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12月22日 星期五
XR9
文汇学人;专题

寻求欧洲危机的解答与重塑民族认同?

——德国新教改革500周年纪念


1617年,路德改革百年纪念时印行的宣传画,正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刻写论纲的路德。
维滕贝格的路德故居,今路德博物馆
1967年民主德国的宗教改革450周年纪念邮票
左:1979年联邦德国的路德《教理问答》450周年纪念邮票
右:1982年民主德国的路德诞辰500周年纪念邮票

    吴愁

    此次纪念为追溯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的共同思想根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种追溯也许是后现代社会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某种反向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公开反思当代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危机,以及重新思考新教传统、文化和教会能为社会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的机会。

    2017年10月31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文化部长格略特、各方宗教人士、学者等齐聚维滕贝格的城堡教堂(Schlosskirche),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在过去的一年中,以德国为中心,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共有19个国家68个城市举办了庆祝活动。活动形式包括学术会议、书籍出版、文化历史展览、电视广播、新闻媒体等,形式之多样、席卷范围之广泛,可谓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根据德国MDR数据统计,德国联邦政府、自治州、教会及民间团体共投入了超过2.5亿欧元支持这一活动,其中萨克森州为这场纪念投入了大概1000万欧元,图林根州大概投入了6000-6500万欧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投入了8000万欧元,EKD(德国新教教会)和其他地方教会组织一共投入了超过4800万欧元。很多历史建筑、博物馆得到修缮,超过300个文化项目得到支持,包括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展览、学术会议、媒体宣传、相关戏曲、音乐、舞蹈等节目。根据宗改500周年纪念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息,这一年以德国为核心,包括整个欧洲乃至北美、东南亚、拉丁美洲,一共举办了不下百场研讨会,出版了300余本书籍,举办了近百场展览。

    相比之下,1967年宗教改革450周年纪念只有少数的西德和外国人被允许来维滕贝格参加庆祝活动。那次的纪念活动虽然也赋予路德思想以积极意义,如路德不仅仅是一位改教家,他所发起的这场运动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与人文的先进传统的代表与守护者”,但是仅限于东德。最近的一场周年纪念是在1983年,纪念路德诞辰500周年。东德国家议会主席Erich Honecker在图宾根州主教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路德委员会,并把路德表扬为“德意志民族的最伟大的儿子”,希望以此带动旅游业。当然,他的声名还是被远远排在马克思的后面。

    与迄今为止的路德和宗教改革周年不同的是,2017年的纪念活动以德国为中心,蔓延到整个欧洲,从东亚的韩国到北美、拉美,几乎全球都在庆祝。国际项目如巡回展览和合唱团之旅,基金会和海外办事处的合作,国际代表大会和旅游,更多地证明此次500周年纪念的世界性维度。正如骄傲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16世纪维滕贝格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德国、欧洲和世界。

    在德国,由官方倡导、地方民间组织配合的隆重庆祝,从媒体、文化界、学术界、到宗教界,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进来,似乎与500年前那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遥遥呼应。毋庸置疑,这场纪念活动已经不能用一场简单的文化活动来解释,那么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是否意味着某些新的思想潮流趋向?亦或是面对当前棘手的欧洲危机的某种应对策略呢?

    学术会议与论著

    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媒体报道有一大部分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这部分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主旨是为了向大众介绍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影响等内容,内容相对浅显易懂;知识阶层的讨论与论著,则折射出这件事情背后的真正思想深度与现实关怀。

    在这一年中将近百场的会议中,从主题上来看,无论是历史方面的再挖掘还是神学方面的再诠释,都与现实关注息息相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当下欧洲难民、移民、宗教接触、矛盾、伊斯兰信众如何融入欧洲等主题的讨论。例如,10月在德国格拉德贝克召开了一场主题会议“路德重装上阵:我们是否需要再来一场宗教改革”,10月底在维滕贝格召开的会议“宗教改革的全球影响以及是否继续宗教改革”。此外,从历史关联到当下的学术会议还有一年一度的宗教改革国际会议,第七届的主题是“超越路德:欧洲多元化的改革与崛起”,这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讨16世纪的多元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之间的跨学科交流。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复数形式在早期的现代研究中已经变得很普遍,然而这个复数形式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从相对严肃的历史学讨论中,可以看出学者的现实关怀。更加明确具有现实关怀意义的会议是11月奥胡斯大学举办的一场国际会议“重新思考宗教改革”。这场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宏大的问题:重新思考世界,重新思考现代性,重新思考欧洲。其中重点讨论了欧洲的国家、教会和宗教团体在过去 500 年的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分析和铭记过去几个世纪的暴力事件,对欧洲如何展望未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主题反映了学者们对曾经的欧洲社会改革的历史和当下欧洲需要进行的新改革的严肃思考。

    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现代性的建造者:路德-论著-500 年”的大会,主旨在于反思改革运动的多重维度,其后果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会议希望借助重新回顾路德作为现代性建设者的思想,激发共同欧洲的集体记忆和国家想象。或者说借助新教改革作为一种文化“资产”以及改革思想,重新建构或强化共同的欧洲文化,乃至共同的欧洲认同。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全球宗改:近代早期的宗教、社会、文化转型”会议,就旨在探索在全球的历史发展框架下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如回溯15到18世纪,欧洲和其他国家在宗教政治大变革的背景下,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交流如何发生转变,特别是他们如何推翻历史悠久的传统,重新划定边界,以及他们如何重新审视与定义传统的中心和外围概念。

    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北美,学界依旧从现实的考量出发,探寻历史能够带来的启发。从这些会议的主题及会议举办的频次来看,这种现实关怀,越到欧洲中心越显得密集和紧迫,尤其是在德国。例如10月由德国EKD主办,在维滕贝格召开的“信仰与神学:在俗世讨论中的宗教改革的基本观点”会议。

    其他的会议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其自身历史、历史影响以及对路德的再诠释。概括来说,会议主题最主要的是从现实关怀角度出发,涉及宗改的历史、教会史,对路德、梅兰希通等人物的研究,圣经与圣经诠释学、教义学、宗改对于近代历史的影响,包括社会、政治、法律、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以及最重要的,这段历史对于时代的启发。

    除学术会议外,在过去一年中出版的专业书籍如雨后春笋,堪与16世纪宗改爆发时的小册子出版高潮媲美。一年中德国各大出版社(如 De Gruyter、Kohlhammer、 Vandenhoeck & Rupecht、 C. H. Beck等)共出版了200多本相关书籍,期刊主题也多与之呼应。美国、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共出版150余本英文和其他语言书籍。这些专业书同样彰显了学术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按照内容主要可以划分为历史、神学以及与当下的关联三方面:1)重新回顾宗改的历史(包括教会史、马丁路德、梅兰希通与其他人物、宗教改革中的妇女、地方宗教改革、教派化过程);2)圣经与圣经诠释学;3)多元宗教接触与对话(现实中跨文化神学的挑战、多元与政治秩序)。从中也可看出与学术会议主题上的一致性。

    以上,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专业论著都可以看出,此次500周年纪念不仅仅是单纯地回顾宗教改革对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更是在今天多元宗教接触与冲突并行的全球化时代下,在欧洲发生危机的紧迫情势下,对宗教改革能够带来的启示与解答的一种积极探求。对话、宽容、共同价值、移民与应对,成为此次500周年纪念活动的关键词。秉承着“以史为鉴”的传统,默克尔在改革庆典上所说“宗教改革虽然没有直接构建民主的体系,但是却释放了人的自由,以之为动力,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和进步。因为吸收宗教改革在政治、思想、文化、宗教方面的遗产,可以为我们21世纪由信仰出发构建社会的互动秩序提供灵感源泉”。

    不容小觑的是,籍由这次500周年纪念,德国官方自二战以后,首次彰显出在文化思想上溯源、寻根的趋势。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自从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问题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此次如此大规模地从近代早期寻找精神文化的源头,让人不由深思,这是某种意义上尝试重塑民族认同吗?或者这也是一种针对欧洲危机的应对策略?或者德国是在努力尝试以基督教新教精神为核心,领导和强化统一的欧洲认同?正如这次周年纪念,新教和天主教将缓和与对话作为中心议题,而这是一百年前所没有的。回过头来,欧洲危机最主要的问题何在?重塑统一的欧洲认同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段历史以及新教思想又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哪些启示呢?

    欧洲的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近几年来,伴随着中东、北非难民的涌入,欧洲的问题开始凸显,辉煌了数百年的欧洲,在动荡的现代局势中似乎有一些进退失据。关于种族、宗教、人口的讨论和冲突在欧洲已经成为了日常话题,而欧洲的未来,不仅因为欧洲大国内部千百年来的博弈而混乱,更在面临巨大的外部撕扯。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今日虽未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接触与碰撞,也成为时代的大潮流,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稳定和平发展的秩序建设,尤其是如何应对眼下最具挑战的难民危机,恐怕是德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话、自由与宽容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基于当下的问题,理论先行,学者们怀着浓厚的现实关怀在理论上首先尝试发声。

    主流观点强调包容与共存,提倡民众对于不同的宗教与文化持包容态度。欧洲思想界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学者Franco Buzzi在他的书中(Toleranz und Religionsfreiheit in der Moderne)专门对此做出分析,并提出社会-政治的认同必不可少,也即在此过程中世俗力量的介入也是必不可少。对于500年前的基督教教派,需要学习的是尊重彼此的教派选择,包容这种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自由的个体的思想。这是一种根本上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并由此推动了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时代的共同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的尊严被放到至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它的源头。这点成为现代世俗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准则。以彼时的教派多元化应对今日更广义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教训,正是此次纪念如此盛大的一点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派的学者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17年10月,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因为对欧洲政治、文化和社会时局尤其是对欧洲精神的共同关切而走到一起,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巴黎声明》),表达了他们对目前欧洲危机的看法,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原则性构想。这种声音的出现,及其或沉寂或喧哗的后续效应,都折射出了欧洲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局面与前景。

    他们认为欧洲正在幻相、自欺与扭曲的意识形态中,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正如文中的表达:“虚假的欧洲把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事实上,它既谈不上普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建构的‘后民族’(post-national)、‘后文化’(post-cultural)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因此,这些作者们提倡捍卫真实的欧洲。他们的倡议本文提要如下:

    1)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真正的欧洲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尊严,无论性别、等级或是种族。这也是从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正如基督教今日的遗产: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基督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基督教会普世的精神帝国为欧洲提供了文化上的统一性。

    2)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并不矛盾。保守主义者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 真实的欧洲是欧洲各国族的共同体,拥有各自的语言、传统和边界,但仍然承认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即使身陷分歧甚至战争。这种多元一体是欧洲特质,弥足珍贵。过去的历史确证了欧洲作为一种正当意义上的世界级文明的深度和力量。他们并不谋求帝国式的强加于人的大一统。相反,欧洲的世界主义认为,对国家的热爱和公民的忠诚可以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欧洲的理想是团结一致,它基于对同一种法律体系的认同,该体系审慎节制,适用于所有欧洲民族。

    3)民粹主义应该被介入。由于所谓“民粹主义”的兴起,今天的欧洲存在很大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认为,欧洲需要依赖她传统的深刻智慧,而不是依靠简单化的口号和分裂的情感诉求。在新的政治现象中,许多“民粹主义”都代表一种对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

    4)反对物质主义与隔绝的个体主义,重建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反对虚假的普世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洲的统治阶层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规划更加具有全球整合性的市场经济、协调税收政策、推进性别平等的进步,可谓功劳赫赫。但是,欧洲社会正在被严重损耗。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并没有复苏。如今,欧洲被一种毫无目标的物质主义所支配。个人主义使欧洲人彼此隔绝。

    可以看出,《巴黎声明》对于欧洲现实的深切关怀。与主流知识分子一样, 双方都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主流选择多元一体的宽容价值观念,并积极构建解决当下问题的新的秩序框架,而保守主义者则从反面以相对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解决意见与态度,然而,他们的很多意见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例如在回归新教传统、探寻文化之根方面,主流观点不仅与保守主义者并无不同,而且此次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德国寻根新教精神、尝试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乃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统一的欧洲认同,已然是一种现实的践行。但是在构建共同价值上,二者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面对“民粹主义”的声音,保守主义的态度相对宽和,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构建“虚假欧洲”的反对声音是有益的,更易于拉回后者的盲目与虚假。然而这种观点落实于政治现实,不同的欧洲国家所作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奥地利的近期执政,则不得不说“民粹主义”的色彩浓厚,而德国无疑是站在对立面的,正如主流思想所倡导的那样,努力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

    结语

    总体上来说,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为追寻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的精神根源提供许多起点,这也许是后现代社会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某种反向必然趋势。正如保守主义者所说,“后民族、后文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他们无视甚至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根基”。也许正是这种攻击刺激了强化基督教传统、重塑民族精神认同的需要。与此同时,此次纪念也是公开反思当代德国和欧洲社会的状况,以及重新思考新教传统、文化和教会能为社会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的机会。一个意识到其文化印记的社会也可以为另一个陌生人提供空间,但要保障其国民没有感觉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多元宗教背景下的群体的和平共处有赖于对统一的秩序框架的认同,如何构建这种秩序框架,也许恰恰是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能给当下带来的最大启示。正如默克尔在庆典上的讲演所说:

    我们不会忘记,宗教改革不是一段和平的历史,它引发了长时间的冲突,教派之间的战争连绵百年,为欧洲带来了可怕的灾难。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在人的需求与秩序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教派之间的共存方式。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直接导向了将信仰问题放在一个世俗秩序——即国家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一结果。……历史告诉我们,一起思考这方面的自由和宽容是多么重要。但是,有一点也必须同样清楚——只有我们根据普遍接受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行事,才能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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