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
目前可循的刘海粟最早影像记录是拍摄于1913年的侧身像。照片以鹅蛋形的相纸框压裱，照片的右下角有“Ah Fong”的字样，是在当时上海著名的阿芳（兆芳）照相馆拍摄的。照片背面题有简体的“癸丑三月 18岁”。这是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的第二年，照片里的少年风华正茂。此后，摄影流行与普及，刘海粟亦声誉渐隆，使他获得了更多被关注、被拍摄的机会。
刘海粟美术馆对刘海粟影像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约始于2005年。从公共空间的影像记录到家庭空间的影像记录，照片中的空间转向也提示着我们对于艺术家的研究和观看的另一个面向，从个人生活和微观历史的角度来阅读刘海粟。在大量的照片与文字资料中几乎找不出刘海粟对于摄影这门新艺术染指的痕迹。他好像始终是一个被拍摄者，大量的被拍摄经历似乎激不起他对主动拍摄行为的兴趣。
目前发现的刘海粟最早的家庭合影是1918年清明他与常州父亲家庭的合影（图1），这是至今看到的唯一一张他与原生家庭的合影。照片由纸质装裱，并题有篆书“喜惧图”。但因何而喜，因何而惧，由于题写的字迹太小看不清楚。照片左下角有“上海兆芳照”字样，应与1913年拍摄那张侧身像的“Ah Fong”同为一家。照片中，刘海粟的父亲端坐前排，着中式的对襟袄与长衫，典型的江南乡绅模样。刘海粟则为打领结、着西装的西洋派头。在刘海粟的早期影像中，他基本是西式着装，不常戴眼镜。在1926年的一张照片中，刘海粟的装扮更是用心：头戴礼帽，身着西装，臂搭风衣，手持斯迪克。照片体现了刘海粟对“五四”以来推动的西方文化艺术的倾慕与追随，以及对自上海开埠以来培育起的现代生活方式的热衷，可见其形象塑造与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近两三年，从新加坡刘抗家庭陆续传来关于刘海粟早年欧游期间的家庭影像。刘抗是刘海粟在上海美专的学生，后留学巴黎。刘抗所拍摄的照片，包含了许多刘海粟与第一任妻子张韵士、儿子刘虎和友人们一起在旅途或画室中的私人留影。这些照片相比刘海粟拜访巴黎美院院长贝纳尔、雕塑家兰道夫斯基等时合影的工整构图和讲究的身体姿势，显得放松随意。比如，他与张韵士在树林边的合影。两人皆是当时欧洲的流行装扮（图2），特别是张韵士头戴宽沿礼帽，留着卷发，身着连衣裙，匹配着刘海粟中国艺术名流的身份。跟随父母来到欧洲的刘虎，此时约莫12岁，他也经常出现在父母与友人们的合影中。在一张家庭合影里，刘海粟与妻子难得都着中式服装，刘虎少年学生打扮，依偎着母亲（图3）。携家眷与朋友一起的旅途中，刘海粟的三口之家常常错落地站在朋友间一起合照，很少看见只有他们三人的全家照。集体旅行为这个摩登家庭留下许多影像，大概是刘海粟这段婚姻中家庭留影最多的时期。第一次欧游回来，二人家庭解体。
很快，刘海粟与学生成家和结婚，开始第二次欧游。关于这次欧游我们能看到的影像基本是刘海粟与成家和在社交活动中的留影，几乎没有找到私人合影。相较于张韵士的着装，成家和穿得更为隆重（图4）。抗战爆发，夫妻分居，两人情感出现裂痕，这段婚姻没有留下多少家庭影像。
直到刘海粟与夏伊乔结婚，家庭的氛围才重回刘海粟身边。刘海粟在复兴路故居存留的相册被抽掉了许多照片，打乱了原先版面的互文关系和叙事结构。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大量家庭影像，大都拍摄于复兴路寓所的各个家庭空间，从客厅到书房，从户外楼梯到楼顶阳台。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是刘海粟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岁月。令人吃惊的是，从照片来看，那时刘海粟的家庭生活依然体面端庄（图5），家庭空间依然保持着浓郁的艺术气息。如果读过刘海粟的传记，听到过他的家属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再看这些照片，就更能理解刘海粟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1952年，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专，先迁往无锡，随后定校址于南京。刘海粟仍然被任命为校长，并被安排深入生活，去各地写生。他与夏伊乔的三个孩子尚年幼。刘海粟在外出写生时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拍照留影。这时的刘海粟喜欢带着贝雷帽，这样的帽子好像一直都是艺术家的象征。照片中画家不仅自己带着贝雷帽，而且还给尚是孩童的儿子刘虬也戴了一顶同款的帽子，父子的情感好像由同款的贝雷帽连接起来。在另一张家庭合影中，刘海粟带着贝雷帽双臂各搂着一个儿子，左边的是小儿子刘虬，看年龄还在幼儿园，也带着贝雷帽，右边的是三儿子刘麟，已到了小学高年级的年龄，带着八角军帽（图6）。父子间的着装差异提示着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随着人生逆流的开始，贝雷帽消失了……
刘海粟家里种着许多兰花、铁树和昙花等。赏花是刘海粟家庭中一项富有仪式感的活动。1960年代的某个夏夜，家中的昙花开了，并蒂两朵，刘海粟携妻子夏伊乔、女儿刘蟾一起夜赏昙花，并留下三张合影。照片的拍摄从布光、构图到人物神态都十分用心。刘海粟一家为等待着昙花的开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一次精心的摆拍留念。刘海粟与夏伊乔是侧身拍摄，刘海粟坐在沙发上，夏伊乔坐在沙发扶手上，两人微微昂起头注视着垂挂下来的花朵，这样的姿态稍显僵硬。刘海粟、夏伊乔分别与刘蟾的合影则放松些。只是刘蟾（家中最小的女儿）在与父亲赏花时，表情有些严肃（图7），而和母亲在一起时神情自如许多。这对年龄差距较大的父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不太频繁。赏花历来是文人士大夫们生活中的闲情逸趣，在沉闷压抑的生活中仍旧保持这样的生活格调，大概具有不妥协的象征意义。
这样的家庭相册既是对艺术家日常生活的展现，同时也是一种遮蔽。这些照片很少有文字的注释。乍看起来，照片里的情景明了直白，然而再一细想却似迷局。照片既为读者揭开了刘海粟在艰难岁月里的日常生活，处处充满着与社会环境不合拍的家庭温情与品格趣味，也回避了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照片中的生活既是确实发生的，也是可营造剪辑的。如果说，在人生得意时，摄影对刘海粟而言是在公共媒体中塑造、宣传自己的有效方式；而失意时被逼退回狭小的私人空间，照片也许是暂时忘忧、装扮现实生活的镇痛剂。
（作者单位：刘海粟美术馆学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