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君波

    上海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除了知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外，还包括世界、大东、开明等机构。前几年笔者参与筹建出版博物馆，深感收集和保存上海出版史料的紧迫感。

    今年系沈知方先生创立世界书局100周年。这个书局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上海留存下来，但是在民国时期，它是一家很重要的机构。1992年我在朵云轩工作时，今台北世界书局的董事长阎初来找我谈合作，也说到了世界书局重回上海，比如在朵云轩恢复的可能，这引起了我对世界书局的关注，而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阎初的父亲阎奉璋先生又告知一些世界书局往事。奉老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6年毛主席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他是亲历者，后任国民党中常委。我从奉老口中知道的，包括上海外文图书公司福州路的大楼和新华印刷厂都是昔日世界书局的产业，阎家在台北从成舍我先生手中买下了世界书局的股份，对这段历史就比较关注。

    另一处信息来自刘冰，即洛杉矶长青书局创始人、爱国侨领。1980年代起，朵云轩与长青书局过从甚密，我们在洛杉矶的书展和画展，大多在长青文化中心举办。刘冰先生的父亲刘雅农先生，其人生的重要经历是受世界书局之聘于1948年2月去台北开设分局，直至1961年退出。刘冰先生1955年也入世界书局工作，于1966年离开。刘家两代在世界书局供职，知道很多“活”的史料。近年，刘冰先生年事已高，抓紧写了四万多字的史料，弥补了以往的不足，而我是这些文章的读者。

    去年以来，我阅读了有关世界书局的50余篇回忆文章，对世界书局的历史有了一点认识。一是上世纪20年代曾与商务、中华并称民国教材出版三大机构；30年代与商务、中华、大东并称中国四大书局。二是建国以后有的文章提及世界书局，大多只说它出版鸳鸯蝴蝶派小说和低俗读物，没有系统研究和肯定它的学术出版、教材和工具书出版，也没有提及它的进步出版事业。事实上世界书局在大陆出版图书5500余种，联系作者一千余人，好书不胜枚举。包括1928年到1933年出版的“ABC丛书”153种，1947年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影响很大。三是对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有了一点认知。以往比较多的是讲他作为商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出版物将其定位于民国十大出版家。而事实证明，沈氏在文化和出版领域有开拓之功。他190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深得夏瑞芳先生赏识，认为此人潜力无限。后于1913年加盟中华书局，与陆费逵先生搭档，促使中华异军突起，在出版和开设分局上功勋卓著。但他又受到排挤，于1917年出来创办世界书局。

    刘冰先生认为他在世界书局有三大策略：一是用大众读物积累资金，二是以教科书奠定书局出版地位并兼顾其他，三是以出版经典图书铸就品牌。沈知方的经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出新，引进现代出版理念，如一匹黑马冲进业界，引起商务、中华等大小书局的变革，促进中国书业的发展。

    他是一个重商的人，曾经为了竞争，他让人仿照别人的畅销书出书，引起官司。然而，在辛亥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变和抗日等大事上，又能重义轻利，立场鲜明，保持大节不亏。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丰富的出版家。历史确实是复杂的，人物也是多元的，当我们把人物放到历史环境中做多方面客观分析，才会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