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沈知方祖父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沈复粲，拥有鸣野山房藏书楼而名重越中，编著有《鸣野山房汇刻帖目》等。其父沈锡卿乃是蔡元培的私塾老师，学养深厚，著称学界。诚如沈知方自述：“家本世儒，有声士林，世鸣野山房所藏，在嘉道间已流誉东南。”
如果把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中华书局的陆费逵确认为出版业的领军人物，那么，世界书局的沈知方无疑也应列入其中。
沈知方（1883—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其祖父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沈复粲，拥有鸣野山房藏书楼而名重越中，编著有《鸣野山房汇刻帖目》等。其父沈锡卿乃是蔡元培的私塾老师，学养深厚，著称学界。诚如沈知方自述：“家本世儒，有声士林，世鸣野山房所藏，在嘉道间已流誉东南。”因此，沈知方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书香熏染，青箱相伴，知道书为立身兴世之本。可是在清末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中，沈知方的家道很快衰败，仅靠薄田数亩及在县城仓桥头摆书摊勉强度日。为了分担家庭的困难，年仅16岁的沈知方就去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后又去了余姚玉海楼书坊。
1899年，17岁的沈知方来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入广益书局工作。由于从小家拥藏书，耳濡目染，因此他对图书的出版发行颇有感觉与悟性。慧眼识才的商务总经理夏瑞芳对他颇为欣赏，他于1900年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被聘为营业跑街，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作为出版人的生涯。尽管营业跑街相当艰苦卑微，但这是出版人最接地气、最不可缺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他探访各类书坊书局的业况，了解不同书商的经营之道，熟悉城乡读者的阅读喜好，这为他日后在图书出版业的崛起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储备了丰富的经验。
沈知方对于图书出版的营销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和有效的推销术，并对各地营销渠道了然于胸。夏瑞芳提拔他为发行所所长，这并不能使胸有大志的沈知方感到满足。1912年1月1日，原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陆费逵宣布成立中华书局，随即陆费逵力邀沈知方加盟中华，并请他担任了副经理的要职，这使正处于而立之年的沈知方大显身手。他于民国初年策划推出了《新中华小学教科书》，新教材随着新生的民国迅速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为中华书局赚取了宝贵的第一桶金，使其一跃成为可以和商务抗衡的大型出版机构。
有着出版追求和书业理想的沈知方，终于在1917年正式创立了自己的书局，并颇以豪迈的气魄及开放的视野冠名 “世界书局”。这位历经了商务、中华后的出版奇才，正式掀开了他“世界书局”的创业史。
沈知方于1917年开始自立门户，创建世界书局时，当时的上海滩上已是大小书局林立，出版群雄逐鹿，特别是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实力雄厚，风靡一时。世界书局尽管仅有100多名员工，但已设有总务处、编辑所、发行所等，对商务、中华形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
当时沈知方聚集的精英群体包括李涵秋、胡朴安、于右任、李叔同、夏丏尊、严独鹤、陈望道、胡适、程小青、傅东华、杨贤江、张恨水、周瘦鹃、沈雁冰、丰子恺、郑振铎、曹聚仁、林汉达、王亚南、赵景深、徐渭南、孔另境、郭大力、朱生豪等，这批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都正当年富力强，极易发挥各自的优势。如请李涵秋、夏丏尊、严独鹤、郑振铎、孔另境、程小青等擅长文学创作者创办了一系列民国流行刊物。
此外，世界书局还出版了一批人文学术专著，包括刘大白的《白屋文话》，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因明学纲要》，茅盾的《现代文学杂论》《近代文学面面观》，于右任的《右任诗存》，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顾仲彝的《仲彝戏剧丛刊》，赵景深的《小说戏曲新考》，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等，这些著作日后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著。沈知方还请了擅长翻译的学人帮忙，出版国内外各类著作，如王亚南、郭大力译的《欧洲经济史》，郭大力译的《经济学大纲》，徐蔚南译自莫泊桑的《她的一生》，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陈天放译自卜迦丘的《十日谈》，张竞生译的《卢骚忏悔录》，程小青等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另有《英汉四角辞典》等一系列工具书，可见世界书局已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构成和图书谱系。尤其是《英汉四角辞典》，当时的大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而《中国药学大辞典》共印了27版。
历史地看，沈知方作为世界书局的掌门人，在当时与这个知识精英群体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夯实了立足根基，提升了竞争之力。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唤醒了国民对知识的渴求，西风东渐思潮激励着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和对“德先生”、“赛先生”的了解需求。沈知方从1927年起搞了一个大策划，由著名文化人、精通中西学术的徐蔚南主编一套大型系统“ABC丛书”，从1928年面世至1933年结束，共计出了154种，164册，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数学、科学、工程乃至路政、市政、卫生、体育、军事、演说等24个门类，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丛书。而且每本均由当时著名的中青年学人撰写，文本则按沈知方的要求，深入浅出，晓畅易懂，比如刘麟生的《中国文学ABC》、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胡朴安的《文字学ABC》、茅盾的《小说研究ABC》、胡云翼的《词学ABC》、夏丏尊的《文艺论ABC》、吴梅的《元剧ABC》、林汉达的《英文文法ABC》、丰子恺的《构图法ABC》、俞寄凡的《色彩学ABC》等，并分为精装本和普及本二种。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即成为畅销书风行南北，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青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后，沈知方将丛书的出版列入了世界书局的长远规划，和商务、中华形成了既有竞争，又有互补的格局，这无疑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构建是有意义的，对社会大众知识的吸纳更新，观念的转变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时代文艺丛书”，这是继“ABC丛书”后，又一套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大丛书，至今还在影印再版。这套丛书的作者和作品有：尹雪曼的《战争与春天》、罗烽的《横渡》、柯灵的《掠影集》、萧红的《马伯乐》、李长之的《苦雾集》、巴人的《扪虱谈》及屈轶译的《和平》、冯夷译的《孤独》、齐明泽的《实证美学基础》等。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书局编辑临危受命，通过这套丛书来反映时代的呼唤。丛书《序言》旗帜鲜明地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为群众而写作、歌咏、演奏、呼号，以迎接一个光明的大时代到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在孤岛上海、沦陷区及大后方，都极大地振奋了民心。
在图书出版市场，教科书历来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教科书的出版对国民知识的普及、社会文明的促进及人文素质的提升，都有着重要而现实的意义。特别是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上海的初等教育发展很快，市立和私立学校数量迅速增加。这也就为教科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天地，而且上海出的教科书也极受各地学校的欢迎。但从民国初年起，上海的教科书一直是由商务和中华垄断，其他的出版社、书局都无力叫板。
沈知方将眼光瞄准了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他请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为教科书总审定人，并在教科书上印上他的名字。另外，他又请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马邻翼、黎锦熙等审读评述，使其教科书具有权威性。同时，为了打造教科书的社会品牌与质量，能反映新思潮、新理念、新知识，沈知方不惜以高稿酬聘请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如请吴研因主编《国语新课本》，薛田汉主编《算术课本》，胡颜立主编《自然课本》，陆步青主编《国民英语课本》等。自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学制课程纲要》后，沈知方请范云六主持，特邀请了朱翊新、魏冰心、董文、秦同培、载渭清、杨喆等专家，历时二年，认真地编辑了一套《新学制小学教科书》，以其严谨、精当、独到而获得教育界好评，被各地小学普遍采用。其后又出了《新主义小学教科书》《新课程小学教科书》及中学教科书，从而使世界书局后来居上，超过了中华书局，成为继商务后第二大教科书出版书局。在销售上沈知方也进行了改革。开学前他派人到上海及外地各初高级小学发送订书单，并及时送到教材，学期结束后按七折付款。以往小学生的教科书都是自备的，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使学生和学校都得到了优惠。在发行上，沈知方更是接地气，商务、中华的发行是在全国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发行所，而世界书局是在全国设立特约经销点，并一直延伸到县乡，给经销处赊账经销。种种举措，使世界书局的发行极为成功。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日军占据了世界书局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将原存总厂内的图版书籍大部分毁掉，部分珍贵的图书运往日本。特别是著名的宋词专家胡山源编的《全宋词集》，已排好一千多页，纸型亦被毁坏。日伪还找到沈知方，威逼利诱地提出合作要求。沈知方断然拒绝。1938年11月3日，日伪特工在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炸死职员汤永琴，炸伤职员朱龙德。重病在身的沈知方知道后，依然坚守立场，要求家人在任何情况不得与日伪合作。1939年9月，57岁的沈知方病逝时，几乎一贫如洗。可贵的是，他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在世界书局成立百年之际，追忆往事，评述功业，既是对世界书局出版前辈的致敬，也是对近代出版史实的补充。
（作者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