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冈仁波齐的路》是著名导演张杨的首部文字作品，他在书中回顾了自己20年的从影历程，以及《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背后的藏地故事。传奇的经历与颇具张力的行文风格，无不展露出张杨独特的艺术观与坦诚的人生观。
张杨多年扎根西藏，几次命悬一线，只为了拍摄从内心长出来的电影。本书收录了张杨在拍摄期间写下的导演手记，以及在西藏拍摄的大量精美绝伦的图片。
选景的路
2013年11月下旬，开始为《冈仁波齐》选景和选演员。虽然这部电影没有剧本，但大概的故事走向和人物设定我已经想了很久：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五十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为什么会有这些概念？其实都跟以前去西藏时见到的、听到的朝圣故事有关系。正是由于脑海里有了这些设计好的人物概念，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按图索骥，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
我和摄影师达明、执行制片人成功、司机小姚从大理出发赶往香格里拉，那里的建筑很有特色，但选人方面不甚理想。于是又驱车赶往德钦，在德钦遇到一个家族很想参与。但非常遗憾的就是，云南这边的藏族人没有磕长头的习惯，这事跟他们的生活比较远，另外就是他们受汉族影响较大，本身藏族的特点不够明显。
从德钦拐到四川的藏区，这里的人形象上就比云南那边的藏族感更强，很多村子都特别漂亮，犹如一幅悠闲的田园风光画。村民们的关系和谐友善，颇具古风。在德荣县孜乌乡我们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小村子，也找到了几个适合的人物，但四川的康巴人进藏需要办边防证，比较麻烦，也先作为备选吧。
我们从四川巴塘进入西藏境内，在途经芒康县时，路过一个八九户人家的小村子，觉得不错，就停下来进去细看。村子旁边山上的小庙旁，有几个妇女正在吃喝玩乐。上去跟她们聊天，原来她们是在过当地特有的“媳妇节”。大家聊得很开心，她们说再往前走十公里还有一个村子叫普拉村，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下午按照指引去到普拉村，在村头小卖部坐着的时候，看到几个女人牵着牦牛、背着柴从山上走下来。人群里有两个19岁左右的藏族女孩，长得非常漂亮，是那种非常淳朴的美，脸上有着浓浓的高原红。她们正好也来到小卖部吃方便面，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其中一个叫斯朗卓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也都在，形象气质也都很好。我在小卖部门口给她们拍了张照片，后来我说想去她们村里转转，她们说离得很远，要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彼时我们都还未适应高原的环境，她们嘴里的三个小时山路，我们要走的话，且得走上一天，只好作罢。
当天回县城住下，第二天就要出发去拉萨开会。晚上翻看白天的照片，还是觉得这个在村头小卖部看到的女孩形象太好了，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她们应该出现在我的电影里。我决定先不去拉萨，要回去再看看，就算走一天也得过去。第二天我们又到了那个小卖部打探，老板说她们家其实就在仲杰组，过前面的小河就是，离普拉村镇只有五分钟车程，原来我们竟然被忽悠了。
开车到了仲杰组，拿着照片去问人，人家说她家就在村口的白塔旁边。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带着礼物找到了斯朗卓嘎的娘家。家里只有她母亲一个人在，非常慈蔼温暖。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见过面，也算是熟人了，所以今天再过来她就放松了很多。通过翻译，了解清楚了她家的情况：家中最年长者是卓嘎的姥爷旺秋，家长是父亲昂旺格松。他们家一共生了六个女儿，但夭折了两个。大女儿次仁曲珍招了个入赘的女婿叫色巴江措，二女儿斯朗卓嘎嫁给了隔壁邻居尼玛扎堆家的儿子，另外的女儿都在县城上学。
我们又去尼玛扎堆家拜访，尼玛扎堆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头绳盘着长头发，形象非常好。他的父亲刚去世一个多月，家里正在做法事。而尼玛扎堆的叔叔杨培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哥哥生前，老哥俩一直想去朝圣，但哥哥还没出发就去世了，杨培不想自己死前也有这样的遗憾，所以很想去朝圣，这正是我们电影需要的故事。
再回到昂旺格松家时，他们家的成员都在家了。昂旺格松也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再看到曲珍这时正怀着孕，这对我而言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因为我脑子里所设定的人物概念，这两家就可以凑起来四五个：老人、中年掌舵人、孕妇、小伙子等。
这个村子正是我们后来确定的拍摄地，而我们也以这一家作为突破口，逐渐找齐了电影里的角色。
深入普拉村
从2013年12月底到2014年3月，我们在仲杰组驻扎了三个月。既然《冈仁波齐》已确定从这里启程，那么“雪佛兰 · 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的公益短片就也得在这里拍摄。
这段时间，我和摄影师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昂旺格松家里，会陪旺秋爷爷喝酒，也会去尼玛扎堆家跟他们聊天，跟村子里的人见面也都打个招呼，没事的时候就闲聊几句。
公益短片讲的是一位支教老师和学生的故事，就在普拉村镇的中心小学里拍，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这儿上学。我们选了三十来个学生，然后挨个家访，看看他们的父母和家人都是什么形象，也了解一下每个家庭的情况。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大电影选人。这时候我们找到了扎西措姆。小女孩非常漂亮，很有灵气，在短片里饰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还把短片的一个主要场景安排在她家里。
因为家里盖房死了两个人，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当拍完短片后我们跟扎西措姆的父母商量朝圣电影的事情时，他们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完全是菩萨在保佑他们、帮助他们。爸爸晋美有一个朋友叫江措旺堆，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屠夫，家里很穷，也很愿意和我们去朝圣。
无形中，整个团队建立得差不多了。原来我以为脑子里设定的人物，要遍地撒网、七八个村子才能拼凑齐整，没想到一个村子就全解决了。这是我们的缘分。
短片拍完后，朝圣的队伍也确定好了，是开拍《冈仁波齐》的时候了。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拍什么。我当时的概念是：你们干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放牛就拍放牛，砍柴就拍砍柴。其实就是先用纪录片的方法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觉得有触动的地方就让他们多演绎几遍。比如他们每家都酿青稞酒，酿酒的时候总得说点什么吧，于是就让夫妻俩一边干活一边聊要不要去冈仁波齐啊，家里的事情怎么安排啊，等等。我不喜欢一上来就给观众一种情节剧的感觉，我希望看到的是生活本身的质感和元素。
当然也有一些戏份要靠捕捉。比如春节时候他们会赛马，那是一场盛会，不可能专门为你组织，那就只能把一场戏安排在这个环境里抓拍。还有的戏份像生小羊，只能提前跟演员说好这场戏的内容，然后架好机器等待。
我们在村子里待的这三个月（中间还和他们一起过了春节），最重要的工作是寻找这部电影的气质和拍摄方式，包括和演员的沟通方式。除了扎西措姆的爸爸仁青晋美开过长途车，会说几句汉话，别的人一句不会，因此我们至少要有两到三个翻译。然而那个地方连大学生都很少，我们的翻译就是两个刚上中专的学生，普通话也不太标准。基于此种情况，我们拍摄的一般过程是：我先通过翻译告诉演员大概的意思，他们就聊天，组织语言。翻译翻过来给我听，话多了就精简，漏了内容就补上。拍完一遍后就看回放，让翻译整个说一遍，查缺补漏。直到三个月后上路，我们才找来了一位懂芒康话的藏族副导演。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渐渐熟悉了他们说话的节奏和律动，很多时候，自己就能看出来是不是说错了、磕巴了，等等。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有意思，如果是演别人，他们可能会不好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演，但你让他们在镜头前做自己，他们就没有负担，非常放松，很快就能适应在摄影机前的生活。
刚开始时，斯朗卓嘎和扎西措姆还有点害羞，老看镜头，我们就不断提醒她们。你会发现当他们慢慢地适应之后，摄影机就不再是一个闯入者，而像是一张方桌、一个暖瓶或者一盏灯那样的普通物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忘掉”了摄影机的存在，在镜头前也自然、活泼起来。这正是我想要的。
比如里面的尼玛扎堆和昂旺格松，这俩人特别放松，他们在镜头前的沉稳性和节奏感非常到位、自然。我觉得专业演员里都没有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我跟摄影师看的时候，觉得这完全就是罗伯特·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在飙戏啊，当时觉得非常幸运，选得太对了。
当然这东西需要去碰的，不是说随便拉一个人就能演，这种电影，对导演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选演员。如果选得不对，一旦上路了就不可能回头，也不可能重拍。
所以对我来说，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符合我的设定，另外就是观察他们的表现力和塑造力。这种观察就是在考验导演对演员的调度能力和对生活的敏感度，这也是作为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