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拓者、先锋者，他是播种者、奉献者。他扎根祖国大地，用一生奉献滋养生命的泥土，用赤子之心播种未来。
昨天下午，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教卫党委、复旦大学党委共同主办的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钟扬的妻子、同事、学生，以及采访过他的记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钟扬的突出贡献、感人事迹，宣传、弘扬钟扬的崇高精神和作为一名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采。
在我心里，你永不会远去
钟扬同志妻子、同济大学教授 张晓艳
这两个多月来，所有的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会说，张老师，你必须坚强。是的，我必须坚强，而且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强。
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在去银川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很快，他就从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消息得知了事实。他在QQ空间悄悄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我想，钟扬离开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儿子在网上的留言，“爸爸，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钟扬出意外的那一天，如何让家里的老人接受这个事实，我做了最周密的考虑。然而，当天傍晚，钟扬爸爸还是收到了一位老同事的手机短信———“请二老节哀”。最后没有瞒住老人，他们从武汉打来电话，嚎啕大哭。我对老人说，钟扬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我当初选择了他，也是看中他是有志向的人，他心怀伟大事业。
我和钟扬1984年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钟扬是学无线电专业的，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来和大家分享。后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将计算应用于荷花分类的研究，没想到这个工作，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植物学的研究中。
九十年代初，我们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很少，但是钟扬从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会带一些彩电、冰箱，而钟扬把我们攒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捐给单位。我们一起去提货时，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他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复旦大学的陈家宽教授找到了他，希望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当时钟扬刚刚30出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但他一直有一个教师梦。他经常开玩笑说，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注定要成为老师了，因为他妈妈在生他的前一个小时，还在给学生上课。那天晚上他回家后很激动，觉得自己的梦想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陈家宽老师的邀请。
到上海后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迎来了我们的双胞胎儿子。关于孩子的培养，我们曾有一个约定。钟扬说：我确实不是很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以前，你就多管一点；15岁以后交给我来管。
后来钟扬成了援藏干部，孩子照顾得就更少了。我当时宽慰自己：等他三年援藏期结束，回来后，情况会越来越好。可是每一期援藏结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的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2015年，他有过一次脑溢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钟扬刚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那里连硕士点都没有，他对我说，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心血，付出牺牲的。对孩子的培养和付出，钟扬虽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逃避父亲的责任，而是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那也是他的责任，更大的责任。
今年9月9日，是孩子们15岁生日，他给在山东的小毛定了蛋糕。因为下午西藏大学的同事过来开会，他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过了个生日。他非常高兴地说起，西藏大学生态学科上了“双一流”，这是很大的荣誉，是西藏的第一个。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开创性的工作，真的像一个襁褓里的婴儿，长成了伟岸的男子汉，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西藏工作16年，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
在钟扬走后，我在家整理旧照片才发现，我们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已经是12年前了。虽然钟扬陪伴我们的时间很少，但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始终是紧靠在一起的。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他也会在孩子很多关键的问题上进行引导。出意外的前两天，他给大毛发了指导科创活动报告的微信，这是他发给儿子的最后一条信息……
回首33年，从与他相识、相爱，直到今天，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直到我们在这里缅怀钟扬，我依然感到，他并没有远去。钟扬还在的时候，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仍然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是啊，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我们家人准备把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我想，这是我们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希望看到的。
扎根大地的初心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在我11年的记者生涯里，采访过的人有很多。而钟扬，就是那个让我采访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了的人。
我是2015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钟扬，在复旦大学8号楼，研究生院的院长办公室。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午后时分。从攀上海拔6000多米的雪原采集种子，到十多年坚守开垦西藏的高原生态学科，从学术援藏如何常态长效，到怎样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次采访机会是从死神手里抢来的。就在三个月前，他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可在医院才住了13天，他就迫不及待溜回了学校。
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要不然你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找到我的。现在正是在西藏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在那里。”
16年，是钟扬生命的三分之一，也是他为祖国雪域高原献出的时光。他本可以在上海过安宁的生活，同样可以教书育人，更可以陪伴家人，但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艰辛道路。
他的学生告诉我，“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大家都提出质疑，阿里太高、太苦，物种又少，辛苦一天也只能采几个样，别人都不愿去。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钟扬深知，西藏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对国家有重要价值，每一颗种子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中国基因”。
从第一次采访钟扬，到几次撰写报道介绍钟扬，一次次听他的同事、友人、学生讲述钟扬，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钟扬一生的故事，就是种子的故事。
钟扬用毕生寻找种子，播撒种子，他的一生就是扎根大地的“中国种子”!
不忘初心的追梦人 牢记使命的拼搏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金力
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我和钟扬是两个著名的“胖子”，也是著名的工作“疯子”。这两个多月来，我一直觉得他还没走。在我内心里，始终不愿去面对、去回忆、去接受这个事实……
倘若要让我用一个关键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应该是“追梦”二字。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
1979年，15岁的他考入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他被分配进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年少有为，他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
他最初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他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像”精神：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是他心中的一个梦。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他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受足够重视。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青藏高原。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在与自然极限的抗争中，人类是极其脆弱和渺小的，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那样高寒险恶的环境中长期工作。钟扬为了心中理想，竟然能整整坚持16年! 我相信，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他还会继续坚持下一个10年，20年!人生能有几个10年啊!那么多的艰苦，也只有他，说起这些能云淡风轻，也只有他，扎根进去，就毫不犹豫，绝不回头……
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学生会将梦想之路延续。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宝贵的种子，只要用心浇灌，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 拉琼
2006年夏天，我与钟扬老师第一次相遇。睿智、自信、渊博、幽默、热情是钟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当初钟老师来到西藏，发现西藏的科研基础太薄弱。他意识到，西藏需要的不仅是科学家，更需要的是教育工作者。于是，他决定投入更多的精力帮助西藏大学提升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成为这里的“援藏教师”。
熟悉钟老师的人知道，他生活极其简朴，但后来我却发现，他对藏大师生非常无私。例如，他想帮助藏大的学生开拓视野，私人出资发起了“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面对西藏大学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现象，他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
2002年，钟老师帮助藏大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16年来，钟老师对西藏人才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了西藏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为西藏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青藏高原的高山沙石地，生长着一种喜光、耐寒、耐贫瘠的高山植物———藏波罗花。有一首藏族民歌写到：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老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藏族诗歌。他就像这青藏高原的藏波罗花，深深扎根，顽强绽放。他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留下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楚永全
钟扬院长是2012年9月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职的，到不幸去世时正好5年。这5年，他为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生院的每一项工作成绩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我们同事心目中，他不仅是杰出的植物学家、贡献突出的援藏干部、爱生如子的人民教师、广受欢迎的科普大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研究生教育领导者、一位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为了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他上任不久就设立并在全校大力推广“集中授课式”课程项目。请海内外名师共同授课，集中讲授各学科专业的前沿热点和新兴、跨学科方向的发展动态。他说：“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所有课程的质量，但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品位，让同学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
为了提升研究生院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他直接推动成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成立初期，他亲自坐班示范。他常常对我们说，“宁可我们自己累一点，也要尽可能方便学生。”
钟院长去世后，有人说：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这背后是他对事业的挚爱和远远超过常人的努力拼搏。他经常需要在上海和西藏之间往返，为了不耽误两边的工作，往往是白天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后，当晚飞到成都，天一亮就乘最早的航班飞往拉萨，投入工作。
几年前我还在研究生工作部工作时，曾经邀请他为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讲课。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看了看日程安排，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做过很多类似的报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他身上汲取了成长的正能量。
他走后的这段日子，每天晚上我们离开办公楼的时候，仍会抬头看他的那扇窗，房间里的灯再也没有亮过。不过，他已经在同事们的心中点燃了一盏灯，它永不熄灭，将一直引领我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