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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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

电视明星


    边芹

    单凭口才,多米尼克不是做电视主持人的绝配人选,他说话没有水龙头滔滔不绝的顺畅,词语从大脑转到舌头上,他可不是个无须过渡的人,相反他需要特别的紧张,才能在艰难的过道里将思想挤压到舌尖,再翻转并不太灵活的舌头把话语送进麦克风。这让他播讲时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窘迫,像在逃避什么压迫,这一丝无奈混同于俊秀男子的腼腆,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木讷和温厚。是这表情为他赢得了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她们由于暗暗为他着急,倒生出怜爱之心。影像自有一套对世事的注解,与现实的距离在无数双眼睛的操纵下,可以越走越远。

    后来在荧屏上与他照面的人,都很难想象1978年之前的他。那一年之后,在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晶体管屏幕上,他打着领结,带着大波浪的乌亮头发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瘦长平展的脸挂着晒足了太阳的古铜色,黑眼睛既不大也不凹陷,这倒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欧洲骑士的血脉,那收紧含蓄有如细刀削切过的半个亚洲面孔,相比一般人起伏夸张直往外溢的线条,少了些许放肆。而这副容颜背后的他,远没有这般消停。

    在这张画面被各种幕前幕后的力量制造出来之前,他还是个浪迹天下的闲人,喇叭裤、花衬衫和蒙头遮脸的长发是他的行头,与后来荧屏上那副发整面洁的绅士模样,岔出不知几许。这个征战不息的种族在消费社会到来时,凭着男性服饰的花里胡哨,开启了女性化的移变。那时的布尔乔亚子弟,吃穿不愁再搭配点文艺细胞的,最时髦的青春消遣就是投身反叛阵列,一场精神解构以宽衣解带为破门钥匙。他这军中贵族子弟,学了几年哲学,既没有经商头脑,又与布尔乔亚的铁杆职业———律师与法官格格不入,更不具行伍从军的身板意气,挤入教书行列亦觉误人子弟,人生目的羞羞涩涩抱着琵琶不露面,百无聊赖。由此时风送来了无所事事的天赐良机,整个社会正把刚刚到手的温饱有余折换成游山玩水的兴致,大半的青春少年把从命运锦囊里赊来的闲情逸致扑到旅途和美景之上。

    他要走可不是三百公里、几张留影了事的,所谓“浪迹”,既非苦心志、劳筋骨,亦非改天换地,而是挑个说一不二的地方可着性儿浪荡。人啊,不管怎么折腾,逃不开自己的本性,心心念念与作殖民征服者的父辈反着来,轮到自己,满世界犄角旮旯去找的,还是那份感觉,只不过担当是一根头发丝都嫌重的。

    那年头,符合这样要求的地方还是一捞一把的,理想的多在热带的岛屿、大山里。气候理应是温热而阳光充足的,景色必定是未经工业化强暴的,穷要穷到掏出一个子儿就可以当老爷,吃喝住行有一群仆役,靠着货币强势,住个三两年,什么也不干,荷包决不伤筋动骨。

    虽说只是穷乡僻壤,举目天下,符合条件的也非俯拾皆是。这其实是历史夹缝中闯出的一群“江洋大盗”几个世纪以来最后一次地理大发现———他们挑中了世界屋脊脚下的尼泊尔。1972年,正处在叛逆冲刺阶段的多米尼克落脚加德满都,自此着迷了一阵子“东方哲学”,其实就是山洼里的人无奈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而认命服输的借口,却正对了理性主义撞了南墙又被消费主义劫走了神圣的文青的胃口。在加德满都一栋土楼改装的旅社,他在香炉和大麻的云山雾罩里,过起了一生最消停的日子。两层土楼里全是与他一个范式的青年,伴着蜂群一般嘤嘤嗡嗡的本地侍者,客栈老板却并非土著,娇子们浪归浪,命运的一粒面包屑都不会让土人攥着,早有同胞用一口鸟食买下了楼。

    然而新鲜感是人最不忠诚的伙伴。半人半神的生活随着土著学坏变精,就像神龛被撤掉的木椟,失了神光异彩。钱的调教速度是鞭子都赶不上的,直到命运掉转船头。

    一日,土楼里来了个登山旅行团,攀登爱好者占据了整个旅社的一楼,他在二楼露台上抽烟或读书时,会看到一个披着浓密卷发的女人娴雅的步态和让人着迷的脸盘。他有点惊异究竟是什么迷住了自己,他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近一段时间甚至对异性有些麻木,他由此第一次感觉青春已逝,那家伙走得匆忙,招呼都没打。但一时之下他并没有琢磨透那张晒到象牙色并不太欧化的脸以哪些线条和神情击中了自己。很多年以后,物非人逝,他搬家清理旧照片,在一只已然发黄的信封里,滑落出一张他与她的合影,他们站在一棵大树前,远山有座寺庙,他左臂环着她的肩。已步入晚年的他,时隔那么久,重见永远定格的刹那,才恍悟当年是什么决定了眼睛的选择:她与他的相像!她的脸就是他自己的脸朝完美的方向迈进的那一小步。

    为了接近这个叫娜塔莉的姑娘,1974年夏天,他跟着登山者进了大山,十几个白人玩家,前后左右跟着以此为食的土著向导,矮小乌瘦的一大群替代骡马为他们背负登山和露营设备。在海拔五千米的大本营,他们被恶劣天气困了十多天。两人在这些进退维谷的日子无比接近,好像唯有如此稀薄的空气才能让雌雄二体弃绝他们的肉体只让至真至纯的哲学挤在中间。静谧的黄昏,望着被落霞燃赤的珠峰,他问她那上面究竟有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登山之路到此为止,寻思若为见人所未见往上爬,颇需傻气,甚至有些无聊的做作。他接着补充了一句,从哲学意义上讲,人只有两种境界:求生和求死。他以为她会跟他描述上面的美景,那是俗人证明自己不俗能赊来的最大一笔欠债。不想娜塔莉说你实际已有答案,那是一个最接近死亡的高度,是被推到极限的死亡边缘,所有的苦痛就为了那一瞬间与死亡面对面的寂静和孤绝。

    弓与弦只在某一点上弹出美妙的音乐,偏离一点点就变成噪音,在他与女人迅速变成噪音的关系中,娜塔莉有如穿透他灵魂的旋律,不偏不倚与他落在弓与弦至妙的那一点———她是他自己心高气远却既无意志也无胆魄抵达的另一头。登山归来,娜塔莉搬进了他的小套间。这女子最让多米尼克欲罢不能的是其银行世家的出身与全然缺席的物欲,在学哲学钻生命牛角尖的人眼里,那是一种比登上珠峰与死亡直接对话还要纯粹的状态,丝毫不带这个世界的味道,像是前世修来的,又像是与命运卷裹不了的力量签定了什么契约。那份纯粹让她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奉献的魅力,比单纯来自娇柔或性感的美多了几许不易被眼睛识破的妩媚。

    他就沉溺在这难以言表的妩媚里,追随娜塔莉从恒河到湄公河走了一圈。在热带蚱蜢般繁殖的稠密人群里,他第一次依稀看到世上百分之九十九随波逐流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和百分之一将世界纳入自己意愿的人,娜塔莉应该就在这后一群人里。

    1975年秋冬交割之际,加德满都的无业游民生活在他眼里已然尽失目的,这个与他熟悉的天地反着来的世界,开始让他意识到自己逃脱的努力一钱不值。他打算把自己这艘沉船拴到娜塔莉温柔臂膀提供的港湾,遂向她求了婚,并决定与她一起打道回府。临行前,她去了一趟泰国,说是十天半月的一个小任务,让他耐心等待。

    他等了一个月,等来了她在曼谷香消玉殒的噩耗。1975年圣诞前夕他黯然神伤返回巴黎。这起将他生命一截两段的大变故,风卷残云将他寻欢撒野的浪荡岁月送到了九霄云外,这女人好像是上帝派来押解他转回人生既定轨道的。他剪短头发,脱去粗衫,在乔治五世大街量身定制了埃及长绒棉衬衫和美利奴细羊毛套服,打上丝织领带,别上银错金袖扣,在娜塔莉家族的引荐下,走进了这家最大私人电视台。谁都说这是浪子回头,而实际上头是回不去的,任何一场社会梦游,让人逃开寻常位置,做着不知在做什么的事,都是有代价的。但他并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更不知道娜塔莉并不是死于曼谷街头,而是越柬边境。这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女人,闯入他的生命与走出去一样突兀,并且带走了所有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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