象，但邓小平却以自己的坦诚、机智和非凡的领袖气质大大颠覆了人们的看法。就对全球局势的长远影响来看，这也许是我做出的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邓小平访美期间，与我签署了多项协议，结束了两国30年来的疏远和对抗。我们探讨了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其中有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更近期的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邓小平悄悄告诉我，他准备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我对此表示反对，但他向我保证冲突只是短期的。从那时起，中国国内局势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持续保持和平稳定状态，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起了外交和贸易往来。
卸任总统后，我定期访问中国，卡特中心受邀对中国给予帮助。卡特中心曾在北京规划并协助设计了一家大型义肢厂，还在中国实行了一个五年期的项目，将特殊教育的教学方法引入中国校园。我们培训了几百名指导员，教授中国的老师如何面对残疾人群体，中国这样的特殊人群大约有5100万。
新闻媒体与国会
从任总统开始，我就决意接见国会议员和新闻媒体方面的领袖人物。在我任职的头两年里，我为全国记者团举办了41次新闻发布会。我常常邀请专门的报纸编辑和出版商以及地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新闻总监和老板，来白宫在午餐会上和我讨论。 1978年5月，我把杰里·拉夫肖恩拉入到我的工作团队中，并在他的建议下开始举办面向国家媒体领袖的私人晚宴，有时还会邀请他们的配偶。
我和罗莎琳很享受与这些新闻媒体之星进行会话，私下里，我会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
我在争取新闻媒体支持上并不成功。总统新闻报道的学术分析显示，总体而言，在两年48个月时间里，有46个月都有负面报道——唯一的例外是头两个月。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或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适应。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分析师从未预料到我会选举成功，还有一些人不能接受总统办公室里有一位来自南方腹地的统治者。
曾有一个有关我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争论，他们的结论就是我对我的基本理念不坦诚。还有，从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后，许多人对总统一直持有消极态度，也许还怀疑我们隐藏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华盛顿邮报》用一整页的漫画嘲弄我、我的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漫画中我们的耳朵里冒出了稻草，时常身处户外厕所，并把我们与猪联系起来。在我的任期结束时，一位十分著名的专栏作家写道：最终里根家族会“重建白宫的魅力”。
在我的任期内，我们安排了私人会议，与所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见面，并私下与主要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进行了会见。在最初两年内，我在民主党人士中有广泛的国会支持，但肯尼迪总是对我的提案提出反对。最难忘的一次发生在1979年，这份提案关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险计划，是我的内阁官员、经济顾问、白宫工作人员和国会领袖数月的工作结果。除了肯尼迪之外，我们得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六个主要委员会主席的充分支持，这六个委员会也都参与了它的筹备工作。该提案可以保障所有美国人不被灾难性疾病的治疗费用压垮；向所有低收入公民开放全面的医疗保健；给所有的母亲和婴儿进行全面的产前、分娩、产后和婴儿护理检查；促进竞争和成本控制；为分阶段推行普遍、全面的国家医保计划提供清晰的框架。它的总启动费用被列入到我的年度预算方案之中，并且它具有资金保证，将在四年内得到全面实施。肯尼迪议员有他自己的最佳方案，他的方案花费非常高昂，没有希望得到国会的支持，但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直参与我们的工作，直至宣布的那一周他决定反对这项立法。肯尼迪的反对是致命的，他很有话语权，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有能力阻止提案的通过。我们失去了全面提供国家医疗保险的大好机会，若想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就需要再等30年，并且只能实施一部分。
弗兰克·摩尔，我当州长时的高级助理，负责协调我和众议院及参议院议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努力成功地让国会通过了许多提案。我在国会的支持率很高，两党均对我投以大力支持。
解决海地危机
我曾多次代表卡特中心成功处理威胁和平的险情。比如1994年晚些时候，海地发生了紧急事件。领导人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于1991年被迫流亡，由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继续执政。两位领导人都希望我从中斡旋。我对海地非常了解，也分别与两位领导人有私交。多年以来，布什总统与克林顿总统都曾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让阿里斯蒂德重新执政，但均不奏效。1994年9月，克林顿总统决定召集30000美军组建部队入侵海地。与此同时，我请求佐治亚州前参议员山姆·纳恩与科林·鲍威尔将军同我一道为和平作努力，并将我们的提议传达给克林顿总统。他批准了我们去海地的计划，允许我们在他派兵前作最后的谈判努力。
在太子港，我们与集结在那里的将军们交涉了两天，而塞德拉斯将军不愿接受我的任何提议。我给罗莎琳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失败了，她说： “我听说塞德拉斯的妻子扬妮克的意见对他影响很大。为什么不跟她谈谈？”我采纳了她的建议，发现将军夫人果然是改善塞德拉斯态度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塞德拉斯是位有能力、值得钦佩的军事领袖，受到海地人民的普遍尊敬。此前，我和罗莎琳曾在阿里斯蒂德竞选期间率卡特中心观察员监控选举过程，当时由他负责维护安全。当阿里斯蒂德被罢免后，他还保护他逃过一场暗杀。
在漫长而紧张的谈判后，塞德拉斯终于准备接受我们的提议，与美国上将一起，欢迎美国部队在尊重海地军人的前提下和平进驻海地。我答应帮他和家人在其他国家找一个合意的地方生活。正当我们已明显达成协议之时，他的一个下属、准将菲利普·比安贝冲进来宣布克林顿总统已命令52架搭载伞兵的飞机从美军基地起飞，向海地方向侵入。情报来自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工作的海地人。此时我们会见的大楼被上千名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双方谈判团队匆匆从后门逃出，驱车前往总统办公室找到埃米尔·若纳桑总统、一位年迈退休的首席法官。在我和塞德拉斯向总统呈递我们的书面协议时，鲍威尔将军终于打通了白宫的电话。总统读完后说： “我理解并赞同协议中的内容，但在我签字前文件必须被翻译成法语。”我们迅速将文件翻译完，我和总统签署了协议。此时美国的飞机已飞到半路，但克林顿总统令其返航，危机就这样得到解决。根据约定，塞德拉斯将军与他的家人搬到了巴拿马。阿里斯蒂德重回海地执政，但事后证明他的领导十分糟糕，后来因受到华盛顿方面的压力被迫再次流亡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