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

    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读者，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普及小丛书。较之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为早，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

    一个正在淡出民国出版史的书局及其书局创办人

    世界书局曾经是民国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的三大出版社之一。但是这些年来研究出版史的重点大多聚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曾经风云一时的世界书局正在渐渐淡出民国出版史研究者的视线，据笔者眼界所及，迄今世界书局至今既无一本图书书目，亦无专门讨论世界书局的学术论著，早期《全国文史资料》上有十余篇世界书局老职工，如朱翊新、刘廷枚、胡山源、程小青、邱中和、刘季康的人回忆文章，朱联保据说编有《世界书局资料汇编》，但至今似下落不明。真正属于研究论文的少之又少，从1987年朱联保的《上海世界书局历年大事记》到2016年范军等所撰的《论民营出版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营的影响——以上海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为考察中心》，中国知网上能查到的近30年来以“世界书局”为题的论文不到20篇，硕士论文仅2篇，博士论文则0篇。同样，以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一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0年以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4篇，且都非专门性的研究论文；硕士论文2011年至2016年有4篇；博士论文也是0篇。这些信息虽然不能说完整，但大致反映了学界研究世界书局及其创办人的一般状况。

    沈知方（1882—1938），这位具有敏锐市场嗅觉、聪明能干的浙江绍兴人，1900年在商务印书馆当跑街，同时他又与王均卿创办了国学扶轮社，该社1911年出版的黄人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辛亥革命成功后，沈知方与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推出新的民国教科书，一度曾使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华书局副经理的沈知方由于过多订购纸张，造成经济周转不灵，遭到董事的攻击，为了躲避洋行的索款，被迫离开中华书局，隐居苏州，甚至诓称已经病逝。1917年他又偷偷地以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和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书籍，实践证明，用世界书局的名义出书销路较多。随着社会上知道世界书局的人越来越多，沈知方觉得“世界”这一名称有全球之意，比中华只是一国的名词范围更大，于是之后出书只用世界书局的名义了。 

    “红屋”规模

    世界书局最初被沈知方个人非正式使用过，最早以“世界书局”名义推出的可能是1916年私自刊印的向恺然（不肖生）《留东外史》。大约在1920年5月正式建局，发行图书， 1921年沈知方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正式以“上海四马路中市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发布广告，称“优待全国学界，新书只售对折”。 世界书局最初的地址在上海四马路昼锦里口对门萃秀里，1920年8月27日起迁往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自称“四马路红屋世界书局”，时人简称“红屋”，与该局推出的严独鹤创办的《红杂志》《红玫瑰》杂志等遥相呼应，颇受世人瞩目。

    初期设有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等，可谓规模初具，在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还设有编辑所、印刷厂，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全局共有职工百余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李石曾到上海接管世界书局，并招收新股，改选董事会，由杜月笙为董事长，李石曾担任总经理，1949年上海解放，成立历史管理委员会，因涉及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军管，至1950年停业，世界书局前后延续了约30年，前后共出书约5580余种。 

    初期经营的岁月里，由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之后也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以及商业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适应了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颇受学生的欢迎。此外也出版了一些名人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20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读者，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

    性。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普及小丛书，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其中有《市政管理ABC》《都市论ABC》《市政组织ABC》等，较之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为早，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据笔者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前后已经推出丛书多达35种，除“ABC丛书”外，还有“文化科学丛书”、“文化史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学艺丛书”、“国学丛书”、“社会学丛书”、“经济学丛书”、“农村生活丛书”、“新教育丛书”、“教育丛书”、“国语注音符号丛书”、“国语会话丛书”、“中国历代文粹”、“现代新文库”、“世界百科全书”、“新国民丛书”、“生活丛书”、“成功丛书”、“实习指导书”、“实用技术丛书”、“研究丛书”、“提要丛书”、“考试准备丛书”、“畜牧丛书”、“写真国术丛书”、“警务丛书”、“实用宝鉴”、“民众万有丛书”、“烂熳派丛书”、“文艺丛书”、“玫瑰丛刊”、“红皮小丛书”、“唯爱丛书”、“儿童文艺丛书”等。 这些有质量的丛书，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

    和近代不少具有规模的出版机构类似，世界书局初期也附设杂志，著名的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世界书局与众不同的是，还设有专为书局融资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左右，沈知方借此银行吸收社会游资，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出售获利，但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

    民国教科书市场的三家鼎足之一

    我们讲世界书局曾经是近代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的全国三大出版社之一，主要是指教科书的出版。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巨擘， 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推出小学教科书。据1930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上海教育》月刊第12期内《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一文调查，仅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所用书的国语、算术、常识、自然、卫生、公民、社会、历史、地理等科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国民书局四家总计2734种：使用商务版教科书的有881种，占32.2%；使用中华版的有546种，20%；使用世界书局版的有874种，32%；使用国民书局版的有433种，15.8%。可见，在民国教科书出版激烈的竞技场上，世界书局仅稍弱于商务印书馆，仍能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的垄断局面，以成三家鼎足之势。

    世界书局的世界名著翻译

    抗战以前，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经史子集古书，同时也译刊世界名著。如1929年9月至1933年3月世界书局推出有“世界名著丛书”，收入有张竞生译《卢骚忏悔录》，傅东华译Upton Sinclair的《人生鉴》，徐蔚南译法国法兰西著的《女优泰伊思》，钟兆麟译美国爱尔乌德的《文化进化论》，马复、李溶译美国鲍特的《近代教育学说》，李浩吾译美国史坦利·荷尔的《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其中以张竞生的《卢骚忏悔录》最为出名。1931年10月至1937年3月间，世界书局还推出了有影响的“世界少年文库”，收入各种少年名著译本47种，其中有柯蓬洲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学校》、法国雨果的《少年哀史》；远生译的凡尔纳的《十五少年》《西藏故事集》；彭兆良译《格林童话集》《鲁滨孙漂流记》；谢六逸译《日本故事集》和《罗马故事集》；杨镇华译英国金斯莱的《水婴孩》、英国吉卜林的《原来如此》；董枢译法国缪塞的《风先生和雨太太》、美国奥斯汀的《浦劳小姐》；徐蔚南译《印度故事集》、海克督马六的《孤零少年》；吴景新译《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等，不少译本多次再版。其他还有苏信译《俄国名剧丛刊》一套、贺之才译《罗曼罗兰戏剧丛书》一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参见拙著《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世界学典的编刊

    1931年世界书局因业务扩大，增添了大批印刷机器、照相制版设备和铜模、雕刻工具。特别是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却是房价下跌，出版物销路受挫，资金周转不灵，被迫抵押房地产给金城银行，又由于押款到期，只能向当时在金城银行有资金、又对出版事业颇有兴趣的李石曾求救。李石曾当时正计划开展“世界学典运动”，继续刊行《世界》杂志和推出《世界百科全书》（World Encyclopedia，后改称《世界学典》），1934年，李石曾同意用世界社预备投资代表团名义，与世界书局签定了投资50万元的合同，但只答应先交一成5万元。并要求占有董事、监察席位半数以上，从而控制了世界书局。在世界书局的股东大会上，推举投资代表团张静江为董事长，李石曾、吴稚晖为董监事。并要求沈知方辞去经理一职，改由陆高谊（1899—1984）担任。为了世界书局的生存，沈知方忍痛接受了这些条件，改任监理。1942年李石曾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世界学典引言》，计划筹设“世界学典合作社”，聘请世界一流学者充当学典的撰稿人，并以世界书局为印刷机构，中国学典包括《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并计划编撰《朝鲜学典》《民众学典》《妇女学典》《青年学典》《儿童学典》等。（参见拙作《李石曾与〈朝鲜学典〉的编纂》，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编《二十七年血与火的战斗：纪念韩国离市政府成立80周年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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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出版史上，世界书局不仅在教科书市场上与商务和中华鼎足而三，而且还是民国时期世界名著翻译的重要推动者，也曾经作为李石曾“世界学典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除编撰《世界学典》中文版外，还首先筹划编纂《朝鲜学典》，作为推动朝鲜独立运动的重要文化工作之一。1927年世界书局率先出版了抗日御侮反侵略的著述：如支恒贵所著记述甲午战争起日本对中国东北、内蒙侵略的《日本侵略满蒙史》；陈彬和所著记述19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程中行的介绍中国与英、俄、德、法、日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各国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等书。1931年东北沦陷，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世界书局在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页1-2）上，刊登了马相伯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痛改前非、共赴国难、自赎自救、复兴邦家》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日寇，并刊印了日军入侵的照片。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贡献，还是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而言，世界书局都堪称一个不应为学界遗忘的出版机构，作为书局创办人的沈知方，在民国出版史上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忽略。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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